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传，息县古来有“72牌坊”，且为豫南一大盛景。而如今，原坊虽皆已不复存在，但其事迹形象，尚在息县广为流传。
　　其实，早在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时任息县县令浙江富春人邵光胤主持修撰的入清以来第一版《息县志》，在其卷三“牌坊”一栏中，就详细考录、记载了50座牌坊。而后，嘉庆四年（1799年），时任息县县令江西南丰人刘光辉也主持修撰了新一版的《息县志》，在其卷二“坊牌”一栏中，沿袭了那50座牌坊。
　　对于立坊原因及意义，县志中亦有明载。云：“旌别淑慝，表厥宅里（语出《尚书·周书·毕命》）。”此建坊之权与也。坊所由建不一，其类或以显宦，或以忠义，亦或以节孝，或以科第，而要皆旨旌奖，以垂奕禩，非泛设也。息在前明时，四街四关坊牌之树其多如林，甲于光郡之四属，而今则凤鸣鹏举，及尚义兴贤各坊，其存者寥寥矣。然每遇节烈，即题请。
　　也就是说，在等级制度森严的过去，立牌坊可是一件极为隆重、极不容易的事，并不是谁想立，谁有钱就可以立的。根据当时的规定，凡是进入国子监读书和获得举人以上功名的人，方可经地方官府审核批准后，由官方出资建功名坊。至于立贞节牌坊、仁义慈善牌坊、功德牌坊者，要求就更严格，须经当地官府查核实后逐级呈报，最后由皇帝审查恩准，或由皇帝直接封赠，方能建造。即使允许建造，建造什么规格的牌坊，也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如只有帝王神庙、陵寝才可用“六柱五间十一楼”，一般臣民最多只能建“四柱三间七楼”；但孔庙的“万古长春”坊仅是一个破例，因为人家可是“孔圣人”。所以在当时来说，如果一个人能获得皇帝降旨建造牌坊，那对这个人、这个家族乃至这个地方来说，都是一种至高无上、无与伦比的殊荣。

　　“息县有72牌坊”的说法，或许是实数，更或许不止于72。因为从科第坊的时间排列中，为进士建的牌坊，始于成化乙未1475年的阎伦，终于崇贞戊辰1628年的洪恩炤，共有八座进士坊。而查考可知，这期间，息县考取进士者，多达19人。为举人建的牌坊则始于景泰庚午1450年的刘瑛，终于嘉靖辛卯1531年的陈效古，共16座。而这期间，息县考取举人者18人。再者，为显宦建立的17座牌坊中，李若星一人就有5座，而周叙1538年官至尚书，则仅有一座，其前任诸职，必定也会有建坊。再如王平也曾高居准尚书职，亦未建坊。还有，《息县志》所载“孝义”、“贞烈”者甚众，然建坊者唯5人而已。
　　另外，考察牌坊所立的方位，逐一标识，并与列传所载人物的家居故乡比对，可以发现每每建坊，多是建在城内四关街或儒学东。尤其是建在四关街的位置时，刚好与其家居方位多相反（是否为立坊前后迁居于此，上不得考证）。这或许是为了要让更多的人，熟识并尊崇吧。如黄绾，字公缓，号澺滨，涧头里（县东一百五十里）人，但为其建坊在西街。刘四端，字心统，明湾里（县东五十里）人，坊在西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