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帖子里问楼主五胡乱华的成因是什么，楼主说是因司马家族内部斗争导致。觉得楼主看得太片面，且带有成见，所以我便不愿再与楼主讨论，结果楼主说我不会说就别说了。诶呦，不知这是在讽刺我还是在激我。我这个人特懒，不喜欢码字，找了一篇自认为比较全面中肯的文章。真心希望态度不偏不倚的吧友能在此讨论。二楼见文章，有点长，慢慢看。也可以搜知乎，五胡乱华是偶然还是必然。好像是这个名字。

要骂我的随意，又不会少块儿肉。不过我建议你们去学习一下不同的史观，不然我替你们丢人。
＝＝＝＝＝＝＝＝＝＝＝＝＝＝＝＝＝＝＝＝＝＝＝＝＝＝＝＝＝＝＝＝＝＝＝＝
大家对民族融合是不是有什么误解？民族融合本身是一种发展，但是不代表民族融合的过程就美好，这不是褒义的！不是褒义的！不是褒义的！就是个中性词，就是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吸收融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趋同的过程。不是因为民族融合，战争就会变得可爱，但是同样的，不能因为融合的手段是战争，就否认这是一种融合。我从来没有说过五胡乱华不是侵略战争。
我有时候看一些历史资料的时候，尤其是关于民族融合方面，都会由衷的庆幸，幸好我们汉族文化足够坚定，足够先进，大多数侵略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最终都被我们逐渐汉化了，才能让我们的文化即使历经风雨，还能留存至今。
但是退一步来说，评论区里如此愤慨，说我在为少数民族洗地的各位，历史上汉族对少数民族就没有侵略战争吗？你们都觉得所有胡汉和夷汉战争都是因为少数民族自己侵华才发生的，是认真的吗？战争不会因为我们倡导和平就消失，也不会因为我们是胜利者而变得美好起来。再者，两千年前我妈妈的祖先是鲁国人，我爸爸的祖先是齐国人，我现在是不是齐鲁混血了？那你们谁是秦国人，咱们可是有国仇家恨呢。我们都是中国人啊，各位。
＝＝＝＝＝＝＝＝＝＝＝＝＝＝＝＝＝＝＝＝＝＝＝＝＝＝＝＝＝＝＝＝＝＝＝＝
我又来码不讨人喜欢的长篇大论了。
“五胡乱华”是必然的。
不过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我要说明一点，在这个回答中，我会从各方面原因分析“五胡乱华”的必然性。
但事实上，我坚持认为，任何历史都是必然。
因为历史不是一个点，而是一种趋势，所有历史事件都在这种趋势的推动下沿着既定的轨迹运行。这不是命运论，而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自有其道理，也许一个人偶尔的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历史进程，但是在之后的岁月中，历史必定会拨乱反正。
====================================================================
以下正文
首先我们来看看“五胡乱华”的原因：
一、胡人内迁
1、汉王朝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一直对胡人进行招诱以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力的不足。
2、汉末魏晋时，北方经历了一次“小冰期”，原本适宜农耕地地区变为了适合游牧的地区，而原来的游牧地区则不适宜人类生存，导致了许多胡人南下寻觅生计。
关于胡人内迁的影响，这里引用一下西晋江统的《徙戎论》。
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
把他们迁到京畿地区，士绅和百姓对此习以为常，因为他们弱小就欺辱他们，使他们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仇恨。如果他们人口大大增加，就会生出不臣之心。他们本性凶残贪婪，又心怀怨恨，一有机会便会叛乱。而他们住在我国境内，没有自然险阻的阻隔，可以袭击没有防备的人民，收集没有收割粮食，所以能够成为严重的祸害。这类事情是必然的，而且已经发生过。
二、民族矛盾尖锐
1、民族文化冲突。少数民族人民的习俗与汉人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2、民族歧视严重。汉人歧视胡人，迁徙进中原的胡人受到了严重的压迫，如被贩卖成奴隶等。
三、民族政策失当
