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民国著名新闻记者蔡友梅在《益世余谭》中曾写过一篇关于“抱菊者流”的小文。
蔡友梅的外祖父金静庵公，生平是个“慈祥恺悌”，修养绝佳的人，就算遇到特别可气的事情，也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亦以善言出之，从无急言骤色”。
有一年秋天，静庵公去护国寺游玩，看一处菊花开得烂漫，就买了四株，因为花盆有点儿沉，就雇了一个专门给人帮闲的穷人，抱着花跟随他一起送到家里去，给予脚钱四百。谁知那穷人一边走一边把花从盆里统统拔出来，然后“将花下泥土沿路摔去”。静庵公有些生气，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穷人蛮横地说：“你只雇我送花，可没雇我送花盆和泥土。”静庵公听了目瞪口呆，想了想，忍住了没和他计较。等到了家，穷人又将所有的菊叶“全行薅尽，只剩光杆菊花四朵”，理由照样是“你雇我送花，可没说送叶”，静庵公继续忍耐，把四百文钱给他。谁知那人是个彻头彻尾的泼皮无赖，还狡辩说先前帮拿的花盆和花叶也要算钱，必须给一吊钱才善罢甘休。“僮仆辈咸欲饱以老拳，静庵公极力呵止”，把一吊钱给了他，他才悻悻而去。家里人都说静庵公太过老实，怎能任人欺负？静庵公却只笑笑不再说话。
“次日闻后门西，有一穷人被卖豆汁者殴毙，即抱菊花之人也！”静庵公把家人叫到一处告诫他们说：像抱菊花这种泼皮无赖，最能惹人生气，而一旦养气，功夫欠佳，被其激怒，定会惹出人命官司，所以不妨敬而远之，退让他一步，不生事端。
蔡友梅之所以回忆起外祖父的这件小事，是他自己遭逢了一件糟心事。他由西城回家，雇了一辆人力胶皮车，车夫拉到中央公园（即今天中山公园），突然说自己饿了，将车一放，到路边摊吃水饭两碗，然后拉着车继续走，没走几步到了南池子，又说自己想出恭，将车一放又去解大手，接下来拉着车走得奇慢无比，行至四牌楼（从行车方向看，这里应该指东四牌楼）下车，非多要四枚钱不可。蔡友梅觉得他有些过分，只给他添了两枚，“伊横眉立目，势欲起打，尤可恶者，揪住记者，非添钱不准开步”。蔡友梅想起外祖父的经历，“若该车夫者，亦抱菊者流”，于是添钱两枚，远避凶人。
抱菊者未必有菊花之高洁的品行，这是不言自明，也无需苛求的，但闹到四处拔横，以至于横尸街头的地步，不能不说是自作孽不可活。联系前文所述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的观点，圣贤并非天生，就像菊花的栽培一样，能屹立风霜而不倒者，泰半缘于后天的砥砺，那么暴戾之徒也应该说是后天不断“磨练”的成果，日行一恶，必有恶报。人这一辈子，善始到善终之间，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古人书里书外不停地教诲修身养性，就是导引人们走向最后那个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