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师联盟》：打开三国历史的一种方式
孔默 评论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
2017-07-19 13:54:28
这篇剧评可能有剧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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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默（来自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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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辈治学，就是要从残章断简中重塑文明……学识之对错不仅仅在乎于文字，更关乎于态度。”这句台词大概在试图告诉观众们，比探索“历史真实”更重要的，正是我们真诚探索世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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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活化”的历史剧
历史一旦被尘封，我们对他的任何描述，便都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主观色彩。尽管历史文本（譬如“正史”）与文学文本的性质不同，但都或多或少带有“虚构性”，只是文学文本有意“虚构”，历史文本则往往是在力求客观时，不知不觉中调动了人类的虚构天赋，以试图还原历史真实；何况，一些历史文本还会囿于官方禁忌、个人好恶等主观因素，避讳或夸大，这些无疑也是“虚构”因素。既然“虚构”不可避免，是否意味着“历史真实”只是虚无呢？《军师联盟》第一集其实就给出了答案：“我辈治学，就是要从残章断简中重塑文明，上合圣贤之精神，下利国民之策略，决不是断章摘句，相互争斗。这篇文章（指《咸有一德》）上可规劝君王，下可教导庶民，就应当流传于后世。研究注疏，怎么能说是无用之功呢？学识之对错不仅仅在乎于文字，更关乎于态度。”当然，司马懿（吴秀波饰）的这段台词所谈论的其实是学问，但或许也融入了导演和编剧有关历史剧的见解。早在郭沫若，便提出过“失史求似”，即强调不拘泥于史实，对历史故事进行艺术加工，从而追求历史精神的真实，这种“历史精神”大抵正是台词里所说的“态度”。而历史剧本身也正是“从残章断简中重塑文明”。既然是“重塑”，就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还原”。或许，学习历史的最大意义并不在于还原历史真相，而在于我们在追问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不断重新认知自我，从而在此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乃至完善我们民族、国家乃至全人类的文明，这便是“重塑”。换言之，“重塑”实际上是我们与历史的“对话”过程：我们在断简残章中和古人进行精神交流，并在此交流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
月旦评上，司马懿与杨修的精彩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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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师联盟》无疑是一次“重塑”历史的尝试。不过，相较于以往的“历史剧”，该剧的确另有风格，故而不少观众认为它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通过观看全剧和该剧的纪录片后，笔者窃以为该剧的某些“漏洞”未必是因马虎而留下的“疏漏”，反而可能是创作团队有意为之的“革新”。就从该剧总体上看，它实际上打破了传统历史剧的“宏大叙事”模式。最为典型的“宏大叙事”便是《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汉武大帝》《贞观之治》等聚焦于某一帝王的历史剧，上述这些电视剧当然不失为佳作（其中《康熙王朝》可能硬伤较多），但几乎无一例外以某位帝王为主要视角，其关注的也多为重大历史事件（如《雍正王朝》中的九龙夺嫡、摊丁入亩等，《康熙王朝》中的平三藩、收复台湾、三征噶尔丹等，《汉武大帝》中的七王之乱、凿通西域、汉匈战争等，《贞观之治》中的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等），总之，总逃不掉一个“大”字。此外，《大明王朝1566》《北平无战事》等历史剧又属另一类。这类历史剧不再聚焦于帝王，而从较为微观的事件出发，且这些事件往往还具有鲜明的虚构性，如前者的“改稻为桑”和后者的“孔雀东南飞计划”，均为编剧刘和平所杜撰，但又都还原了历史精神，可谓是“以小见大”尽管以“小”入手，落脚点仍是“大”，这个“大”即包括历史社会风貌，又包括中国古代及近现代的政治思想、政治理想（如《大明王朝1566》里，嘉靖帝朱厚熜的“制衡之术”及海瑞的“君臣共治”，再如《北平无战事》里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和文化传统（如两剧中的士大夫文化及《北平无战事》中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乃至两剧都有所表现的“贪腐文化”）及其嬗变。总之，以往的历史剧，无论是聚焦于重大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还是以微观事件切入，其所表现的内容，或多或少都与“大”有关，这或也符合多数观众关于历史剧的“期待视野”。《军师联盟》却打破了这一“期待视野”，它着重关注的是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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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议论道：“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如果说以往历史剧更多关注的是“飞扬”，该剧则花费了不少笔墨去表现“安稳”。