1、朝廷鼓励少数民族人民迁徙后却未能进行妥善的安顿，少数民族人民生活困苦。
2、未能对迁徙后的胡人进行疏散，使其在内地聚居且形成串联组合，为后来的叛乱提供了条件。
3、对胡人未能进行及时的教化，不能使其在思想上与汉人融合。
4、以胡为兵，结合上面几点这条我已经不想说什么了。
四、西晋统治已现颓势
1、天灾人祸
另一方面，西晋时期天灾不断，自武帝太康二年至惠帝太熙元年（公元282- 292年）10年间，几无岁不旱，关中大饥，以致“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进流移，不可胜数。” 后又有蝗灾瘟疫，死者无数，流尸满河，白骨蔽野，遂有大规模的灾民流徙；在氐人李特李雄的煽动下，起事作乱，令司马氏政权几乎瓦解。
而此时的西晋王朝统治集团内部，诸王为争夺中央最高权力，发生了一连串的相互残杀和战争，历时16年之久，史称“八王之乱”。这场大恶斗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生产遭到破坏，数10万人民丧失了生命，许多城市被洗劫和焚毁。不少人饥饿而死，人民又重新陷于苦难的深渊，掀起了大规模的流亡的浪潮。
2、社会风气腐化。
　　西晋社会风气如江河日下，其中有三股风气最为突出，严重地腐蚀社会机体。
　第一，奢侈腐化之风。西晋统治集团腐化先从皇帝开始。晋武帝司马炎在民间大选宫女。后宫宫女多达数千，但他仍不满足，灭吴之后，又把吴国宫中数千名宫女运到洛阳。这样，后宫宫女达到万人。由于宫女太多，司马炎不知所从，有时就坐在一辆羊拉的车上在宫里转悠，车停在哪个宫女的门口，就在哪儿过夜。
　　皇帝如此荒淫无度、纵情享乐，怎么能对下面进行约束?于是那些皇亲贵戚、官僚大臣紧随其后，极尽奢华，纵情声色。有的讲究吃。何曾任朝廷高官，聚敛了许多钱财，每天吃的费用多达一万钱。面对无比丰盛的食物，他居然说：“简直没有值得下筷子的东西!”其子何劭，更加奢侈，一天吃饭的花费达到两万，超过其父一倍!
　　西晋盛行炫富、比富之风，石崇和王恺比富斗宝的故事就很典型。在西晋，有些权势过大、财产过多的人，牛气冲天，缺乏自制，甚至以杀人当儿戏!
　　据《晋书·王恺传》记载：外戚王恺在宴请宾客时常安排一些女伎奏乐助兴，一次一位吹笛的女子吹得有些走调，王恺便当众把她处死。石崇也是个以杀人为乐的极其残忍的家伙。每次请客饮酒，常让美人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喝酒，他就让侍卫把美人杀掉。一次王敦与他的从兄王导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敦硬是不喝，结果石崇斩了三个美人，他仍是不喝。王导责备王敦，王敦却恶狠狠地说：“他自己杀他家里的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社会自上而下崇尚奢华的现象，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大臣傅玄就向朝廷上书，愤怒指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第二，金钱崇拜之风。在司马炎的纵容和包庇下，西晋的官僚富豪们不遗余力地追求利益，贪婪地搜刮民财，金钱成为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东西。有了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西晋是中国古代金钱拜物教最盛行的时期。钱本来是物品流通的媒介，但是，西晋钱却成了无所不能的神物。人们痛感这一风气对社会的腐蚀，纷纷写文章予以抨击。其中鲁褒写了一篇著名的《钱神论》，辛辣地讥讽一切为钱、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现象。
　　鲁褒对钱的作用的论述，十分精辟，他把官僚贵族对钱的贪婪掠夺和钱的作用描绘得淋漓尽致。文中写道：
　　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朱门，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辨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发，怨仇嫌恨非钱不解……
　　鲁褒的批评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钱变成了社会上一个有力“杠杆”，人们毫不隐晦地谈钱、爱钱、贪钱、掠钱，朝野上下，一切向钱看，一切可以用钱换，社会风气腐败透顶!
