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干河为永定河的上游，是海河的重要支流，位于河北省西北部和山西省北部朔州朔城区南河湾一带。相传每年桑葚成熟的时候河水干涸，故得名。上源为山西省的元子河与恢河，两河于朔州附近汇合后称桑干河。在河北省怀来县朱官屯汇洋河后入官厅水库。长506千米，流域面积2.39万平方千米，主要支流有壶流河、御河、浑河。 桑干河又名桑乾河、治水、湿水、索涫水、小黄河、浑河。
流经朔城区、山阴县、应县、 怀仁县，在怀仁县古家坡附近进入大同市，经河北省汇入永定河。朔州市界以上流域面积8618平方公里，省界以上流域面积为17744平方公里，河道长度为241km，其中朔州段长为124km。在朔城区东榆林村建有一座中型水库，总库容为6500万立方米，水库大坝控制流域面积3430平方公里。本段河道主要支流有两条即黄水河与浑河，分别于应县西朱庄、怀仁县新桥附近汇入桑干河。并在干流东榆林水库下游东榆林村、新桥村附近分别设有两个水文测站。东榆林水库下游至怀仁县新桥（浑河入口），全长81.3千米。

发源地
桑干河主流恢河发源于山西省北部宁武县的管涔山分水岭村，源子河发源于山西省左云县的截口山，靠近长城。两河在朔州朔城区马邑村会合后始称桑干河。桑干河流经朔州市、大同市，至阳高县尉家小堡村进入河北省境内。桑干河在山西境内的河流长度为252公里，流域面积达17142平方公里。桑干河上的主要支流有黄水河、浑河、御河等。
河流先沿槽谷同恒山走向平行流向东北，之后在河北省宣化附近折向东南，在沙城南侧与洋河汇合后称永定河，注入官厅水库，然后注入海河，尔后流入黄海的一个大海湾——渤海。
桑干河上游河段流经干旱的山西北部黄土高原，称之为桑干河。其下游常遭洪水之患，因而常改变河道，故原俗称无定河。17世纪末，在采取广泛的防洪措施之后，下游始称永定河。
桑干河也是塞北一条古老的河，它从西向东，流过张家口境内阳原、蔚县、涿鹿，绵延不断的河水滋润了两岸肥沃的土地，也孕育了这里悠久的文化，它留下了人类千百万年进步的印迹，也记载了人类学家探寻的脚步，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埋藏着许多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有关的史前信息。
自1997年后，桑干河许多河段基本上处于常年干涸的状态。现已基本全面断流，沿岸农田饱受干旱影响，河道采砂现象严重，面目全非，昔日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一去不复返。
主要原因：
1、植被的破坏导致水土流失，使得桑干河流量不能得到保持。2、上游修建水库，截流流量。3、地下水过量开采，桑干河得不到补给。

桑干河源头怀古
雁门关外，桑干名长。
　　桑干河，北方的河，北方的一条大河，裹挟了塞北西风的雄浑，记录着历史图腾的深刻印迹，古往今来奔流不息。
　　遥想三皇五帝时候，炎黄部落和蚩尤部落之间的涿鹿之战就发生在桑干河边，标志着华夏民族走过蛮荒走入文明的起点;早在《水经注》囊括的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中，桑干河又以恣肆不羁的个性，备受一代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推崇;当桑干河下游流经卢沟晓月，因为泛滥无常而获名无定河，直到康熙年间得到治理，被赐名永定河，堪称北京的母亲河;尤其是公元1951年，桑干河更是与丁玲的文学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起，登临斯大林文学奖的荣耀殿堂……
　　桑干河，北方的河，北方的一条大河。
