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日本电影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少年应征入伍，出征那天，他身着制服抬头挺胸，对送别的亲友大声宣布：“我定会堂堂为国尽忠。”然后他的家人、邻居和朋友鼓掌叫好，挥舞着“日之丸”旗，兴高采烈地为他壮行。
1944年11月25日，小熊谦二入伍的那天，场面却没有丝毫雄壮的气氛。甚至根本没人关心。
以陆军二等兵入伍的谦二被送往牡丹江，编入关东军电信第十七联队，到前线没多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谦二开始就职于富士通信机公司的1943年1月，日军已经由瓜达康纳尔岛撤退了。这次撤退的公开说法是“转进”。就算是年仅17岁的谦二，也觉得这是个“诡异的词汇”。广播上的评论家们也这么说：“转进实在是很好的一个词。要是没通过升学考试，就转进其他学校吧。”
这一年的五月，阿图岛守军全数被歼灭，官方公开说法为“玉碎”。从夏天开始，谦二自家附近，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家庭收到装有战死于南方的丈夫遗骨的小木箱，实际上许多只是装着战死之地的沙子而已。
大约同时期开始，附近的召集令也多了起来。不过，再也没见到穿着烹饪服的爱国妇人挥舞“日之丸”国旗送行的场面。
那种事情，在中日战争的时候还办过，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就消失了。为了找寻粮食得花上许多时间与劳力，大家已经没有那种余力，加上召集令也过多。
先不说年轻现役士兵的送行场合，年长军人被召集时，即便举办盛大的欢送活动，本人与家人都不会开心。送行时如果哭泣，就会被骂是“非国民”，但即便不哭，也不代表人们是开心地送家人上战场。周遭的人们都了解这种状况，所以也不再办什么送行会了。
昭和十八年秋天起，大学文科生不能再缓征，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们在车站喧嚣嘈杂。因为如果遭到征召，就得回到本籍地入伍，所以学生们会到车站欢送将搭车回本籍地的同学。谦二下班搭车通过新宿车站时，看到车站对面聚集了二三十个人围成一圈，或唱军歌，或唱些掺杂猥琐内容的民谣、艳曲，虚张声势地逞强喧闹。弥漫着一股异样的气氛。
富士通信机公司里接到召集令的人也愈来愈多，最初公司还会举办壮行会，到1944
年下
半年，几乎都不再举办了。地区的町内会活动等呈现低迷状态，防火演习也只是走走过场虚应了事。白天在家的女性会跑出来参与接力传递水桶的训练，但在上班的谦二则从未参加过这种演练。

随着物资调度愈来愈窘迫，配给米减少，麦子、小米、芋头等替代食品的比例随之增加，带有盐分的咸味东西被当副食配菜，配着扒饭进食。精米被禁，政府宣传糙米更有营养，但直接吃的话肚子又受不了，所以每家每户都准备了酒瓶，放入糙米后，再插入棒子捣成精米。
糖类更是几乎处于完全缺乏的状态。1944年夏天，某日谦二从富士通信机回家的路上，很稀奇地看到有人在卖刨冰，便与友人一同买来吃，虽然糖水在冰上染出了颜色，但吃来一点甜味都没有。即便如此，仍然从45日元的月薪中，掏出50钱买下一碗。以现在大学毕业生首次就业的平均薪水来换算，等于一碗刨冰大概要2000日元（约120人民币）。
物资流通受到管制，因此糖类或烟酒等非生活必需品，如果不靠关系就无法获得。1943年夏天，通过附近熟人的关系，拿到了“真正的奈良渍（日本奈良风味的泡菜）”，谦二都还记得那时的感动。
因为无法取得作为燃料的煤球，所以没办法在自家的浴室烧水洗澡。附近的澡堂也因为燃料不足，不再替换热水，晚上去洗澡时，热水都散发出一股恶臭。夏天用的衬衫也没有新品替换，破掉就以补丁缝上将就着穿。富士通信机的大学毕业职员，大概从1944年夏天开始也不再穿西装，换上了国民服、打上绑腿。

虽然生活上有不安与不满，但连表达的手段或余裕都缺乏。一方面谦二还没有参政权，另一方面谦二也不记得外祖父伊七是不是参与过选举投票。
另一方面，父亲雄次于1942年9月左右辞去了“北海道产业组合”的工作，回到故乡新潟。谦二的记忆里，雄次辞职的理由似乎不太光彩。雄次信赖的一个部下在1941年挪用了经费，且被察觉，雄次只好以私人财产填补这个财务空缺，并且负起责任辞去工作。
已经60岁的雄次，存了一笔在当时算相当充裕的存款，带着这笔钱回到老家新潟。但从战争时期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飞快的通货膨胀早就让这笔财产云消雾散。

