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他为“最后的志愿者”，在灾区，他已经坚持了300天。从最初的受欢迎到现在的被质疑，人性的缺点在坚持中被放大。一个有着英雄主义情怀的志愿者，他比伤员更需要他们。最后，他选择了离开。

她光着下半身，对着半开的房门，蜷在病床上。
在四川省人民医院，这所专门收治汶川地震伤员的医院，她被称为“30床”，55岁，地震中全身骨折，震后又被检出晚期宫颈癌。
一个年轻男子，正在用开塞露，毫不介意地帮她排便，臭味充斥着病房。他跟她素不相识，邹芳伟，一个28岁的志愿者。
邹芳伟是湖北十堰人，曾是一名小学英语教师。去年5月21日，他停薪留职，来到四川灾区做志愿者，一直坚持在现在。《扬子晚报》的报道中，称他为“最后的志愿者”。“在灾区，像我这样外地来的志愿者，呆到现在的，可能只有我了”，他也这样说。
“她没结婚，家里老人八十多岁，只来看过两次，算是被遗弃了。”邹芳伟用报纸包起粪便，和塑料手套一起扔进垃圾桶。动作看上去很娴熟，实际上，几天前因为一名护工要回家过年，他才开始照顾30床的。
此时已是2009年1月24日晚10点多，鼠年除夕前一天。即使病房里有张床空着，邹芳伟依旧选择睡在紧挨病房的走廊里，“毕竟是女病人，这样方便点，别人也不会说什么。”
他几天没洗头了，头发油腻凌乱，上次洗澡还是去年12月的事，双手生满了冻疮，穿着分不清是蓝还是黑的旧羽绒服，鼻头上还挂着一滴清涕——这几天正赶上寒潮，而这栋震前本计划拆掉的老住院楼，朝东的进口并没有可以关闭的门。
再过22个小时，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就要开始，康复中心的病房里，还有十几位伤员没法回家，在这家医院，最高峰时曾收治了3000多名伤员。
邹芳伟已经在这里呆了6个多月。

“老兵许三多”
“她的叫声很恐怖，我每晚都会被叫起来，起码两三次，七八次也有。”邹芳伟说这句话时，30床正躺在床上，两眼望着天花板，出神而空洞。
帮30床刷完牙后，邹芳伟倒出几片药放在手心。几天前，他在晾衣服的地方滑倒，下唇内侧被铁丝刮伤，现在说话时，会有唾液从唇上滴下。
室外气温已经在10摄氏度以下，邹芳伟睡的行军床离大门很近，可以听到风的声音。
30床的病房里，一直开着灯。
“小邹，小邹，小邹？?”，凌晨两点，她开始叫，声音短促凄厉，一声响过一声，和穿堂风一起冲过空荡荡的走廊，她的叫声曾把一个年轻护士吓哭。邹芳伟披着羽绒服爬起来，护士也闻声赶到，一起帮30床换了尿不湿和中垫。
这个晚上，邹芳伟被叫醒了两次。
四川的腊月清晨，七点过了，天还没大亮。邹芳伟把记者叫醒，说今天起得有点晚了。这天，邹芳伟要帮杨乾敏到火车站取包裹。杨乾敏也是志愿者，三天前从贵州遵义来到康复中心，“她就像是《士兵突击》里的马小帅”，邹芳伟这样评价她，“《士兵突击》对我的影响很深，我看到她，就像老兵许三多看到了新兵马小帅”。在这部电视剧中，马小帅是钢七连的最后一名新兵。
邹芳伟这个白天过得不错，帮杨乾敏扛回了三大包带给灾民的东西，又一起推着伤员胡映红去逛了宽窄巷子。那天拍的照片上，他笑得很开心。
傍晚，邹芳伟和胡映红守在病房的电视机前看央视除夕节目《一年又一年》。前几天，这个栏目组来康复中心采访，邹芳伟和一些伤员会在节目中出现。
一会儿，伤员家属朱红来找邹芳伟，要他帮忙把丈夫送回在医院家属楼里临时租住的家。朱红的爱人是电力职工，余震来时正在电线杆上，他脑部受伤导致半身不遂，语言能力丧失。
