第一个难题是气候的变化和农业技术的进步对楚国不利。
　　楚国首次出现于历史记载中，是商代末期。那个时候它的位置在今天河南西部的丹水和淅水交汇的淅川一带，是生活在那里的一个部落。在周灭商的过程中，楚部落参加了周所组建的联盟，因此它的活动开始被周人注意到并且记入史书。
　　商代末期，西周初期，是一个气候有着明显变化的时期。此前的商代大部分时间里，黄河流域的气候都是比较温暖和湿润的。从甲骨文中可以发现，商王的一项日常活动就是出外打猎，消灭遍布各地的野兽。这些野兽包括有水牛、黑豹、花豹、鹿、虎、熊、甚至还有现在一般认为生活在炎热地区的大象和犀牛。要繁育出这些品种繁多，大体量的动物，可以想见当时黄河流域的丛林和植被生长的非常茂盛。
再看西周时期留下的各种资料，我们的感觉就完全不同了。周王很少出外打猎，祭祀仪式中的动物牺牲在减少，没有商代那么铺张。贵族的生活方式也受到礼制的严密约束，不再象商代人那样大肆的吃喝饮酒，从整体印象上看，西周是一个相对物质缺乏和节约的朝代。竺可桢在他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把西周时期称为‘西周寒冷期’，认为这个时代处于历史上一个气候变冷周期之内。具体的证据可以参见《竹书纪年》中的记载，公元前903年和公元前897年，南方的长江曾两次结冰。
　　差距这样显著的气候变化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年两年中达到的，它有一个长期过程。实际上，在商代末期，年平均气温已经开始逐步降低，商被周在政治上所取代就和气温的降低有密切关系。

因为天气变冷后，原本已经位于高纬度寒冷地区，比如北部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日子会更加难过。为了抵御严寒，寻找食物，生存下去，他们的反应只能是往南方温暖地区迁移，直至侵入商王国的领土。为了生存而发动的战争，不胜则死，这些游牧民无疑会爆发出很强的战斗力，这就是长期困扰中国古人的‘北狄’之患。当然，侵略商的不一定都是来自远方的游牧民，也有可能是一直生活在商朝边境线附近，日子还能过下去的一些部落，他们受到背后游牧民族的进攻和驱赶，失去了家园，也只好向商的控制范围内前进。
　　同理，一些原本生活在高海拔的高原，山区，比如中国西部青藏高原地区的游牧部落，由于高海拔地区比低海拔的平原温度一般要低一些，气候大环境变冷之后，他们也会向低地发起进攻和迁移行动，这就是古人说的‘西戎’之患。周部落属于这种情况，周原来是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山地的一只以牧羊为生的游牧部落，在古公亶父的时代，它们抵挡不住其他游牧民族的进攻，被迫离开家园，迁居到周原，这里离商朝的边境线已经不远了。
周有一个特点，它一接触到商朝，就诚心诚意的向商朝学习，迅速吸取很多先进文明的知识和文化，而且在周原积极开辟农田，发展农业生产，彻底的把自己从游牧民族改造成一个农业民族。周因此具备了其他游牧民族所没有的双重优势，在所有攻击商的部落中，周的实力最强，成为联盟的盟主。
　　据传说，周组建的联盟，包括‘八百诸侯’，这个比较夸张，但是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参加联盟的部落是很多的，其中也包括了楚。不过，楚部落和周的相互关系从一开始就不和谐，不顺畅，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变的越来越差。历史过于久远，双方交恶的原因已经难以查清，我猜测，这是由于楚所在的淅川地区和其他西戎，北狄部落不一样，位于商朝偏南一带，这里的气候比较温和，水土丰茂，楚没有生存危机，也就没有强烈的攻击商朝的欲望，它参加联盟，更多的只是想顺应大势，或者乘机浑水摸鱼，捞一些好处。在灭商战争期间，它没有积极响应盟主周发出的号令，损害了周的威严，所以和周的关系恶化了。