　　又有谁知道，桑干河的源头就在雁门关外的山西朔州，就在洪涛山下一个叫做神头的小地方。
　　明代一位叫做王越的官员，曾经北出雁门，极目远眺朔州之川，一时感慨万千，信笔写下七律一首：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桑蚕不种麻;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
　　就是诗中的辞句，几乎尘封了桑干河源头的水光山色;仅凭想象，诗中形容的简直是无以复加的苍凉。或许，当王越登临雁门时，视野里只看见东西横亘的一条冷峻沉默的洪涛山脉，峰峦光秃，峭岩如刀，让他倍觉萧瑟，去意徘徨。然而他偏偏忽略掉了洪涛山下、桑干河源头的神头，没有注意到那一处非同寻常的塞外水乡。
　　是的，就是神头，葱茏在苍凉之上。
　　神头的骄傲，源自神头泉。
　　神头泉从洪涛山的山麓造化而出，充满超凡脱俗的神奇：百泉涌动，堆雪砌玉，在汩汩的声响中水花潺潺流淌。泉水清澈见底，波滟粼粼，金龙池、玉龙泉、黄道泉、莲花池……十余处泉群共同汇聚成一个一个小巧玲珑的湖泊，湿地水域方圆十里许，当地统称为神头海，倒也胜如朱熹诗中描写的江南风光：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可以说，神头泉孕育了北方的大河桑干河，莽莽的塞外，也因为桑干河源头的所在，被赋予了别具一格的神采——试想在色调单一、西风迅疾的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一方水色掩映的纯粹的绿洲，鱼翔浅底，百草丰茂，亦真亦幻，如诗如画，那该是多么奇妙夺目的风景!玉蕴山辉，珠藏水秀;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名。
　　《水经注》里这样说：“桑干河东南流经桑干郡北，大魏因水以立郡。”大凡帝王都需要这样一处朝圣的地方，而曾经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氏就是把神头被选定为发祥圣地;当他们跃马扬鞭统一北方又迁都洛阳后，数代皇帝仍旧痴迷地萦怀神头，车马劳顿地返回桑干源头的神头泉边，祭拜他们的那座供奉拓跋神位的桑干神庙。
　　故老相传，曾有一位美丽的拓跋公主，偷偷到神头泉边游玩，那一汪碧水撩起她少女心中微妙的涟漪，她不禁到水中洗浴嬉戏，突然看见顺水漂来一颗鲜艳欲滴的红色之珠，她拿过来把玩时不知怎么就吞下肚子，谁知回去以后竟然身有胎动，父母见她未婚先孕，伤心地责骂她，可她就是一声不吭，只管动手捻毛线，快要临产时候，她将毛线的一端留给父母，自己拉住另一端离开家门，嘱咐父母以后循着毛线去找她。她依然来到神头泉边，又爬上泉边的神头小山，分娩生出的却是三条神龙。当公主的父皇母后沿着毛线找来，眼瞧着三条神龙驮负其母亲腾云驾雾地飞升而去，从那时起，神头小山便被叫做神婆山，山下的神头泉边则建起了桑干神庙，百姓也称为“神头三大王庙”。而公主生育后留下的臀印以及那一抹殷红，就此留在神婆山的山顶，任凭千百年来风吹雨打，铭记着一个曾经辉煌于中华文明史册的马背民族。
　　不言而喻，一个马背民族，即使融合进农耕文明深处，但从来都不敢忘记其命运的根本;拓跋氏对神头的眷恋，恰恰是对百草丰茂骏马奔驰的顶礼崇敬。
　　马邑的名气，大概被唐太宗李世民的《饮马长城窟》介绍到了极致，其中一句提到桑干河支流、当时叫做交河的恢河：“塞外悲风切，交河冰已结，”还有一句是：“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能够进入一代唐宗的诗中，马邑不图虚名，甚至在有些朝代，成为朔州的别名。史书记载，秦时马邑废置后，到唐开元五年(717)重新建起，明洪武十六年(1383)、正统二年(1437)连续补修，特别是隆庆六年(1572)整缮完毕，城墙包砖，以石为基，墙高数丈，设施齐全，所以顺治年间大同知府蔡永华为《康熙朔州志残本》作序，称马邑“虽僻在一隅，实边陲要害，”历朝历代无不苦心经营，以至于“文物之盛”。