回来的路上，邹芳伟说：“背人也是有技巧的，要把他的重心尽量往上拉，像这样。”他弯下腰，脸冲着地面，双臂向前伸直，“我在北川，背过30多具尸体。”几乎每天，他都会跟人谈起去年5月的北川，表情严肃。
有人喊，小邹，刚才电视上看到你了。邹芳伟快步走到电视前，那几个镜头已经结束。

除夕夜的歇斯底里
天快黑时，邹芳伟有点不高兴，自顾自地来到二楼。
“楼下有一帮不知道哪儿来的人，对着镜头说他们是这儿的志愿者，这帮人怎么能这样！”他的声音越来越响，还把手里的烟连同腕上的佛珠都甩向地面，“怎么这么大言不惭！”他发怒了，用力踹着墙，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除夕夜里，他的第一次情绪失控，来得很突然。
此时，能活动的伤员已经集中在一楼活动室的电视机前，围着他们的还有两台四川电视台的摄像机，他们从电视上的直播画面中看到了轮椅上的自己。医院团委书记杨莉梅带着几个年轻人来给伤员们拜年，发放了小礼品又互相拍了些照片，邹芳伟说的就是他们。伤员们已经习惯了镜头，既不好奇，也不躲闪。拍摄很快就结束，电视台的记者匆匆离去，团委的年轻人站了站，也走了，前后不到一小时。
在探望过一位在其他科室治疗的伤员后，邹芳伟盛了碗饺子，在康复中心门外的黑暗中，独自吃起来。刚被送回家的朱红的丈夫又回来了，像个孩子似的在走廊里哭闹。
这时，邹芳伟突然红着眼，从外面大步冲进活动室，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把吃饺子用的一次性碗筷扯烂，带着汤水甩了一地。“他干嘛啊？”杨乾敏皱起眉头，正在看电视的病人也回过头瞥了一眼。这是除夕夜，他的第二次情绪失控。
“莫名其妙嘛，他怎么能当着伤员的面这样呢？”杨乾敏关上病房门说，“他是来照顾伤员的，这样会给伤员带来什么影响，还大过年的。”
杨乾敏也是通过媒体才知道这里，知道邹芳伟的，“看了报道，我想要是到灾区，找他肯定没错了。”她辗转找到邹芳伟的电话，沟通了近一个月，邹芳伟告诉她，康复中心还有230多名伤员，自己很忙，杨乾敏根据人数准备了手套、小吃等礼物，还给邹芳伟准备了两双袜子。“可1月22日，我到这里发现情况和他说的并不一样，康复中心只有十几位伤员，也没见他怎么忙。”
最让杨乾敏不理解的是，邹芳伟让她对外说是自己的朋友，“不能说是志愿者，他说医院会赶人的。我就纳闷了，又不是来搞破坏的。”杨乾敏来医院那天，正赶上院方安排的团年饭，邹芳伟还被请上主桌，她并没看出医院有不欢迎的意思。“来之前电话里，他经常向我抱怨，我觉得在灾区呆了这么久，有情绪是正常的，尽量理解，可现在越来越难理解了。”
“我太累了，想歇歇”。邹芳伟拿着两副塑胶手套要把30床托付给杨乾敏和记者，当记者表示难以胜任，是否可以请护士多留心时，他认真地说：“30床要是今天晚上死了，你负责。”
尽管是除夕，成都的大街上还是人来车往，卖烤肉的小贩在路边叫卖，偶尔传来些爆竹声，如果不是刚从病房出来，你丝毫感受不到地震在这里留下的痕迹。邹芳伟的手机又欠费停机了，他走到医院外的自助充值站，只充了十元钱，然后拨通了杨乾敏的电话，“我刚才情绪有点失控，你知道从我来灾区到现在经历的事太多了，你想象不出我以前受过的苦，刚才一个伤员竟然问我，橘子是不是假的。可能是心魔吧，一幕一幕的画面又在我眼前闪现？?”放下手机，他叹道：“你们这些没有经历过灾难的人，就不知道灾难的残酷。我这里，天天都是5·12。”

在北川 
除夕夜，邹芳伟睡在了病房，这是他在灾区度过的第249夜。