周幽王被犬戎所杀，西周自此灭亡。平王东迁后，周朝中央政府的实力已经下降到了可以被人忽视的程度，它再也没有足够的权威来统一指挥各诸侯国对周边异族进行联合作战行动。中央政权解体后，各国只能各自为战，这是异族入侵的一个好机会。所以在春秋早期，出现了‘南蛮与北狄交，中原不绝若线’的情况。南蛮指的就是楚国，它向北扩张，直到和北方南下的游牧民族正面接触，华夏各国因此感受到极大威胁。
　　西周的瓦解对楚国来说是一个及时雨一般的好消息，因为进入春秋时期以后，气候明显暖和起来，年平均气温开始升高，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变的较为困难，开发进程逐渐变慢。楚国想继续增加土地和人口，依靠内部开发这个办法已经收效不大了，它只有转而依靠对外扩张的办法。西周时期在楚国附近分封的国家都是一些实力不强的小国，一旦失去中央政府的支持，它们自己是没有能力抵抗楚国进攻的，很快，这些小国中就有不少被楚国吞并，楚国势力不断向北推进，引起了华夏国家的集体恐慌。
西周寒冷期对于长江流域来说是个适合农业发展的时间段，但对于黄河流域来说，干冷的气候却让那里的农业生产条件显得比较苛刻，所以各诸侯国往往特意选在水土条件相对优良的少数地方建国，它们所控制的农田通常也只分布在城池周边地区。总的看来，西周时期大部分诸侯国的农田和领土都没有互相邻接，之间有不少的空地和隙地。到了西周最后的二十年左右时间和春秋初期，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的各国联合防御逐渐削弱和崩溃了，之前200多年时间里，被周朝的军事抵抗强行滞留在边境线上，逐渐累积起来的大量西戎，北狄游牧部落纷纷进入这些到处存在的空隙地带，直到和楚国接触。
　　南蛮楚国，北狄游牧民族，这两大威胁是任何一个华夏国家都不能独自解决的。所以才有了管仲的尊王攘夷，以拥护周天子为名义，以齐国为中心，把华夏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应对两大外部威胁，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春秋称霸运动的缘起。

可惜好景不长，魏文侯即位后，黄河中游一带的三晋国家结成联盟，彼此的关系调整理顺了，魏文侯又通过成功的改革增强本国国力。由于赵国不怎么愿意参与对楚战争，（楚国在南方，隔着韩魏两国，攻占楚国的土地对赵国一点好处都没有，而韩国一直想吞并楚国的小弟郑国，和楚国矛盾大，魏文侯主要是联合韩国开始向楚国发起反击，楚国不但不能继续扩张，反而丢失了许多已经占领的土地。田氏家族在齐国的统治稳定下来以后，也发兵把原属莒国的土地给夺取过去，楚国雄心勃勃的向北扩张计划又一次被迫中止了。
　　在那之后，吴起率领的楚军，曾经在刚平之战中重创魏国，徐州相王和五国相王期间，楚国也分别击败过齐国和魏国，但这些偶尔的强势表现总显得不够持久，也不如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地位那么突出。战国时期，虽然楚国拥有各国中最为广阔的领土疆域，它的表现却比不上春秋时期，这是为什么呢？
前面讲到，进入春秋时期后气候就开始变暖，楚国对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过程相应的变慢了，但它通过吞并很多北方小国弥补了损失。到了春秋战国之交，气温可能还在略微升高，竺可桢认为，那个时候北方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3摄氏度以上，山东地区的气温和现在的上海一样，而且这样的温暖气候一直保持了下去，直到秦汉时期，也就是说，进入战国后，楚国内部开发的困难形势一直在延续甚至可能更难了。
　　当时北方的土地大多数已经被七雄级别的大国所占据，可供楚国进行扩张的小国越来越少，剩下的小国主要是泗上十二诸侯，而泗上十二诸侯是齐国的缓冲国。楚国知道，齐国不会容忍楚国灭掉这些缓冲国，就象楚国灭掉莒国后所发生的那样，齐国会进行反击。楚国自己也意识到，在地图上抹掉这些缓冲国对楚国的外部战略来说未必是好事。正因为有缓冲国的存在，齐楚关系才没有发展到楚国和韩魏之间的关系一样恶劣。楚国和韩魏之间经常你来我往，打的不可开交，矛盾越来越深。不打仗的时候，楚国也必须时刻在北方和韩魏两个国家接壤的漫长边境线上布置大量兵力进行防守。如果和强国齐国之间也没有了缓冲国，同样的出现大段直接对峙，容易引发冲突的边境线，楚国将不堪重负。