首先是三国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都将历史记载与人物日常生活结合了起来，如华佗的麻沸散及古代外科手术与张春华的难产，华佗的五禽戏与司马懿的每日晨练，再如曹操的节俭与清汤蔬菜汤饼以及曹丕对葡萄和弹棋的痴迷。上述均有历史文献记载，但基本又都是远离“宏大”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处理，基本得到了多数观众的赞许。此外，该剧的又一“安稳”化尝试却遭来了一片骂声，这便是该剧后半段（自曹操去世后开始）大量的家庭生活描写以及渲染这一描写的喜剧色彩。而有趣的是，无论东西方，喜剧大致都没有悲剧高贵：悲剧常以英雄为主角，鲁迅语“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格调崇高；喜剧则常以普通人为主角，鲁迅语“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气氛滑稽。平心而论，观剧时，我也觉得后半段总体上不如前半段，并认为这些元素和影视剧的商业性密不可分，但结合该剧纪录片中导演和演员的解说，我同时又建议不妨将这些处理视为该剧创作团队的一个尝试，即试图在与“宏大”息息相关的历史题材中表现日常生活，从而将历史人物还原为“人”。故而，我们在剧中看到，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被一笔带过，以司马懿夫妻拌嘴为代表的各类鸡毛蒜皮，却被施以浓墨重彩；在人物塑造上，也十分重视细节描写，如曹丕没完没了地吃葡萄，再如曹操把掉在桌案上的面片捡起来吃，又如杨修美滋滋地烤肉。全剧，也以司马懿个人视角为聚焦，尽管在上部里多少有“美化”之嫌（在上部四十二集中，司马懿的人物塑造没有曹操、曹丕父子的人物塑造成功），但大概还是表现了司马懿作为普通人的欲望、理想、情感以及喜怒哀乐惧等情绪。只是，目前来看，电视剧对司马懿内心骚动不安的野心表现不足；当然，司马懿是一个成长人物，性格亦极为复杂，大概并非是天生的野心家，其性格是在其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慢慢积累而成的，相信在下部中，吴秀波会有更为精彩的表演。
“肥皂剧”既视感的司马府故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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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与政治家
于和伟饰演的曹操无疑是众多版本的曹操中较为丰满的一个。鲍国安扮演的曹孟德自然珠玉在前，尽管有《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镣铐”，鲍氏却依旧将曹操的亦奸亦雄展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我幼时观看剧版《三国演义》时，竟然对曹操又爱又恨。于版的曹操亦不逊色，尤其横槊赋诗的情节最为观众津津乐道，这里的确鲜活地展现了孟德“慷慨悲凉”的建安风骨。夕阳浊酒，瘦马西风，壮心不已，英雄迟暮。“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孟德之诗，妙就妙在对人生苦短的深刻揭示上。曹操是卓越的政治家（“揽申商之法术”）、军事家（“该韩、白之奇策”），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而政治家和诗人往往具有迥然不同的性格，能将二者集于一身，正是曹操的超凡之处。
政治家所需要的是刀剑般的冷静，他们所追求的往往是“避免最糟”，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求得生存；而诗人所需要的却是烈火般的热情以及春水般的柔情，是深情，他们所渴求的又往往是“求得最好”，在理想世界中寻觅世外桃源。总之，政治家难免是冷漠的现实主义者，诗人则常常是热烈的理想主义者。（当然，政治家和诗人都有万般不同类型，这里就不展开论述了。）因此，曹操时而残暴如恶魔，时而又慈悲如菩萨，时而如强盗般可憎，时而又如婴孩般可爱。剧中的曹操，对政敌心狠手辣，毫不留情，逼迫董承咬舌自尽、缢死董贵人，并将王子服和吉平枭首示众。不过，在政治斗争中，这种“心狠手辣”却必不可少，甚至可被视为一种当机立断的果决，是一个政治家必备的基本素质，因为“在权力的游戏之中，你不当赢家，就只有死路一条，没有中间地带。”（[美]乔治·R.R.马丁：《冰与火之歌·卷一：权力的游戏》（全三册），屈畅、谭光磊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页。）吕思勉先生亦在《替魏武辩诬》一文中议论道：“政治上的斗争，既然和军队作战一般，则不但对于敌党的手段，有时是不得不然，即对于本党，亦是如此，因为要整顿阵容，就不能不把有害于团结的人除去，这正是和军队里要讲军纪一样。”（吕思勉：《三国史话》，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03页。）《三国演义》里，董承一方被赋予了“政治正确”，代表匡扶汉室的“正义”一方。实际上，董承一方也未必没有政治野心，须知，刘协先后为董卓、郭汜李傕挟持，后又成为曹操的傀儡，倘若董承“诛曹”成功，也未必不是下一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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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和伟版的曹操，除去“横槊赋诗”的经典桥段外，有两个片段令笔者印象深刻。其一，是官渡之战后，在焚烧部下通袁书信前对两位儿子曹丕、曹植的考察。前者建议“查而后烧”，从而将通袁者一一找出并剪除；后者则怀揣宽仁之心，认为应该付之一炬。此事载于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本只有寥寥数语：“公（曹操）收绍（袁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页。）