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佛教在很多人心中是一个和平和慈悲的宗教，其对信众更有着杀生的戒律。但是在佛教刚刚诞生伊始，由于要与当时的婆罗门和耆那教竞争，因此除了讲坛斗法之外，双方在私下的武装械斗，也是司空见惯。尤其是在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统治时期，阿育王秉持着“你不肯信教又不肯去死，我也很为难”的思想，通过武力方式在印度传播佛教。这也自然得到了当时佛教僧人们的赞许，称其为“斩罪业而非斩人”。在这一过程中，佛教武装也开始初见端倪。而孔雀王朝衰落之后，新的巽伽王朝是婆罗门教的忠实支持者，因此对佛教进行打压。这导致了印度的佛教组织开始向北和向南转移，并使得佛教徒的武装越加正规和强大，以求抵制当时巽伽王朝统治者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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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紧那罗王棍其实脱身于枪法，加之实战性很强，因此应该也是吸收了军队枪法

说回中国汉末三国，在佛教传入中国时，印度佛教的“尚武”风气也随之传入中国。从汉末三国开始，佛教在中国迎来了自己发展的黄金期。当时中国很多上层权贵，开始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在这一时期有关佛教组织的相关记载较少。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倒是可以用来作为当时中国佛教发展情况的例子。这就是《后汉书·列传·刘虞公孙瓚陶谦列传》中记载的一位陶谦的同乡——笮融。

笮融的经历绝对算得上惊世骇俗。他“聚众数百”，论实力在汉末时期，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地头蛇级别的人物，因此不得不依附于陶谦。对于这位同乡，陶谦也表现得相当大方，任命笮融“督广陵、下邳、彭城运粮”。然而在接过这一重任之后，笮融却“遂断三郡委输”大肆中饱私囊，之后用这些钱财建造可以容纳三千多人的豪华佛寺，吸引了当地前来就食观佛礼万余人。

然而在曹操攻打徐州时，笮融便立刻率领“男女万口、马三千匹”，跑路到了广陵。当时的广陵太守赵昱对待笮融可以说相当客气，以高规格礼节对待。但是因为笮融盯上了广陵的物产丰富，因此在酒宴中趁赵昱酒醉将其杀害，并随即“放兵大掠”。不过笮融并不敢在广陵多呆，他急忙渡江向南前往豫章，“杀郡守朱皓，入据其城”。最后，他被杨州刺史刘繇击败，逃入入山中，遭人杀死。

有关笮融的具体身份，总的来说还是争论颇多。首先因为相关记载太少，因此无法确定笮融是否真的出家为僧。其次他所率领的“男女万口、马三千匹”，究竟佛教信徒还是被他裹挟的百姓都有待考证。但是从笮融的经历不难看出，当时的佛教信众，大多都是以伏于豪强，而且很多都绝非普普通通的“善男信女”。不过，考虑到当时黄巾军与佛教之间并非同一宗教，因此黄巾军当中，有佛教武装参与的可能性不会太高。

但有关僧兵的历史，几乎遍布所有有佛教或者说曾经有过佛教的国家。在中亚和印度，这些宗教摩擦较多的地区，不仅信仰佛教的国家会以“斩除外道”的名义对其他宗教信徒发动战争，甚至于那些平常吃斋念佛的佛教僧侣们，也时常“身体力行”，亲自披挂上阵。

在东亚地区，佛教寺院所拥有的武装，不仅仅只是一种自保的手段，时常还成为了一种政治筹码。虽然近代有关少林寺救李世民的故事并不真实，但是在宋、明两代，包括五台山、伏牛山、少林寺等等，这些寺院的僧兵，就时常被朝廷召集为国效力。

在东亚地区，佛教寺院所拥有的武装，不仅仅只是一种自保的手段，时常还成为了一种政治筹码。虽然近代有关少林寺救李世民的故事并不真实，但是在宋、明两代，包括五台山、伏牛山、少林寺等等，这些寺院的僧兵，就时常被朝廷召集为国效力。

比如今天能够成为武僧甚至是中国佛教代表的少林寺，就曾在明代中叶平定倭寇的战争中，积极响应朝廷的征召。因而使少林寺的名声在东南地区影响极大，并发展出了一些列的分寺。在《江南经略·僧兵首捷记》中，就记录了当时在杭州应召的僧兵中，少林本山出身的武僧天员和分寺出身的月空，为了争夺将领之位大打出手。而且僧兵所表现出的战术素养，其实也完全不亚于当时明军的正规部队。在《倭变事略》中，记载了一次倭寇和僧兵交战的场景，倭寇“贼战，每摇白扇”摆出“蝴蝶阵”被僧兵识破，一个僧兵“乃令军中各簪一榴花，僧手撑一伞以行，但作采花状”。倭寇的两个首领立刻“望见僧，即若缚手然，盖以术破之也”。这段虽然看起来非常玄学，但其实无论摇扇还是撑伞，都是一种指挥方式，只是因为当时人的迷信，因此使用了“各簪一榴花”的方式，导致战场看起来颇像斗法大会。

其实说到底，能流传到现代并保持兴盛的宗教，怎么可能当初不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