　　当然，谁都不能否认，从桑干河源头的神头和马邑走出去的先辈英雄，首屈一指的恐怕非尉迟恭莫属。那位大唐凌烟阁上的功臣，经历了金戈铁马的伟大人生，最终步入神坛，成为世界华人普遍认可的中华门神。作为朔州人氏，他给故乡留存下数不清的传奇，最精彩之一，就是他在神头泉旁擒获了一匹海马，然后骑着那匹神驹纵横天下所向无敌。在朱明王朝万历本的《马邑县志》里，文人严从简写过一篇《重建鄂国祠碑记》，摘录一段：
　　马邑之西北十里许，有鄂国公祠，故唐尉迟敬德所血食也。其南即为金龙池，……此池，后魏以来，相传有二龙，时化为马，一骊一黄，天阴辄出。人间牝马遇之，生驹神骏，或有角，若鹿茸然，未有豢之者。鄂国公生而骁勇，思收为骑，每潜伺池傍，果有神驹游焉。即飞跨其上，驹欲人池，鄂国力制驱回，嗣是出入兵革，多藉其力。后人因建祠于兹，盖谓天以授公存殁所凭也。
　　相比之下，民间关于尉迟恭擒海马的传说，比上述一段文字更生动更传神，想象了添加了许多细节，增加了口头文学的特征，最有意思的就是说桑干河源头一带许多村庄名字的由来，都与尉迟恭擒海马有关，比如马跳庄、歇马关、吉庄、司马泊、吴佑庄，比如上马石、下马石，还有什么马蹄沟、鞭庄子、伏庄等等，莫不和传说中的情节一脉相承，各是各的说法;可见当尉迟恭一骑绝尘挥别故土，他对家乡的影响该是多么巨大而深远。甚至，马邑一带土生土长着一种不大成材的柳树，树干扭曲变形，据说又是因为尉迟恭制服海马时借力扯住，将柳树扯成终身残疾……
　　就是神头泉群、马邑故城，就是拓跋圣地、尉迟门神，在桑干河源头积淀了与众不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的厚重底蕴，然后年复一年伴随悠长的水流，穿行漫漫的光阴，正如《论语·子罕》所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恍然弹指一挥间，时间已经进入今天的公元二十一世纪之初。
　　岁月很不留情地制造着沧海桑田的变迁。人们发现，洪涛山下曾经水波汹涌的桑干河，到二○○九年，只剩下涓涓细流;往昔百泉翻动的神头泉，多数因为地下水位下降导致了干涸;人们走遍马邑神头一带，再也找不到中华门神尉迟恭的鄂国公祠;拓跋圣地神婆山被开山取石而炸得支离破损，山下的神庙更被拆除而无迹可寻;还有马邑古城的城墙在人为取土的挖掘下，已经变成了断壁残垣……
　　感叹岁月的风刀霜剑，使桑干河源头的历史文化遗痕正在被一点一点地销蚀，或许再过不久，许多不可再生的人文景观乃至传奇传说都将遭致遗忘殆尽。莫非终将应验王越“雁门关外野人家”魔咒一般的诗文，任凭其包罗蕴含的文化遗产真的消失在苍凉深处?今年以来，不断听到地方政府和有识之士开始呼吁和实施在桑干河源头恢复自然湿地、挖掘历史文化、发展旅游产业等，心中无比欣慰。确实，朔州市的历史文化，实际上集中在马邑、神头一带，我曾经自作主张称之为“马邑文化圈”，虽不十分科学，但是也非全无依据。假如假以时日，桑干河源头真的还原了其秀美风光、体现了其应有的文化留存价值，那是朔州之幸，也是一方水土之幸。
　　(摘自《塞上西湖神头泉群》)

“白色的大河”
历史上，鲜卑拓跋部又被称“索干”。《南齐书·魏虏传》曰“平城……世号为索干都。”《南齐书》为南朝梁人萧子显所著，平城当时为北魏都城，南齐以“索干都”称平城，说明鲜卑拓跋部曾有“索干”之号。而“索干”，应该就是满语中的“sanggiyan”。