1944年7月，塞班岛守军也“玉碎”了。从宣告“玉碎”的播音员阴郁的声音中，可以感到已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态。到这个时候，大家终于察觉到敌人正在急速地接近东京。
塞班岛失守后，为了对预期中的东京空袭有所准备，大家开始沿着青梅街道在人行步道上挖掘防空壕。虽说挖防空壕，也不过是在人行道上挖个能让人屈身进入的洞穴，平时就在上面盖上木板撒上土。
1944年10月，美军舰队接近台湾海面，日本的海军航空队发动总攻击。日军方面大概损失了六百架飞机，整体航空战斗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美军方面只有两艘巡洋舰严重毁损。但是大本营海军部却宣称击沉了十一艘美军航空母舰，对于这个相隔许久的大胜仗，日本国内甚至还举办了提灯笼YX大会。
不过随后，已经被军方宣布击沉的美军舰队却出现在菲律宾海面上，美军登陆了雷伊泰岛。日本政府与军方认为这是击灭美军的大好机会，呼吁进行“决战”。但出动的日军联合舰队在战斗中却一面倒地被美军击溃，增援的地面部队也因为补给断绝，几乎全数阵亡。
到了战争末期，战局开展十分迅速。从官方宣布上述“台湾冲航空战”获得重大胜利的报导后，大约经过了十天，11月1日，东京上空首次出现了B29轰炸机。那是从塞班岛基地飞来的侦察机型，为了正式空袭做准备调查，因此只来了一架飞机。
那时候谦二正在富士通信机上班。当天天气晴朗，高空中一条白线似的飞机云前端，可以隐约看到B29轰炸机。虽然发出空袭警报，但同僚们都跑到户外，抬头仰望天空。明明只有一架飞机，为何日本军队却没有任何迎击动作，大家在不可思议的心情下，茫然仰望。
也有人说：“为何不击落它？”但大多数人都失去思考未来情况的能力。虽然不至于相信“神州不灭”这种说法，但也没想过日本就要战败了。

1944年4月，谦二也接受了征兵体检。结果是第二乙种体格，若是在平时，不会被征召。但是，10月30日刚满19岁的谦二，在11月20日收到了陆军寄来的入伍通知。
富士通信机的事务员们，已经陆续收到召集令，暗忖自己不知何时也该收到的谦二当时只是“啊，终于收到啦”的感觉。”
中学毕业的谦二，既没有像理工科学生有免除征兵的方法，也不像大学生会以海军预备学生资格被录用、当作军官来对待。除了被当作最底层的二等兵受征召之外，没有其他选择。
入伍通知命令谦二在五天之后的早上九点到世田谷区的驹泽练兵场（现在的驹泽公园）报到。谦二急急忙忙地打了通电报给在新潟的父亲，之后就忙于整理自己的随身物品，连到附近与近邻打个照面的时间都没有。
为了领取入伍者的特别配给品，谦二拿着配给票前往配给所一次领回整套配给。配给品有“日之丸”国旗一面、五合瓶的日本酒（约九百毫升）一瓶等等。已经到了这个时期，因为物资不足，连“日之丸”国旗都无法在市面上取得。
五合的酒，在朋友家中，几个人分着喝了。至于国旗，原本是用于在入伍时让亲友集体写下鼓励的话语，但谦二的周遭已经没有这种习惯。富士通信机也没有举行什么壮行会。“只有五天时间，不过就像平日一般度过而已。”谦二自己回想着说。
入营前一天的11月24日，88架B29轰炸机终于首次正式轰炸东京。他们轰炸完目标“中岛飞机武藏制作所”后，曳着飞机云通过了片山家的上空。谦二还记得整群的飞机云，让他奇妙地觉得“好美”。

