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y Cat·拿来主义】——梅侬札谈之六·音乐篇 三·演绎《Zombie》 非常庆幸的是，在蔡琴之外，我又看到一位音乐上相当具有创造思维的歌手。她就是李宇春。李宇春作为一个还没有拥有自己的作品的新生幼子，她目前阶段只能翻唱别人的歌曲。但是李宇春就是李宇春，她凭借在音乐世界的惊人悟性和过人天赋，轻易地建立起自己的风格，并且在众多原唱前毫不示怯。换言之，她借走了人家的旋律，但旋律最终为她所用，成就了她自己。这就意味着她提前完善了一个音乐路途上的过程。在很多歌者还停留在模仿复制，寻求最适合自己的风格的摸索阶段时，她已经跨越了这一步而拥有自己的东西。而此时，她甚至还没有拥有一首真正意义上自己的曲子。不能不说，她不仅拥有干净而独特的声音这个巨大的天赋，还拥有一个真正可以为歌唱而生的灵魂，这种音乐上的悟性不是很多人都具备的。 很多人听过她的歌，都感到奇怪，认为她的歌声有一种自己的风格（这里不包含她本身的独特嗓音的魅力），听过她的歌声，再对比原唱，就能轻而易举感受到这一点。事实上，从她的《猜心》，《蓝天》等等，都不难体会出她的个人诠释（尽管这些作品流于制作简陋而存在各种不同程度上的瑕疵）。如果说《eyes like yours》能从声音的质感和演唱的爆发力上直接震撼你的灵魂的话，那么最能体现她的悟性，就在于《Zombie》这首歌上。“Zombie”通常翻译为行尸走肉，有的人干脆翻译为僵尸，类似于毫无生机，了无生趣的人。这支歌的背景其实大多数人都知道，爱尔兰作为一个人口总数还不及深圳3/4的小国家，长期一直在不列颠的控制下，人民要求独立的心声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一两年还在不停地爆发冲突，甚至于教派冲突导致的节日庆典游行都会造成死伤无数的惨剧。为此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和布莱尔德唐宁街十号的矜持英语，不得不亦步亦趋，反复聒噪。但是爱尔兰人显然厌倦了他们的聒噪，而长期的高压受制于人的生活，整个民族的反战情绪都在这首歌里弥漫了开来。极度压抑，扭曲，悲怆，死亡边缘地的悲愤与麻木交织，渴望自由被压制下的了无生机，贯穿了整个主题。Dolores的声音比较高亢，她忠实了歌词的主体感觉：压抑而麻木，所有的呐喊皆在喉咙底下若沉若浮，灭亡的气息，灰色的脸，让人能立体地感受到棺木行走在空袤原野的沉闷和绝望的蒙太奇画面。爱尔兰人毫无疑问是音乐的精灵。 如果说李宇春仅仅复制了这种压抑后的沉闷，喉咙以下的绝望的唱腔的话，那么即使她的音色能带给人不同于Dolores的感受，她也不算是好歌手。因为她缺乏自己的领悟力，不能给同样的一首歌曲注射新的感觉和生命力，那和Copy Cat有何两样呢？音乐需要灵魂，旋律需要赋予全新的生机，个性化的领悟和诠释，如同一汪水潭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激活。你可以拿瓦片击水，她可以拿石头击水，但决不能让它成为一洼没有涟漪的死水。选择的方式不同，但目的是相同的——激活它！这个激活，就是赋予音乐新的生命力和灵魂。 很多人以为，行尸走肉的定义就应当是受压制后的抑制。但忽略了这种性格长期扭曲后的另一种方式：爆发。正如鲁迅所言：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从心理的分析上，这两种心态是密不可分的。就像孪生子一样，手掌是压抑，手背是呐喊。这在现代高压力高强度的社会中，实在是再好理解不过了。很多人在上司办公室里被训得跟孙子似的灰头灰脸，表面驯服，但内心可能在咬牙切齿。前一秒他回到自己办公室可能会捶墙擂桌，后一秒被唤进上司办公室可能就是不动声色，甚至满面堆笑。这就是极其典型的同一层面结构上的两种截然不同心态流露（日本的一些人很会动脑筋，看到这种情况，就赶紧推出泄压服务。把客人放在一个房间，里面任由他砸瓶子，扔破烂，把整间屋子里面的东西全部摧毁，让他像野兽发狂完毕后，出来的仍旧是个西装革履，斯文有礼的文明人。） 李宇春显然是个非常有悟性的人，她很准确地把握住了压抑受制这个层面的另一种情绪方式：爆发。所以她的《Zombie》不是像Dolores的握手死亡，渲染极度的麻木，而是抓住了死亡阴翳中麻木掺杂的阵痛。情绪亢奋，但非兴奋；主旨愤懑，而非快活。尤其当她最后结束时的三声《Zombie》，几近重金属的呐喊，将悲愤的情绪表述无疑。但《Zombie》这支曲子可以在颓废和摇滚中间寻找第三条出路，这种诠释方式毫无疑问是聪颖而刺激的。 十七岁的贝多芬前往维也纳拜会莫扎特时。莫扎特起初还很看不起这个孩子。随意地给了他一个主题，让他进行一段即兴创作性独奏。贝多芬愤怒而倔强地演奏完毕之后，技惊四座，莫扎特当众预言：贝多芬将会成为未来杰出的音乐大师。贝多芬后来确实也成为了世界级别的音乐大师。很难想象，如果贝多芬没有自己对于音乐的独特性的思维能力，仅仅只是一只Copy Cat的话，他能得到莫扎特如此高的评价和期许？尽管后来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被许多人评价为杂糅了莫杂特和海顿等的风格和影子，但其中个性化的表达，确实见证了他不同凡响的音乐才华。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拿来主义的定义，总是值得期许的。 2005年，我很庆幸看到中国的乐坛重现了鲁迅所倡导的《拿来主义》，而非多了一只可有可无的Copy Cat。于是这个夏天，对这片土地上失望已久，麻木已久的音乐灵魂，得到一丝救赎。尽管这只夜莺还只初初褪换雏羽，但我相信，许我90年的期限，其时在我的墓冢前，如若有一万只夜莺依次低徊浅唱过去，能将我从漫长沉睡中唤醒的独特声音，一定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