之所以拓跋鲜卑又称“索干”，与鲜卑族“尚白”之俗有关。《中国民族史》认为鲜卑人与东夷、白夷有渊源，其民族尚白，故而被称为白虏。历史上的“商”族，就是一个“尚白”的族群，其主体出于东夷，以凤为图腾，华夏周族尚赤，以龙为图腾。武王克商之后，中原皆为诸夏所有，红色成为中国的喜色，而白色被作为哀色。武王灭商之后，商王室箕子带领部分商民迁往朝鲜半岛，建箕氏朝鲜。朝鲜与殷人均属东夷族系，而尚白是该族系的特点之一，所以朝鲜人至今还保留着东夷尚白的习俗。《三国志·东夷传》载扶余“衣尚白，白布大袍裤，履革。”《海东绎史》记载，高丽“衣皆素白而布缕多粗，裳则离披而襞积衣疏”。
蒙古族
其实，细察北方蒙古、女真、满族、朝鲜等，均为尚白之族，而这些民族，又都与东夷（东胡）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尤其是蒙古族，崇尚白色的心理，直接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小伙子迎娶新娘，要骑上白马；结婚用的洞房，须是洁白的蒙古包；为客人铺的必须是白色的地毯或白毡。而当人们需要远行时，都要在蒙古包附近洒上洁白的鲜乳。观其蒙古语中的“白色（cagan）”一词，显然与满语中的“sanggiyan”有着共同点语源。
同样，由于“鲜卑”出于“东胡（通古斯之异译，为东夷族）”，所以保留了“尚白”的民族习俗。至于《魏书》所记之“服尚黄”，显然是奠都平城之后，因“华夏”之俗，推“五行之德”，“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之故耳。尽管如此，其“牺牲用白”，仍保留了民族“尚白”的记忆。
由是可推，拓跋鲜卑建立“代国”之前，以“拓跋”为氏，“索干”为号。“索干”、“溹涫”、“桑干”，均为“sanggiyan”（白色）的不同音译。
“桑干河”，就是“溹涫水”，就是“索干河”，是拓跋鲜卑以其“旧部本号”命名的河流，其语义为：“白色的大河”。

一、桑干河流域城镇概况
1、军事地位突出
•军事地位重要
在自然地形方面，它是从华北平原经太行山脉进入蒙古高原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地区，大同也成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农耕文明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
•农牧交错地带
地处400毫米年降水线附近的桑干河流域，同时还是历史上“农牧交错”地区。发展到现代，大同成为我国“农区”中最大的畜牧养殖区，在我国农区的地级市中的牲畜总养殖数量排名靠前。
•政权变更频繁
军事地位突出，也让这一地区在历史上成为各方重点争夺的地区。它在整个发展历史中，经历了非常多的农耕政权和游牧政权的相互争夺。这种频繁争夺的政权更迭对整个大同地区城镇的发展，以及它的布局、文化都有着比较深刻的影响。
2、“胡线”典型地区、生态意义重大以“胡线”视角看，这里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过渡”地区。第一，在农业上，它属于游牧和农耕的过渡地区；另一个，在气候上，它属于半湿润和半干旱的过渡地区；第三，它是西北诸河、黄河、海河等几个大水系的分水岭区域。作为河海流域的上游，它还有比较大的生态价值。作为官厅水库直接的上游，它的水安全对北京的供水安全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国内目前正在治理的一些大的流域，如海河流域的污染整体是比较严重的，而桑干河的污染在整个海河流域里面也较严重，所以这个地区在大的国家流域治理层面属于应该重点关注的地区。
另外，大同及周边地区，是京津翼风沙三大通道之一。
综合以上内容，从生态的敏感性、脆弱性以及水安全等等各方面来看，这里都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区。
