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为什么我国要采取严格土地供应的制度呢？
一个是最简单的，房地产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简单的说通过土地赚钱。
另外一个是的长官意志，土地供应成为实现“人口规划”的工具，我规定了你这个城市到哪一年发展到多少人，我就只给你那么多土地，多的我也不给。
背后的理由各种各样，比如耕地占用，比如水资源紧缺，其实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人口进城固然会占地，但是在农村却会腾出更多的土地，乡下的宅基地面积可是远远比在城里的用地面积更大的。至于水资源，我国农业用水才是最大头，北京用水量是伴随城市规模扩大反而不断降低了。
人口是跟着产业走的，产业的发展是人口流向的最根本因素，产业的发展决定了人口的规模，除了产业发展，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环境舒适程度等等都会成为吸引人口的因素，但是他们都远远没有产业发展带来的工作机会重要。为什么长沙只有700多万人，而北京是2000多万，原因就是产业不如北京多，提供的高收入工作机会有限。
要说医疗资源，教育水平，内地大部分省会城市都不比深圳差，甚至可以说比深圳强的多，深圳到2017年底才有18家三甲医院，内地省会城市西安，石家庄，长春，郑州，济南都比深圳多。深圳的教育资源也不用讲了，内地随便一个省会城市，上清华北大的概率基本上都比深圳高。
吸引年轻人到深圳的，主要还是工作机会。
如果一个城市经济蓬勃发展，中高端工作机会不断增加，必然会带来人口的上升，而此时由由于规划的原因去严控土地供应，那么必然会带来“牢笼效应”。
“牢笼效应”就是限制死了人口发展的空间，而产业发展又决定了人会不断涌入，于是人们就会在有限的面积里面，为了争夺住房资源，教育资源等相互竞争拼杀，同时养育后代的能力大大减弱带来生育率直线下降，同时大大激化本地人和外地人的矛盾。
另外在牢笼游戏里面，人们会产生竞争心理，为什么是我应该退出去呢，退出去的都是失败者，我应该留在这里享受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发展，谁也不愿意轻易退出。
在牢笼游戏下，最受影响的，是城市的底层市民们和外地人群，他们要完全直面高昂的房价，拥挤的交通，紧缺的教育资源，认为这一切都是人多的结果，因此会产生出一系列社会现象，产生本地人外地人矛盾，例如对外地人带有攻击意味的“外地”，“硬盘”等等。
殊不知，如果不转变发展思路，这样资源紧缺的现象永远不会缓解。
我们需要转变思路，一方面那就是不要把土地和房地产彻底沦为赚钱的工具，要牢牢树立“一切自然资源都是为人服务的”的原则，一个城市如果有能力发展出大量的中高端产业，有能力吸纳那么多人口，那么应该是他有能力吸纳那么多人口，我就给他供应多少土地，降低人口密度，扩大生存空间。
另一方面，通过产业转移来实现人口的转移，实现全国均衡发展和布局，我国目前在做的雄安新区就是一个尝试，北京承担了过多的职能，大批一流高校，大批国家级科研院所，国家政府部门，各种央企总部等等都在北京，北京市商务委2017年3月的统计，有58家全球五百强企业总部在北京，北京成为全球第一，这显然是产业布局不合理的后果。
如果要“控制”一个城市的人口，那么应该采取的是产业发展布局的方式，人是跟着工作机会和产业发展走的。
为什么我国东北地区的人口就不用控制?先进产业工作机会都在南方，人口自然会外流，根本不要你去控制人口。
不仅是土地限量供应，而且我国目前土地供应的比例是有问题的，一边是为了招商引资把工业用地做的很便宜，便宜甚至白送的工业用土地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手段，另一边又是利益的驱使把住宅用地比例进行压缩。
下图是2017年全国土地出让统计，工业用地占48%，而出让金只占4%，这些损失掉的土地出让金就从住宅用地来弥补，住宅用地占比例37%，出让金比例却占到82%。
这就带来后果是：各种优惠和扶持带来产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就业人口，而同时又通过各种规划和限制住宅土地供应，形成牢笼游戏局面，自然会带来房价上涨。
我国长期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来自于这样的逻辑：
放开土地供应，放开人口控制，那么大城市就会无限膨胀，造成水资源短缺，耕地被占用，交通拥堵，各类资源紧张。
这种描绘出来的可怕场景直接导致了今天中国各个大城市的牢笼效应，造成高收入家庭也活的很累的残酷竞争。
实际上，这个理论的基本立足点就是错误的，那就是人口的增长从来不是由土地供应决定的，不存在土地供应越多人口越多的道理，人口的增长和聚集从来都是靠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来决定的，再次强调一次，人们涌向大城市是因为工作机会，不是因为它土地供应多。
由于规划水平的原因，我国给大城市做的人口规划总是低于实际人口发展水平，而资源又基于规划配置，因此牢笼效应不可避免。实际上，让人口随着产业发展，资源基于人口配置是最合理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