战国时代，楚国的领土只有一次比较大的增长，它于前306年灭掉越国，不过灭掉越国并没有挽救楚国，把它拉出不断下滑的轨道。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总是不安分，总是在想方设法的对外扩张呢？因为它为了维持自己的强国地位，必须赶上北方国家国力不停顿发展的步伐。气候变暖对南方的楚国不利，但对黄河流域的国家却完全是个好消息。原本在西周时期干冷的气候，在温度增高3摄氏度以后，变的温暖湿润，这种气候环境条件，刚刚好适合黄河流域发展农业生产。
另外，这个时代的农业技术水平得到了巨大提高。根据杨宽的战国史，主要有三个新因素对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起到关键促进作用。一是新的生产工具--铁制工具的运用；二是推广了牛拉耕犁这一新的耕作方式；三是输入了新的农作物品种冬小麦。三个新技术和新品种都是从西亚地区引进的，在春秋时期开始得到应用，在战国时期普及到北方各地。
　　楚国的不幸之处在于，它不能象北方国家一样，从这些技术进步中获得足够好处。长江流域进行农业开发，必须先从茂密的森林中开辟出农田，砍倒大量树木。当时的南方地区气候过于炎热潮湿，树木在这种环境下总是长的又快又粗又壮，即使农民们手上有了铁制工具，砍伐这样的大树也是很困难，很费力的，而且光砍掉地面上的树干还不够，还需要把地下同样生长的又粗又深的根系给挖出来。长江流域的树木含水量很高，象北方那样放火烧林也是不可行的，只能老老实实，一棵棵的处理，这些事情做完后，才能开始在土地上进行播种耕作。

同一时期，北方各国的农民手上普遍有了铁制的金属工具以后，由于当地的树木远没有长江流域那么高大粗壮，生长迅速，他们开始了四处砍伐的运动。“孟子.告子上”中有一段描写：
　　孟子说：“牛山的树木曾经是很茂盛的，但是由于它在都市的郊外，经常遭到人们用斧子去砍伐，还能够保持茂盛吗？当然，山上的树木日日夜夜都在生长，雨水露珠也在滋润着，并非没有清枝嫩芽长出来，但随即又有人赶着羊去放牧，所以也就像这样光秃秃的了。人们看见它光秃秃的，便以为牛山从来也不曾有过高大的树木，这难道是这山的本性吗？即使在一些人身上也是如此，难道没仁义之心吗？”
按照孟子的说法，当时可以看到许多被人砍的光秃秃的山坡，以至于孟子用没有树木覆盖的山坡来类比缺乏道德的心灵。山坡上的土地难以引水灌溉，以当时的技术是不能用做农业用地的，这里的树木都被砍光了，那些能够用来作为农业用地的，平地上的树林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可以想象一种情景，黄河流域的大平原上，沃野千里，阡陌纵横，各家各户乃至各国的田地互相邻接，这种情景在长江流域是绝对看不到的。有赖于铁器的普及应用，大量新的农田被开辟出来，魏国的‘尽地力之教’政策，秦国的‘全民耕战’政策，就是建立在这种物质基础上。
　　第二项新技术，牛拉耕犁也很重要，牛拉耕犁技术的本质是用畜力节省和代替人力，这一技术推广开以后，一户农民能够耕种比以前多的多的土地，农业生产效率明显提高了。

不过，牛拉耕犁技术适合于在黄河冲积平原那样，大片的，平整的，形状规则的土地上使用。长江流域水系密布，到处都是河流，湖泊，沼泽，比如，楚国著名的云梦泽，就是一块面积非常广阔的沼泽地。即使经过几千年的农业开发后，现在长江边上一些地方仍然称的上是水网地带，不难想象古代水系的覆盖范围有多么大。在河流，湖泊，沼泽的中间才是茂密丛林，农民们辛辛苦苦的在丛林里披荆斩棘，之后开辟出水稻田，这些田地也多半是小块的，零星的，不规则的，牛耕技术在这种条件下意义并不大。
　　至于最后一项重要技术，冬小麦的引进，对长江流域来说就更没有用了，这里种的是水稻 ，不是麦子。战国时期的年均温度比现在要高3摄氏度以上，一年中的作物生长期比现在多40到50天，也就是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间，当时黄河流域刚好可以做到一年两熟，种两季谷物，冬春种一季小麦，夏秋种一季粟，而现在黄河流域只能一年收获一季谷物。所以，冬小麦这一新引进的农作物品种，在战国时期能够让谷物产量增加几乎一倍，意义重大，在现代却发挥不出什么作用，也不被人重视。