11月25日早晨终于来临。多云的天空下，中野的自家前，外祖父母伊七与小千代以及父亲雄次等，不到十名亲友来送谦二入伍。
附近的居民因畏惧空袭，且对一介青年入伍之事已经习以为常，根本没人关心。场面没有丝毫雄壮的气氛，连挂在身上欢送入伍者的布条都没有。穿着卡其色国民服的谦二，说出“我会堂堂为国尽忠”这句应景般的招呼语后，转头跟外祖父母说：“我出发了。”
这个时候外祖父伊七突然放声大哭。一起生活的三个外孙接二连三地病死，最后留下来的谦二就要被军队征召离去，而且恐怕没有什么生还的机会。不管是外孙们的死亡，还是商店倒闭，甚至连自己中风也都没一句抱怨，只是不断坚忍着的伊七，到这个时候终于忍不住大声哭了出来。
为入伍者送行时，家属哭泣这种事，是当时不可能看见的光景。外祖母小千代说了声：“去吧，谦！”然后推着伊七回到家中。
谦二入伍后，他在中野生活时所住的房子，为了防止空袭时造成火灾蔓延，被列入街区整理标的，在日本政府的命令下拆毁了。1945年4月，伊七与小千代在强制疏散政策下，被迫回到出生地冈山县的某亲戚家里。赚来的存款因为通货膨胀而消失，只能住在农家庭院内的“土藏”仓库中勉强地过着生活。

谦二搭乘的军用列车，途中在名古屋接受了妇人会的茶水接待，稍后在深夜通过神户，12月4日抵达门司港。他们暂时在兵营中等待，12月8日登上货船，被送往朝鲜半岛的釜山。
在海上迎来12月8日的谦二，跟着大家在甲板上集合，见习军官站在甲板的最前端进行训示。偷袭珍珠港、发布日美宣战诏敕的12月8日，被称为“大诏奉戴日”，每年的这天各地都会举行训示，而今年则是最后一次的“大诏奉戴日”。“那个年轻的见习军官是运输指挥官。这个时期应该已经相当缺乏军官了。海面风浪大，船艏载沉载浮，见习军官也就跟着浮沉上下。训示时，光是要站着都很辛苦。”
谦二一行人于八日傍晚抵达釜山，在釜山港西边的学校中度过一晚，再搭上货运火车，继续前往中国东北。这些军用列车因为运输时刻表调度的关系，途中停下好几次，在车上睡了好几夜之后，大概在12月28日左右，谦二抵达了屯驻于牡丹江（现在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电信第十七联队。
与谦二一同受到征召的新兵们，大致来自福岛、新潟与宫城等地。父亲雄次仍把户籍的本籍登记在新潟，因此谦二的本籍地也是在新潟。旧日本军依照本籍所在地驻扎的联队实行部队征召，谦二本籍的新潟县新发田属于第十六步兵联队管辖，而此部队属第二师团所管，师团司令部设于仙台，因此福岛、宫城、新潟的新兵们都在一起。

谦二那些早实的同学们隔年都被东京的部队征召。与他同期进入富士通信机的“早实组”也是。他们留在本土，于极短的时间内，为所谓的“本土决战准备”挖掘了许多防空洞，日本战败后便立刻返回故乡了。谦二偶然地因为本籍地设在新潟，所以被派到中国东北，日后又被扣留在西伯利亚。所谓人的命运，有时候一点微小的差异就会造成重大区别。
入伍的时候，军队老兵告诉谦二：“你们得去‘满洲’。”并且特地宣布：“这些家伙很辛酸，先让他们去和家人道别。”原本部队的调动目的地是军事机密，不应该告诉谦二他们，可是面对这些十九岁左右的新兵，大概有些许同情。毕竟老兵自己也是与家人分别，待在军队里面。

抵达牡丹江时，谦二等人只穿着军装，却没有配备枪支或其他装备。从东京的军营带来的，只有一个粗竹筒，上头命令以此代替饭盒与水壶。
抵达牡丹江时，看见新兵脖子上用绳子挂着竹筒，当地老兵稀奇地看着，其中一个人还说：“内地物资已经缺乏到这种程度了吗？”
谦二一行人被送到电信第十七联队，隶属屯驻于中国东北的关东军，是“第一方面军”的直辖部队。过往号称陆军最精锐部队的关东军，早已把精锐部队都调往南方战线，为了填补这些空缺，才补充第一年入伍的新兵，进行紧急的部队编成与训练。
在军队驻扎地，军官与士官们可以分配到个人房间，剩下的士兵则在被称为“内务班”的单位过着集体生活。会检查个人信件，也检查个人物品，除了在厕所之外没有个人隐私。
平常内务班有十几名班兵，受新兵教育的“初年兵”与入伍较久的“老兵”比例大概是一比一；但大量动员的时候，新兵数量大为增加。谦二所属的电信第十七联队的中队，有五个“内务班”，里面大概有一百五十名新兵。“精锐部队已经调往南方，关东军只剩下骨架。虽然我们不是年纪较大的召集兵，总还算是年轻现役兵，但类似我这种体质不佳的人很多。”
在谦二受到征召的1944年，连征兵体检时属于第三乙种体格者也被纳入征集对象，而且最高服役年龄由四十岁提升至四十五岁，征召年龄则从二十岁以上降低至十九岁以上。谦二正是因为这项修正而被征召入伍。谦二所属的中队共有五个内务班，其中第四、第五班内以体格不佳的现役兵居多，谦二配置在第四班。
当时日本陆军入伍后，需要在内务班接受被称为“新兵教育”的新兵训练，然后根据在军队内的成绩与入营前的学历执行选兵，施行方式大致如下：
拥有中学毕业以上学历者，入营三个月后接受干部候补生考试，合格后即成为一等兵。接着再根据接下来三个月的勤务成绩，分成可升军官的“甲种干部候补生（甲干）”与可成为士官的“乙种干部候补生（乙干）”，入营满一年时各自就任所属军阶。
只有高等小学校或更低学历者，如在三个月新兵训练中表现优秀，可于“一选拔”成为一等兵。再过三个月的第二轮选拔中，优秀者会被拔擢为上等兵，打开自己晋升士官的大门。
在三个月后的新兵选拔中落选者，再过三个月可接受第二轮选拔，此时相当比例都可以升为一等兵。两次选拔都落选者，入伍一年后全部自动升为一等兵。但是执行勤务状况恶劣、被视为反抗上级命令者，之后就成为“万年一等兵”，永无升迁希望。军队除了是学历社会之外，同时也是竞争主义的社会。