3、历史城镇格局变更剧烈从历史视角看，基于军事重要性的各方反复争夺，让这个地区在不同时期城镇的数量有非常剧烈的变动。城镇数量与格局的变动，深刻体现出民族与文化过渡地带的融合特征：
这一地区的城镇，既是农耕文明向外开拓，扩大农耕文明范围的据点，也是游牧民族向农耕地带进取，逐步摆脱本民族游牧、狩猎习惯，吸收新的文化因素的前哨。
从功能上看，这一地区城镇的多样性特征显著，既有汉、唐、明等中原王朝兴建的州、县、卫所等治所城市，也有鲜卑、契丹、沙陀等游牧狩猎少数民族兴建的功能迥异的城邑。
4、流域城镇布局变化及原因浅析从秦汉以来一直到近代，这一地区的城镇数量、布局变化反映出每一个时期在大的国家格局里地位发生了如何变化。
具体来看，在汉代的时候，由于汉唐实行“移民实边”政策，这个地区大体上是一个以农耕居民点为主的城镇布局模式。这一布局模式中，基本上城镇居民点都是依托河流的冲积平原，在相对平坦的地区选址，做为周边乡村居民点的服务中心和治理中心。
到了北魏时期，游牧民族占据了地区控制的主导权。这个时期，农耕经济早期呈现退化的态势，城镇居民点的人口数量、居民点都有明显的退化。随着中后期北魏对农耕的重视，以及其生活习惯向农耕定居的转化，这个地区的城镇数量与规模慢慢有所恢复。
到了隋唐时期，整个大流域地区又回到了北部边界地区的定位，这样大的定位变化导致了流域地区城镇的军政化，这种军政化也导致了总城镇人口规模的降低，城镇的数量也有所缩减。
到了辽金蒙元时期，这一地区的城镇数量与人口有所恢复，主要原因是桑干河流域在辽金蒙元时期不再作为防御一方的战略前线，而更多的是作为更远前线的战略后方基地。战略定位的转变，让辽金蒙元时期对桑干河流域城镇的发展政策由军务为主转向了城镇生活和商贸为主，也让这个地区的城镇居民点慢慢地有所发展。
明朝以后，大同作为九边重镇之一又成为明朝向北防御的边界地区，让整个桑干河流域又回到了军事职能突出的发展态势下。所以在这个时期，流域总体更多的还是要强调军事的防御职能。相对来讲，对于城镇民事的管理，往后退居到了内长城一线。大同做为这一地区的核心城市，是区域军事防御组织的核心城镇，也是民事管理的中心城镇。
清朝的时候，桑干河地区成为国家的内陆地区。它不再作为军事防御的前线存在，桑干河流域的城镇职能，又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转变，它从军事上的重镇地区变成一个以贸易为主的地区，主要的贸易产品是草原产品和华北中原地区的农耕产品，这种贸易更多地依托一些比较大的城市节点，主要包括大同和张家口。
行动3：进行桑干河流域的生态修复，再造秀美山川
长期的采煤形成了大面积的沉陷区，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大同的采煤沉陷区跟东部地区城市的有很大不同。因为大同本身是一个生态资源比较脆弱的地区，土壤条件易流失、易沙化。一旦采煤破坏地下水之后，地面就很难再有任何大的植被生存，会直接导致土壤的荒漠化。有的地区采煤破坏了地下水源，没有地下水，整个乡镇的居民全部搬出，导致当地人口分布的重构。
下一步大同发展旅游业，如果仅仅简单地治理这些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恐怕还是无法实现整个城市的转型。所以我们提出要在旅游视角下进行大生态系统长期修复的战略。
总结一下，大同的发展历史是桑干河流域历史的集中展现，是我们国家游牧民族和农耕文明文化融合的典型代表地区之一。从军事战争前线地区，到最后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化城市，进而成为一个生活服务型城市，这种大的演变也展现了我国厚重的历史。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