铁制工具的普及使得大量田野被开辟出来，有了牛耕技术的帮忙农民们工作效率大增，冬小麦的引进造成谷物产量翻倍，再加上在温暖湿润的有利气候条件下，各种农作物都生长良好，这些好消息加在一起，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战国时期，北方各国的农业生产总体来说是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进步。在古代，一个国家的人口总数是由它的农作物收成所能养活的人数来决定的，农业也是所有其他经济部门的基础，农业产量显著增加以后，整个国家就会随之呈现出人口繁衍增多，经济实力增强，综合国力不断发展壮大的景象。
　　这些新技术里只有铁制工具对楚国比较有用，但铁制工具的使用又被南方气候变的炎热潮湿这一不利因素很快抵消了。相比黄河流域的大踏步前进，长江流域的开发进程处于缓慢甚至部分停滞的状态，楚国发现自己越来越赶不上北方国家实力增长的步伐。楚国如果还想维持顶级强国的地位，就只能朝外部扩张，（显然，最好的扩张方向是在北方）吞并其他国家，把别人的人口和财富变成自己的，但是进入战国时期以后能够被吞并的弱小国家越来越少，各地都只剩下一些难以对付的强国，这个办法渐渐的行不通了，所以，楚国也就逐渐的衰落下去。

和北方相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方各地，新的农田不断被开辟出来，农业产量增加，人口密度上升，经济获得持续发展，以南方为基地的国家实力壮大，甚至可以和统一了北方的国家长期抗衡。
　　公元200-600年的寒冷期结束后，公元600-1000年间，进入一个相对温暖期，气温又升高了，但并没有达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那么高。也就是说，气候既不太热也不太冷，处于中间阶段，很难说对南方和北方哪个更有利。这400年里南方的开发还在继续，比如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还有唐末五代时期，为了躲避军阀混战的战火，一批批的北方居民迁徙到长江以南地区。一直到五代结束，宋朝建立的时候，长江领域的开发过程才基本完成。
　　战国时代的著作《禹贡》当中，根据天下九州的土壤肥沃程度，分成九个等级，其中，长江流域的荆州和扬州，列入下中和下下等，也就是最差的两等。其实，这是因为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气候不适应战国时代所流行的那些农业技术和品种，让人觉得收成不好，土壤不肥沃。公平讲，长江流域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这个区域后来成为了中国的粮仓。长江流域的土地开发出来种水稻以后，同样面积土地上的作物产量一般比黄河流域高许多。但是长江流域茂密的森林地带，其起步阶段开发难度要比黄河流域高的多，而且水稻种植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人口参与。所以，一直从三国持续到宋朝建国，在比较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也用了长达800年的时间后，我们才能有把握的下结论说，当地的土地已经被完全开发出来了。
难度如此之高，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依赖内部开发的办法和北方国家抗衡是不现实的，它努力的对外扩张，目的只是尽量维持自己现在占据的大国地位。