　　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如果举国上下的人都在争利、逐利，国家就危险了。如果此种现象成为社会时尚，那国家肯定要出问题了。在钱的驱动下，西晋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统治危机日益显现。
　第三，清谈虚浮之风。西晋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清谈虚浮之风。清谈又称“谈玄”、“玄言”，专门讨论一些抽象的脱离实际的问题。西晋官僚们也大畅玄风。他们以“名士”自居，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故弄玄虚，如琅琊大族王衍，被誉为玄谈领袖。他历任中领军、尚书令，职务很高，却不干实事，“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他手执玉柄麈尾，“妙善玄言”。由于清谈之风盛行，使西晋的官员们“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当官的不干实事，办事又不认真去办，敷衍了事，马马虎虎，每天乐此不疲的就是清谈。
　　西晋官员们终日谈论玄远、喝酒放纵，不去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这种风气必然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西晋灭亡时，大臣王衍被杀前，叹息道：“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这就是所谓“清谈误国”。其实西晋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腐败导致的社会动乱，官员清谈是政治腐败的表现，是表而不是本。
　　司马炎在统一中国后，骄傲自满，不思进取，丧失危机意识，社会风气严重败坏，政治日益腐败。唐太宗李世民在《晋书·武帝纪》中点评晋武帝司马炎说：“不知处广而思狭，则广可长广;居治而忘危，则治无常治。”可谓一语中的。
五、“五胡乱华”实际上是一种民族融合。
民族发展，是在民族的自身因素、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民族的内部结构、整体素质、外在特征以及民族之间关系的不断调整更新、协调适应的过程，由此推动民族纵向质的演进和横向量的扩展，不断实现民族的自身性发展、社会性发展、人的发展，不断实现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本质上是民族生存和演进的质和量的提高。
民族是社会的民族，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所以就我们现在的社会发展趋势来讲，民族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民族不断发展，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最后归于大同，这是民族发展的总趋势。在民族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发挥有利因素的积极作用，实现民族的尽可能顺利和快速的发展；尽可能克服不利因素的消极作用，使民族发展加快步伐，少走弯路。也因此，在世界大同的理想条件下，民族也是向着大同发展。
民族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算没有“五胡乱华”，民族融合也会以另一种方式上演，也许是三族、四族，也可能是六族、七族。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些原因。
民族融合是一种必然趋势，但由于汉人的“夷夏观”，民族融合无法和平进行，只能转而暴力推进。一个朝代的灭亡是必然的，西晋的不可挽回的颓势早已显现。历朝历代都有胡人乱边的情况发生，只是西晋的衰亡恰好提供了各项条件，使各少数民族有机会夺取汉人政权。
所以，“五胡乱华”其实是一种必然。
最后，希望以江统《徙戎论》中的一句话结束这个话题。
“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