汶川大地震后，除了军队和医疗系统，志愿者，这支庞大的民间力量也迅速动员起来。包括临时成立的“NGO四川救灾联合办公室”在内的众多NGO组织，在大地震发生后紧急招募志愿者参与救援。更多个人则自发行动起来，在并不知道自己能为灾区做点什么的情况下直接赶赴灾区。2008年5月17日中新社的消息说，在成都团市委，“已有三万多人登记入册，四千多人参与了志愿服务，其他人随时待命顶上去”。直到8个多月后，还有人继续加入，比如杨乾敏，到底有多少人以志愿者的身份来灾区，已经难以统计。
邹芳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向原先工作的一所公立小学请假，于5月21日从昆明到达北川。他先参与了遗体清理和防疫等应急工作，之后又加入在灾区成立的“中国心志愿者团队”，在帐篷小学做老师，近一个月后，离开北川，最终落脚四川省人民医院。
谈起帐篷小学，邹芳伟总是很兴奋，年初二，两位志愿者要去北川，杨乾敏要把带来的礼物和药品送去，而邹芳伟想再看看孩子们。可就在临走的时候，他不见了。电话里，他支吾着说：“我想了想，决定不和你们一起去了。”一番劝说后，他才答应一起出发，手里还多了两束非洲菊，“是献给遇难者的，不太贵”。
去绵阳的火车上，对在他对面的小男孩伸手摸了摸他的花，立刻遭到制止，“这花可不能动，是献给灾区小朋友的。”
第二天到任家坪，因为对在哪发放礼品药品的事儿，他和杨乾敏又起了场小争执，之前在擂鼓镇，关于住哪里的问题也发生过争吵，邹芳伟又发了火，差点自己走掉。羌族司机烦了，“下车，我不做你们生意”。
在板房区里，邹芳伟转了几圈，费了一些功夫才找到他的几个学生。
孩子们挺活泼，但话不多，和他们相比，邹芳伟倒显得更开心。在北川中学上，他拿着三炷香，跪在废墟，“我多想把你们都救出来啊，你们知不知道？?”说着就流下眼泪，他的学生们在一旁默默看着。
北川中学的一块空地上，当时曾被用来停放遗体，去年九月，山洪也曾流过这里，人走在上面，会感觉土有些软。
“这下面还有尸体，土这么软。”邹芳伟说，“尸水会让土变软，这里踩起来明显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尽管杨乾敏不信，他还是认为地下埋着尸体。地上还有一堆燃烧后的炭灰，旁边放着一双破鞋，“这很可能就是遇难者的”，邹芳伟一边说着，一边在地上找着什么，“想找些纪念品带回去，可能是最后一次来了。”他有一张北川中学食堂的菜票，并视之为珍藏。
在北川县城的入口，有警察把守，只有还住在封闭范围内的人才能通过。远眺北川县城的那座山坡上，聚集着很多人，有的还带着宠物狗。
“竟然成了旅游点，这是个耻辱”，邹芳伟说，“这里应该被建成一座爱国主义纪念馆”。
在这里，他和每个能聊上几句的人说，“我是志愿者，五月就来这里了？?”，然后像个导游一样如数家珍地开始讲解。
那两束花，一束被放在这个山坡上，另一束被放在了北川中学。

志愿者的名利场
除了医院，邹芳伟津津乐道的还有他之前的支教经历。他的笔记本里夹着一张拍摄于去年7月的照片，四名志愿者正一同托起一个背书包的小女孩，他们都穿着印有“中国心”徽记的白T恤。照片上的邹芳伟，健康、阳光、散发着年轻人的活力。
“事实上他已经被开除了，是惟一一个被开除的。”“中国心”的队长高思发说。
去年6月27日，没有任何志愿者经验的邹芳伟，顺利加入临时成立的“中国心”，由于教学能力突出，很快就被提升为教学组长。“有一次他和一位女孩发生了些矛盾，错主要在女孩，但人家念完检讨书后，他作为教学组长没有任何表态，这让我们很失望。”
高思发说，事后邹芳伟被降职，7月20日左右就离开北川去了映秀，“开除他是8月初的决定，他对媒体说不知道自己的队长是谁，一个士兵，怎么可以不知道首长是谁？”
