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在北京火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十几个小商贩正盘算着今天自己该进多少货。琢磨的功夫，只见一个老农拉着一车西瓜沿途叫卖。小贩们一拥而上询问价格，你争我夺的“进货”最终演变为肆无忌惮的“哄抢”，可怜的老农最终钱货两空。

事后，这些小贩都被判定为“抢劫罪”，依据自己抢得西瓜的多少，分别被判处死刑、死缓、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其中一个只抢到一只西瓜的小贩，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这是发生在1984年我国第一次“严打”期间的真实案例。1983年9月，《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正式拉开了“严打”序幕，在此期间，对各类案件的处理均依照“从重从快”的原则，也叫“依法顶格判刑”，就是把所有罪名的量刑都定在最严厉的一档。比如抢劫罪，顶格是“死刑”，那就基本都按照死刑宣判。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继续生存权利的刑罚，历史久远，在《尚书·吕刑》就提到，当时的“五刑”分别为“墨”（刺字）、“劓”（割鼻子）、“荆”（断足）、“大辟”（死刑）。然而后来人们逐渐发现，过多的“死刑”也不可能将所有的犯罪“一网打尽”，某种程度上还削弱了刑罚“促进社会发展”的科学初衷。

严厉的刑罚的确使当时的社会犯罪率迅速下降，根据官方通报，1984年1月至8月，全国刑事案件的发案数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了31%，接近1949年以来的最低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里记录了如下数据：从1983年8月到1984年8月，判处死刑的有24000人。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继续生存权利的刑罚，历史久远，在《尚书·吕刑》就提到，当时的“五刑”分别为“墨”（刺字）、“劓”（割鼻子）、“荆”（断足）、“宫”（阉割）、“大辟”（死刑）。然而后来人们逐渐发现，过多的“死刑”也不可能将所有的犯罪“一网打尽”，某种程度上还削弱了刑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科学初衷。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继续生存权利的刑罚，历史久远，在《尚书·吕刑》就提到，当时的“五刑”分别为“墨”（刺字）、“劓”（割鼻子）、“荆”（断足）、“宫”（阉割）、“大辟”（死刑）。然而后来人们逐渐发现，过多的“死刑”也不可能将所有的犯罪“一网打尽”，某种程度上还削弱了刑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科学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