谦二中学毕业，所以拥有接受干部候补生考试的资格，他早在东京入伍的时候就已经被委托担任六名新兵的“指导”。谦二在富士通信机上班期间是个优秀的事务员，工作上也相当迅速勤快。
可是在中国东北时，因在严冬时期长时间坐车，他出现了严重的腹泻症状，体力非常差。
体力变差之后，判断力也迟缓了，脑袋里面一片朦胧。虽然一开始就被派任“指导”任务，但他接受命令时反应却非常迟缓，一点都不机灵，还犯了许多错。
谦二的勤务状态不佳，当三个月的新兵教育结束后，他仍参加了干部候补生的考试。
谦二没有通过考试，六个月之后第二轮选拔他再次落选，结果带着二等兵的身份迎向日本战败。两次考试都失败的人，大概只占全体的四分之一，算是相当糟糕的士兵。

负责训练新兵的，照理来说是下士班长，但实际情形却是由在军队时间较久的“老兵”君临一切。内务班的生活，从听到号音起床后，接着更衣、点名确认人数、用餐、训练、扫除、就寝等，都有一定的规定，只要动作迟钝，步枪保养得不好，或者单纯只是老兵心情不好，便会立刻遭到殴打。“没有一天不被打。状况糟到要计算这是自己今天第几次挨打了。”
老兵的殴打被称为“私人制裁”，军方当然是禁止的，但实际上这种状况却四处横行。
中日战争之前，只要服役两年便可退伍，但当时随着战事扩大，退伍变得相当困难，甚至出现许多“三年兵”“四年兵”等。因为不知何时才能退伍，被困在内务班的这些老兵们开始变得狂妄。
谦二说：“并非所有老兵都打人，但他们之中许多因为无法提升官阶而性格扭曲的人，动不动就揍新兵。对于迟迟无法晋阶的一等兵，我们都不称呼他们为一等兵，而叫老兵大人。”

1945年2月底，军方发出禁止“私人制裁”的通告，但“二年兵、三年兵还是闹得很凶，虽然禁止了，却没什么效果”。
让谦二印象深刻的，除了这种老兵对新兵的霸凌之外，问题更大的其实是日军的“形式主义”。他如此说明：
我们需要记诵一种叫作“典范令”的《步兵操典》与《作战要务令》，以及所谓的《军人敕谕》，而且必须一字一句完全按照原文背诵，至于是否理解内容，则完全不予考虑。
装备品方面，要以档案登载“额数”的部分非常啰唆，但只要档案上形式完整，往后就不会出问题。在内务班内如果缺少备用品，便会产生责任问题，所以需要到其他中队偷来补齐额数，偷窃问题层出不穷。
例如，在日语称为“物干场”的晒衣场，除由新兵负责晾衣服之外，还得派出担任“物干场监视”的兵员，否则自家中队的衣物很容易遭他队窃走。吃完饭后洗餐具，万一餐具掉了千万不能就这么弯腰去捡，因为一弯腰，其他还放在洗手槽内的餐具就可能被偷走。为了防止这种状况发生，得先以脚踏住掉下去的餐具，等洗完餐具后，请附近的同伴帮忙看守，这时才能去捡拾。
我自己的汗衫也被偷过，最后靠老兵帮我偷了一件回来才得以应付过去。这些虽然称不上是大事，但也因此让人无暇思考。总之，只要不让上级来追究责任就好，满脑袋只能考虑这件事。
进入军队后，谦二也开始抽起配给的香烟。新兵几乎没有自由时间，在上厕所时抽根烟，是唯一能喘口气并不受责骂的时光。
新兵训练期间，谦二把自己的照片寄给父亲雄次。“当时的军队很重视表面功夫，新兵的时候必定得拍张照片寄回给家人，证明自己‘精神鼓舞、勤勉军务’。而且因为有检查制度，所以没办法在信件中提起自己每天挨打。”