在一个博客里，记者找到了邹芳伟经过博主“走走看看”转述的一段话：“这个队由谁管理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队长姓高。我是教研组的负责人，是武汉人，志愿者，来以前在昆明市是做教师工作，教英语；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我这次是停薪留职过来的。”
这篇博客发表于2008年7月16日，因为这段不甚准确的话就开除一名队员，有点难以理解。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心”队员，认为这很可能是误会。他说，“可能就是因为媒体的报道才导致了他现在心理失衡的表现，本来他默默照顾着伤员，现在媒体报道了，他出名了，有的伤员对他的看法就会变了，觉得他另有所图。”
在母亲眼中，邹芳伟性格有些内向，话不多，爱读书，爱运动，每天早晨都要锻练。“他具体带了多少钱去灾区我也不清楚，但我们都支持他，从去年8月份开始我们每月都会打给他几百块钱。”母亲说，在家时，有时候邹芳伟也会和父母犟一下，但事后总会主动承认错误。
现在，邹芳伟还睡在二楼水房旁的走廊上，杨乾敏和《士兵突击》里的马小帅，在他看来也早就没关系了，尽管说过要留到最后一位伤员出院，但邹芳伟已经在计划离开，“我的这种走，不是彻底离开，是要找份工作安身，再来照顾他们”。
在灾区，“坚持”到现在的志愿者并不只有邹芳伟，“中国心”的几位成员还在灾区奔波，心理咨询师刘猛也在继续着自己的工作，他们有的已经为人所知，有的却躲着媒体。还有杨乾敏这样的短期志愿者。
“有不少志愿者刚开始做的时候，都会发现很多问题并想要解决它们，但最后会发现自己不是上帝。”张轶超从2001年开始做针对在沪外来工子女支教的草根志愿者，现在是注册NGO组织“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负责人。他并不想对邹芳伟做出什么评价，“英雄式志愿者的存在，恰恰证明了我们志愿者组织的无能，在志愿者组织发达的国家，没有这种个人英雄。他们的社会带动作用也比组织小，对这些事迹的宣扬，反而有可能会让普通人不愿成为志愿者——吃那么多苦，大家感动一下就完了。像他这种志愿者，要么加入某组织，要么最后放弃。”
“久牵”对志愿者有着严格的要求，保证定时定量的工作是最基本的。志愿者，又被称为义工，目前还没有严格统一的定义。美国、日本、德国等都有针对志愿者工作的相关法律，而中国还没有。台湾在2001年颁布了“志愿服务法”，规定志愿者团体有对其成员进行培训的职责，志愿者也有接受教育培训的义务，但该法并没有针对如邹芳伟这样的个体自由志愿者的相关法条。
2008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分别塑造出两组不同的志愿者群像，但正如张轶超所说，国内志愿者组织发展还很落后，像邹芳伟这样的散兵游勇还大量存在，他们很难得到有效的支持、管理和培训。但即使这样，志愿者也不应该没有门槛，做志愿者，不是玩命献爱心那么简单。
“你不是来做‘好事’的，而是来把事情‘做好’的”，在震后写就的一份《志愿者培训大纲》中，这句话被放在了开头。
在康复中心，一位叫李佰奇的成都人，每日固定护理着一位伤员。伤员们还说起一位女士，也在医院服务了几个月，她更低调，甚至躲着媒体，只知道，她姓王，山西人。(所有伤员及家属都为化名)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