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公云：‘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页。）剧中，编剧则发挥想象，加入了曹操试探二子态度的情节。这里，二子的不同态度或共存于曹操心中：以曹公之聪明，未必不知有哪些人可能暗通袁绍，他心中也许早有警惕与提防；但在另一方面，孟德又有宽厚大度的一面，能站在部下的立场思考，从而理解、包容他们：“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此外，曹操也有其无可奈何、迫不得已的一面（田余庆便持该观点，见其《关于曹操的几个问题》一文，载其《秦汉魏晋史探微》一书）。曹丕“矫情自饰”、工于心计，曹植却“性简易、不治威仪”，率真随性。（参见《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4页。）曹操对曹丕的苛刻、对曹植的偏爱，大概也投射着曹操内心深处的价值判断：他或许厌恶权术，崇尚真情。除此之外，曹操对曹冲的宠爱，或也与该幼子的宅心仁厚有关，曹冲曾为救一库吏（仓库中马鞍“为鼠所啮”）“以刀穿单衣，如鼠啮者”（《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第二十》，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47页。）可惜，曹冲早夭，曹植也缺乏明君之才。一次擅闯司马门，一次被征解救曹仁时“醉不能受命”（参见《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第十九》，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4页。），致使曹子建最终与魏太子之位无缘。曹植之性情放纵不羁，于审美上看固然潇洒脱俗，但于现实中看却荒唐至极，魏晋名士之风度多类此（如《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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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让县自明本志令》（又名《述志令》，即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载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20页）虽为一篇政令，却也是一篇抒情性自传，字里行间，真率诚挚之情如泉而出、如溪而下。他坦率承认，他不会因贪恋虚名而放下权力：“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前朝恩封三子为侯，固辞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0页）作为诗人，孟德不乏率真之性情；作为政治家，曹操又不得不紧握权力，乃至一再集权，以适应军事战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军师联盟》第一集，华佗劝说曹操归隐山林，曹愤而将华下狱，便正反映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敏锐与多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实际上，曹操年轻时，也一度欲隐居山野，以待政治清明，可惜不遂人愿：“去官之后，年纪尚少，顾视同岁中，年有五十，未名为老。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故以四时归乡里，于谯东五十里筑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页）一旦开始“权力的游戏”，便至死难有片刻安宁，乱世之中容不下一声空山鸟语。奉天子于许都后，曹操一再集权：先任大将军、封武平侯（建安元年九月），不久又将大将军一职转让给袁绍，改任司空、行车骑将军（建安元年冬十月），后又升任丞相（建安十三年夏六月），以至“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如萧何故事”（建安十七年春正月），最后乃至相继受封“魏公”（建安十八年五月）、“魏王”（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甚至“设天子旌旗”（建安二十二年夏四月）、戴十二旒王冕（建安二十二年冬十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第一》：“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架六马，设五时副车，以五官中郎将丕为魏太子。”见[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页。）以上集权行为，一方面显示着曹操日益膨胀的野心，另一方面又是迫于形势的应对策略：“汉末魏初，三国之间的战争频繁，客观上迫使曹操、文帝曹丕全都大权独揽……”（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6页。）

曹操、曹丕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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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除曹操借军中通袁书信考察二子外，于和伟版曹操与王劲松版荀彧的对手戏也堪称精彩，以二人诀别一场为最。荀彧对曹操的情感复杂，既失望于曹操与匡扶汉室的理想渐行渐远，又始终感念其明公的知遇之恩，并真诚敬佩曹公的经天纬地之才。曹操对荀彧的态度极为复杂，不能简单以真情假意论之。一方面，作为普通人，作为荀彧的朋友和同僚（二人皆为汉臣，一为司空、丞相，一为尚书令，荀彧为汉廷官员，并不在司空府、丞相府任职），曹操对荀彧自然有掏心掏肺、坦诚率性的一面，剧中曹操与荀彧的一番话，也当是肺腑之言；不过，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家，作为荀彧的主公（曹操与荀彧虽同为汉臣，但事实上荀彧也追随曹操多年，视之为明公，曹操也将荀彧誉为“吾之子房”；这里也很有意思，张良本是韩国贵族，一心复兴韩国，任为韩相，与刘邦也本是联盟抗秦的关系），曹操却不得不剪除异己，以维护政权稳定与政令统一。因此，曹操既希望能与荀彧继续同行，又担心他对汉室的忠心会威胁自身的统治，矛盾之中，最终以空食盒试探之。空，或许多义——既可以是已无汉禄，请君自裁；也可以是虽无汉禄，可食魏禄，这全看荀彧自己的选择。因此，荀彧之死，虽无疑有曹操暗示与胁迫的诱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荀彧的自我选择。荀彧之死，大概也使曹操羞愧万分，记得易中天说过，曹操不敢篡汉，或许也是因为他无法忘怀荀彧那双忧郁的眼睛。剧中，荀彧死后，曹操命人细查荀彧的书简，这又是他政治家的一面了，但此事并不能代表他真诚的一面就是伪装，只是每个人都不可能只有一面，这些层面可能看似矛盾，但又都是事实。