　　战国历史给人们一个奇特的总体印象：尽管不断发生各种人员死伤无数，物资破坏严重的战争，但总人口仍然在不断增加，经济发达，工商业繁荣，思想文化活跃，社会各方面都在持续的获得进步，似乎孟子所说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惨烈战争，对历史发展没有产生什么负面作用，反而有促进作用。其实，如果当时没有坚强的，历史上少见的农业生产大发展作为基础，这一切都是谈不上的。楚国在这一农业生产大发展进程中分享的好处比较少，所以，尽管大家觉得楚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实力和底蕴应该比较深厚，但它的复原能力却比不上北方国家。

战国时代的发展重心在黄河流域，在北方，我们可以因此产生一个推论：楚国人口密度最高，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应该位于最靠近黄河流域，最靠近北方的地区。是不是这样呢？是的。南阳盆地是楚国的经济中心，盆地中的宛和邓是楚国最有名的工商业城市，而南阳盆地在楚都郢的北面，紧邻着北方邻国韩国和魏国，因此楚国修了一道‘楚方城’防线来专门保护南阳盆地。前279-278年的鄢郢之战后，楚都郢所在地区被秦国白起占领，楚国被迫向东方撤离。它把新都城设在陈，陈是以前陈国的都城，从地图上看，这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因为离楚国的北部边境线很近，而且周围都是平原，无险可守。后来，到了楚国最终灭亡的前夕，由于受到秦军的直接威胁，它又把都城迁到寿春，淮河北岸的一个城市。
　　为什么楚国始终不愿意象以前的吴国和越国一样，把都城设在长江以南呢？这里有江淮之间水网地带和长江天险的保护，明显比淮河以北的城市安全系数高的多。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方政权主要就是靠这条防线抵御北方异族政权的军队南下，而且取得了很好效果。这是因为楚国的人口密集区和经济最发达地区在北方，淮河以北一旦丢失，楚国剩下的实力就很弱了，即使有自然天险的保卫，也没有多大意义。
秦朝灭亡以后，项羽建立起新楚国，他决定把都城设在彭城。从地图上看，彭城的地理形势和陈差不多，也是靠近楚国的北部边境线，无险可守。郢都曾经是楚国几百年的著名都城，一度聚集起不少人口，但楚国迁都以后，郢很快就成为了长江边上一个被人遗忘的普通城市，我们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楚国人建议把都城迁回这里的，这个和当地过于炎热的气候应该是有关系的。
　　李清照诗云：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杜牧的诗‘题乌江亭’是这么说的：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杜牧和李清照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的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诸朝划江而治的历史，李清照生活的时代，南宋和金朝进入南北对峙的状态，所以他们认为如果项羽肯过江东，‘卷土重来’是有可能的。我不这样认为，时代不同会造成客观条件的巨大差异。楚汉战争时期，南方的实力远不能同经过长期开发的后代相比。项羽从江东出发渡江北上，向秦国发动复仇战争，他带了八千子弟兵，这个数目并不大，说明当时江东地区的人口有限。也许江东子弟确实是‘才俊’，但垓下之战失败后，项羽只依靠江东这个地区和刘邦动辄数十万的军队相抗衡，实力对比太悬殊了，不要说卷土重来，就是项羽建立的政权不被很快打垮的希望都很渺茫。
　　越国和楚国一样位于长江流域，春秋末期灭掉吴国后，它曾经称霸一时，拥有的国土面积比战国七雄中的大多数国家都要大，条件看起来也是不错的。但是进入战国后，它发觉自己越来越赶不上北方国家发展的步伐，实力差距被拉开，直到被楚国吞并为止，它都一直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所以越国没能跻身于七雄国家的名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