对于那位楼主，我曾提问我可以理解您说的曹魏时期是指曹丕时期么？之所以提这个问题，是因为下面我要阐述的司马懿究竟为曹魏做了什么。还是继续粘贴。依然有点长，慢慢看。

除军事方面外，司马懿在经济上也为魏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时曹魏政权为了恢复北方经济，解决军粮问题，曾经推行包括民屯、军屯两类的屯田制度。司马懿在推广军屯事业上有很大的建树。约在建安二十三、四年，司马懿由转为丞相军司马后，向曹操建议：“昔箕子陈谋，以食为首。今天下不耕者盖二十余万，非经国远筹也。虽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晋书·宣帝纪》)。曹操行之。结果魏国一时“务农积谷，国用丰赡”(《晋书·宣帝纪》)。
　　曹操采纳这个建议仅两年就驾崩了，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要使军屯走向正规，大规模的铺开推行，当然是困难的。管理军屯的主要官吏——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度支都尉等官员，都是在曹丕称帝后的黄初年间(220—226年)设置的。这说明军屯走上正规是在曹丕时期。
　　曹魏军屯推行很广泛，但主要基地是设置在边境驻军地区，特别是在和吴、蜀的军事对立地带。曹魏和吴、蜀对立地带的两大军屯基地的开创，都和司马懿有关系。
　　曹魏和蜀汉的邻近地区，如长安、槐里、陈仓、上邽等地，都设置有民屯和军屯组织。其中，上邦的军屯最著名。这个军屯基地是在太和四年(230)由司马懿上表倡议建立的，《晋书·食货志》称：“宣帝表徙冀州农夫五千人佃上邽，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实。”主持具体事宜的是那时的度支尚书、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晋书·安平献王孚传》称：“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贼有备矣。”由此可见，上邦军屯是在司马懿、司马孚兄弟的共同筹划下开创的。
　　太和五年，诸葛亮进攻天水。这时上邽军屯上的小麦已经生长出来，有人主张“自芟上邽生麦以夺贼食”，魏明帝不从，“前后遣兵增宣王军，又敕使护麦”。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持，多亏以上邽军屯的小麦作军粮，才取得胜利。直至正元二年(255)，安西将军邓艾又在上邽“为区种之法，手执耒耜，率先将士”(《晋书·段灼传》)，进行屯垦。这都说明上邽军屯的重要。
　　司马懿在太和五年屯长安，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开始主持对蜀的战争。为了增强实力，他很重视对关中屯田基地的建设。青龙元年(233)，司马懿组织兴修水利，“开成国渠，自陈仓至槐里筑临晋陂，引汧洛溉舄卤之地三千余顷”(《晋书·宣帝纪》)，收到了“国以充实”(《晋书·食货志》)的效果。青龙三年，关东饥馑，司马懿调运五百万斛粟输京师洛阳，以资救济。可见他在关中储积有大量粮食。
　　曹魏和东吴邻近地带的屯田，主要是在淮河南北。曹操时曾“开募屯田于淮南”(《三国志·魏书·仓慈传》)，但仅是民屯。正始二年(241)，司马懿主持对吴作战时，始与曾为屯田掌犊人、典农纲纪的尚书郎邓艾筹划在淮南淮北创建军屯。第二年，司马懿“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晋书·宣帝纪》)。第三年，司马懿又在这一地区“大兴屯守，广开淮阳、百尺二渠，又修诸陂于颍之南北，万余顷。自是淮北仓庾相望，寿阳至于京师，农官屯兵连属焉”(《晋书·宣帝纪》)。
　　《晋书·食货志》记载司马懿、邓艾创建的淮南淮北屯田说：“今淮北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分休，且佃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土，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逆北临淮水，自锺离而南、横石以西，尽泚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颍，大治诸陂于颍南颍北。穿渠三百余里，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春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
　　司马懿和邓艾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屯垦，对促进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对增加曹魏的财力，支持与东吴的战争，起了重要的作用。

可见《军师联盟》中的演绎还是很符合事实的。

多谢吧主！我就是个搬运工。刚才那个楼主说我人云亦云，首先他没有看懂看全我一楼的东西。他的态度仍然不是不偏不倚的，仍然是片面的，且没有有力的论据，如果他也不嫌繁琐把他说的那些论述都粘贴在这里说服我，我就不会删他的回帖了。之所以在众多文章中选择这篇，就是因为他通俗易懂且角度广，态度中肯。

这些其实我在之前都已经了解过了，对于五胡乱华这段历史，我个人比较支持现在“少数民族内迁”的说法。至于这段历史的成因，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可以说透的。晋朝的历史贡献是很大的，文化、律法等等很多方面不一一例举都是在发展的，虽然相对于治世要缓慢。
五胡乱华最大的误区就是民族歧视问题，皇汉主义的错误引导。五胡并没有被灭绝，而是并入了汉族的文化体系。即使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也在被强大的汉民族文化体系所同化，这也是汉文化经历了异族(这里的异族是汉族之外的民族，不是贬义)统治依旧屹立不倒的原因。
阅读了关于司马懿的大量史料，让我对司马懿更加敬佩。功大于过，我不否认司马懿后期的残忍好杀，然而瑕不掩瑜。
支持楼主，想要公正不偏激，这个时代真的很难。