人是什么？一撇一捺，一笔是兽性，一笔是神性，这才立起一个“人”。一言以蔽之，不是人有好有坏，而是每个人的人心都有好有坏，而且这好坏的界限往往含糊暧昧，或只在一念之间。

荀令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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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江山谁也带不走。”二十三集，魏王曹操薨。曹**前，又会想到些什么？是黄泉下向自己追问“母亲（指丁夫人，长子曹昂之养母）在哪”的曹昂，还是为救自己而身亡的猛将典韦以及英年早逝的天才军师郭嘉，或是因为继承权而渐行渐远的三个儿子曹丕、曹昂、曹植……也许，他忽然想起多年以前，许劭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那时他只是付之一笑，也许觉得正合心意，也许暗想狗屁不通；
能臣或奸雄，本也只在一念之间；能臣或奸雄，又岂能全凭自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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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曹操文治武功的耀眼光芒之下，加之曹植的“八斗之才”，魏文帝曹丕似乎稍显黯淡，其实曹丕并非庸才。尚为魏太子之时，便能当机立断地平定魏讽之乱，足见不乏果敢之胆识。称帝后，曹丕在经济上推行屯田制；政治上限制宗亲、禁止后宫外戚干政，推行九品官人法（九品中正制，尽管此制度为门阀垄断政权之肇始，但在当时看的确有效地巩固了魏国政权），巩固新政权的统治；在军事上以伐吴名义和安抚方式解决青徐豪霸割据问题，还重新凿通西域、设西域长史府 ，尽管最终未一统三国，这些都显示了曹丕作为一位君主的政治、军事才能。事实上，曹子桓文学上的才华，也并不逊色于其父其弟。南朝梁，刘勰便在《文心雕龙·才略第四十七》中探讨道：“魏文之才，洋洋清绮。旧谈抑之，谓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而乐府清越，典论辩要，迭用短长，亦无懵焉。但俗情抑扬，雷同一响，遂令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未为笃论也。”（[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00页。）刘勰充分肯定了曹丕的文才：“魏文之才，洋洋清绮。”同时，刘氏又指出了这二曹的差异：曹植才思敏捷，诗歌绮丽、奏表俊逸（“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相比之下，曹丕则更为理性，致使其思考往往缜密完备，也因此使其笔力稍显迟缓（子桓虑详而力缓，故不竞于先鸣）。加之，谢灵运、钟嵘等奉曹植为诗歌天才，故使俗论多扬曹植而贬曹丕。此外，“文帝以位尊减才，思王以势窘益价”：曹丕因为身居九五之尊，其文学才华反被忽略；而曹植则因身世坎坷而博得众人同情，从而使其诗歌“益价”，同时，“诗可以怨”，
政治上的失意又确实为其后期诗歌创作增加了厚重感，这便是名副其实的“以势窘益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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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明末清初，王船山（王夫之）在其《姜斋诗话》中甚至完全颠覆了传统对二曹的认识：“曹子建铺排整饰，立阶级以赚人升堂，用此致诸趋赴之客，容易成名，伸纸挥毫， 雷同一律。子桓精思逸韵，以绝人攀跻，故人不乐从，反为所掩。子建以是压倒阿兄，夺其名誉。实则子桓天才骏发，岂子建所能压倒耶？曹子建之于子桓，有仙凡之隔， 而人称子建，不知有子桓，俗论大抵如此。”（[清]王夫之：《姜斋诗话笺注》，戴鸿森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在王夫之那里，曹植反成了堆砌辞藻的“凡才”，而曹丕则成为清新脱俗的“仙才”。就曹植的诗歌创作而言，的确多用对偶，辞藻华美，大概符合南朝的主流审美，故被谢灵运尊为“八斗之才”；曹丕之诗婉丽幽深，更开创七言诗之先河，其散文则清新流畅，饱含深情，不落窠臼。载于《三国志·魏书·王卫二刘傅传第二十一》裴松之注引《魏略》的两篇《与吴质书》，便是散文中的佳作。尤其第二篇，深情流露，字字恳切，足见“矫情自饰”的曹丕亦有真诚坦率的一面：“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4页。）
东汉末年以来，江山飘摇，世事动荡，士人常有人间无常之感：“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亦感慨道：“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烛夜游，良有以也。顷何以自娱？”（[晋]陈寿：《三国志》，[南朝宋]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64页。）《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二》裴松之注引《魏略》：“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是时有高元吕者，善相人，乃呼问之：‘寿几何？’元吕曰：‘其寿，至四十当有小苦，过是无忧也。’后无几而立为王太子，至年四十而薨。”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