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文化与制度变迁关系研究

经济制度不是与文化无关的“纯经济”制度，任何经济制度都是在文化中存在与发展的。不论交换规则，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都只有经文化的规定，才能为经济中的人所认可和接受。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传统氛围中，人们进行交往和市场博弈，从而形成秩序中的规则，或反过来说在规则调节下的秩序就构成了一个社会或社群中制度的实体。

一、温州文化的渊源
　　费孝通先生说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棉、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家，养家立业。这些飘泊异地的手艺人和商贩同居家耕地的农家女结合，是艺商与农业的结合。从温州特殊的地理位置看，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和瓯江下游，自古以来，既是传统农业生产大为发展的地区，又是一个贸易发达的沿海地区。温州这种区域性的商业特征，跟大海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所以，温州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海洋文化。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沿海地区较之内地优先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托良好的港口条件，凭借发达的海上运输。北宋时期，温州就已经是一个工商业繁荣、海上交通、贸易发达的城市，为全国11个造船中心之一，北宋末年，温州造船的岁额达六百艘，与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同居全国首位。海上交通的发达给了温州人外出谋生的机会，也逐渐铸造了温州人四海为家，喜欢闯荡的个性，这是温州人精神中最深刻的根源。

二、温州文化的双重特性与温州模式
　　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得温州模式成为国内经济发展一种典范，从而具有先进性与突破性。温州文化的开放性体现在：
　　1、敢于冒险与闯荡，敢于第一个吃螃蟹。随着1876年温州被辟为商埠，对外经济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西方商品经济意识形态磨砺了温州人特有的冒险、创新的“温州精神”。在温州20多年的变迁中，许多重大变革就是通过“犯规”行为“吃了螃蟹”，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行为约束，创造了新的经济体制。在这种冒险与闯荡意识的支撑下，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多项第一，另外，160万温州人在全国闯市场国内更是绝无仅有。

2、市场意识强，善于捕捉市场机会。改革开放之初，个私经济被允许在一定程度发展，具有强烈市场意识的温州人就跑到中国的角角落落，钉皮鞋、裁衣服、理发、开饭店、卖小商品等，形成了千家万户搞经济、跑市场的局面。在短缺经济时代，温州的产品被市场广泛接受，在全国市场中占据着很大份额。
　　3、模仿力强、渗透力强。温州民营企业在生产规模、产品品牌、产业技术含量等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在市场营销网络方面却明显胜出。特别在运用虚拟经营上，温州企业在国内
遥遥领先
。
　　开放性和融汇性，是现代文化必须具备的两个显著标志。而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又成为了影响温州企业制度安排的主要决定因素。

1、超越家族伦理的文化缺失。马克斯?韦伯认为，只有某种超越家族伦理的文化传统才能孕育资本主义精神，血缘(家族)基础上形成的关系，与追求高效率的市场精神是不能相容的。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的传统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轻视正式的制度安排，这种情况在温州比之于国内其它地方尤甚。
　　2、温州文化中具有比较浓厚的传统。在温州的农村，随处可以见到大小、建筑各异的“祠堂”，里面则供放着记载了整个家族繁衍和发展历史的“宗谱”。宗族的势力，在温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企业的各级组织中。
　　3、家庭经济模式强化了对于家庭人口数量，特别是男性人口数量的追求，它在创造了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刺激了家庭对于劳动力数量即人口数量的追求。
　　4、温州文化的相对封闭性，还表现在语言环境、人际交往等方面，也具有较强的排外倾向，因此，拉帮结派现象普遍，并在当地营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温州文化圈”，如北京的“温州村”和法国
巴黎
的“温州街”就是这样的实例。

三、温州文化的变迁与温州模式的进化
　　家族制企业的“强网络”性与特殊主义的人际交易模式，是促进温州家族制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说，它又将是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一个障碍。近年来，温州家族文化呈现发展变化趋势。王晓毅、朱成堡在温州苍南县的调查表明，当代中国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的变化大约有两种方向，第一，家族的团体感降低，随着血缘集团内部的利益分化，家庭利益得到更多的重视。第二，家族之间的相互交往增加，社会互动频繁。当代的家族制度表现得更为复杂和多样。
　　这种变化实质上是对家族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即由家族文化传统发展为泛家族文化。泛家族文化对温州模式的改良有以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