楼主转发的只是一部分内容，还有很多可以补充，但是说真的，有多少对司马氏有偏见的人能坐下来静静地看完呢？我想不会多。多么遗憾，我愿意相信《军师联盟》是矫正错误史观的开始，因为《军师联盟》，更多的人愿意了解和研究司马懿，只有真的认真的了解研究，才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才能更接近真理。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

对于八王之乱是五胡乱华的导火索，我不否认，正视历史，不偏不倚是应有的态度，在2楼已提到，连年战乱引起的人口引进与晋末的八王之乱是导致五胡乱华的两大原因，所以我说那个楼主说五胡乱华的成因只针对于司马家族内部争斗是片面的。社会发展必将会经历某种局面，民族融合也好，民族侵略也好，有其内在矛盾和外在因素共同合力才能构成。所以仅强调一方面原因是不对的，就像人的一生必将经历生老病死，产生病变除了内部肌体条件外，还有外在环境的刺激。这就是有些人本来有癌症基因却因对外界环境的提前预测而避开这种不良环境从而避免癌症的诱发。就五胡乱华来说，东汉末年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人口锐减导致各大政治集团引进外族填补自己的实力，五胡乱华外部大环境就这样一点点积累而成，而晋末的政治倒退、政权腐朽形成了五胡乱华的内部原因，就像俗话说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样，事件形成是因为具备“苍蝇”和“缝儿”两个先决条件。所以，那个楼主，我说的这么通俗，你该明白自己错在哪了吧！

上一楼是驳那个楼主的片面。那么5楼和下一楼就是驳那个楼主的偏见了。

依然粘贴。
在这里不得不说说八王之乱的成因，那个楼主说是司马懿高平陵政变开始奠定八王之乱的基础的。
三国魏国的时候，曹爽当政，有人指出若不分封宗室诸王 ，政权可能转入异姓之手，曹爽不听。之后，司马氏家族果然夺取了曹氏皇族魏国的政权，这事在司马氏家族中很有影响。因此，西晋建国初期，公元265年，晋武帝恢复了古代的分封制，封二十七个同姓王，以郡建国。之后不断扩大宗室诸王的权力。诸王可自行选用国中文武官员，收取封国的租税。
277年（泰始元年），又制定了王国置军的制度，将封国分为大、次、小三等，不同级别可置不同数目的军，但各王无地方行政权。
晋武帝在分封同姓王的同时，又大封异姓士族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他们也有封地。公侯邑亦分三等。
后来又让诸王出任地方都督，诸王多少有了行政权力，又有了数量可观的军队，如此一来，多位王掌握了封国的军政大权。晋武帝完成了分封宗室诸王的政治计划，自以为得计，认为司马氏的统治由此稳固。其实反而种下了祸根。

关键问题就在这个分封制。
我在5楼曾说，司马懿的一大政绩就是军屯，其目的在《军师联盟》中已经显而易见，一是5楼提到的“增加曹魏的财力，支持与东吴的战争”，说白了就是打仗的时候不愁储备力量。二是利用军屯，加之陈群的九品中正制打压宗亲力量，拉拢士族，巩固自己的中央集权。
不知那个楼主还记不记得在《军师联盟》曹丕称帝时，曹丕的一众宗亲在一起吃酒，都嚷嚷着曹丕称帝自己就可以封王拜侯了，这个就是汉代的分封制。而曹丕、司马懿和陈群的做法就是让这个分封制有名无实。
好，历史先倒回去，假设，曹丕真如他的那些叔叔伯父嫡系兄弟所说，分封了各路诸侯亲王，并且这些王侯么都有兵权，那样会不会像后来的司马炎一样呢？那八王之乱会不会提早到来呢？幸好，曹丕时代的这几个人的做法遏制了这个局面的出现。
所以，我在12楼提到司马炎政府的政治是倒退的。又回到了他爷爷司马懿不想见到而且是一再遏制的局面。也就是说，司马炎的政治手段在军权这个相当要害的地方是与司马懿的政治主张背道而驰的。

综上所述，回到我的大标题“五胡乱华与司马懿有什么关系？”
答案是：嘿，那个楼主，没有半毛钱关系。

谢谢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