谦二受完三个月的新兵训练后，便被派驻到位于牡丹江西南约二十公里处的宁安，分配在第二航空通信联队，该联队隶属于负责该区域的第二航空军，主要负责机场与飞机间的无线电通信，以及机场内外的地面通信等任务。
因为体力不佳导致成绩低下的谦二，仍然是二等兵的身份。东京入伍时与他一同担任新兵任务指导的同期，都已经成为干部候补生，这更让谦二倍感凄凉。在第二航空通信联队里，优秀人才都配置在第一中队，谦二则配置在第八中队。
谦二被送往距离宁安火车站东部两公里位于原野中的兵营，火车站旁有座小型飞机场。经过三个月紧张不已的新兵教育期、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忙之后，抵达宁安却突然有了大量空闲。他们这个区域已经没有飞机，通信联队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作需要处理。
谦二说他只看到过一次飞机。1945年5月左右，好不容易来了一架单引擎飞机，但立刻又起飞离开。因为不能让军队就晾在一旁随意玩耍，所以偶尔会派大家去机场做一些整备性的土木工作，其他时间几乎无事可干。另外也干点农活，或去采些可食用的野生灰菜。
就当他们每天过着闲晃的日子时，四月从其他中队送来了来自日本内地的新兵，又狠狠地训练了一段时期。
第二航空通信联队的士兵虽然以正值役龄的年轻役男为主，但也有不少像谦二一般从日本内地调来补充的新兵。因为缺乏军官，原本需要上尉才能担任中队长，但谦二所属的第八中队则由受速成教育升上来的少尉担任。至于大队长，则征召已经退伍的军官再度“回锅”，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少校。
“当我们从事农作时，曾经看过年纪一把的大队长骑马经过。只见过大队长这么一次，而联队长什么的，见都没见过。”
虽然受过暗号通讯与卫生兵的初步训练，但没什么机会进行实际演练。受新兵训练时还有一把自己的步枪，但在第二航空通信联队，大概四五人才有一把步枪。配给我们的武器，只有一把被称为“牛蒡剑”的步枪刺刀。印象中从来没戴过钢盔。
新兵训练时有教导大家如何操枪，但从未做过射击训练，一直到战败之后都没有开枪的机会。谦二唯一的射击经验是在早实三年级时，当时作为中学教育的一环，有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射击的义务，只限于那么一次。新兵禁止外出，连宁安附近的各种商店都没去过。既没去过慰安所，也完全没接触过中国人。
如前所述，关东军为了填补主力调往南方战线后的军力空缺，自1945年1月起新设了大量部队。大致是以现存部队的基础干部搭配日本内地调来的新兵与当地征召的老兵，补充成新编部队。不过从实际状态来看，装备与训练都十分缺乏。
谦二所属的第二航空通信联队是历史较久的部队，他们一方面送出基础干部，一方面也补充新兵，但实际状况就如上所述，即便战况逐渐迫近，他们却连挖掘战壕进行防卫的准备都不做。

这期间，日军的战况持续恶化。菲律宾战线彻底崩毁，二月是硫磺岛，四月是冲绳本岛，美军陆续登陆。东京则在3月10日受到大规模空袭，造成了十万人死亡。
对于战争情势，一般士兵更没机会了解状况。1945年3月，谦二从早实时代的同学处收到明信片，上面写着“最近舰载机在东京上空盘旋”。指的是2月15日美军以舰载机空袭东京一事。因为寄到军中的信件都必须通过检查，“在当时这算是很可能会被军方拦下没收的写法”。四月时谦二收到另一封明信片，告知祖父伊七因为强制疏散而前往冈山。
自从分配到第二航空通信联队后，谦二多少有了点时间，可以前往“酒保”（贩卖部）读报纸。当时“酒保”已经没有食物，“顶多就卖点卫生纸而已”。好歹是中学毕业的谦二，总还能在“酒保”阅读些新闻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