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太宗 李世民
六十八载弹指一挥间，让我们回到那个似乎已经模糊的年代→1945年，二战刚结束时。去捋清当时的各方角力背景，还原一个让人后怕的可能结局......
当你明白之后，才会为今天的中国感到弥足珍贵！

一，冷战时代中国领导人的历史责任。
意识形态不同的“两大阵营”让世界长期处在“冷战”时期。现实迫使世界各主要国家必须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二者必择其一。《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说：“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齐?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中国尤其如此。中国的地理位置及其1945年的虚弱状况使中国对冷战既无法逃避又无法免受其害。

冷战甚至还没有正式开始，中国就已经成了冷战的牺牲品。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中国的主权被美国作为交易的筹码让给了苏联。而苏联坚持要得到这些权益（确保外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占有旅大基地和中长铁路）归根到底是出于冷战的需要。
1945年冷战开始时的中国，是百年积弱又饱受八年战火蹂躏的中国，是满目疮痍、遍体鳞伤、国弱民贫的中国，是对美苏两强中的任何一个均毫无抵抗能力、“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其宰割的中国。

作为弱者，夹在美苏冷战夹缝中的中国无论怎样都要倒霉：你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你谁也不向，两家一块收拾你：一家扯住你的一部分使劲往自己那边拽，直到把你扯成两半，一家分一半，分裂中国——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至少得不到个全的（设想一下两只狼撕抢一只羊的情景）。

显然，这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最大的威胁。冷战期间中华民族最根本最头号的民族利益就是避免这种命运。这就必须彻底改变中国民族利益遭受美苏冷战主宰的命运，不当美苏冷战的牺牲品。
但只要冷战还没有结束，只要中国还不够强大，中国就无法抵御美苏的主宰，就无法避免成为冷战牺牲品的命运。这就发生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中国不强大，就不能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不摆脱当冷战牺牲品的命运，中国就不能强大。

由此可见，衡量冷战期间一切中国领导人历史功过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解开了这个死结，是否粉碎了美苏为自己的冷战需要而牺牲中国民族利益的一切举措，是否让中国从美苏两大阵营的左右夹击中突出了重围。
一句话，是否使中国摆脱了冷战。做到了这条的就是捍卫了中华民族最根本民族利益的英雄，就应该肯定。否则就是中华民族的罪人，就应该否定。其他一切都是废话。

斯大林的这番话充分说明苏联的战略图谋和夹在美苏两大国之间的中国在冷战中的处境。中国与苏联有世界上最漫长的边境线。苏联面对中国的部分正是苏联最地广人稀、力量最薄弱、最无险可守的“柔软的腹部”。如果有“军事强国”从这个方向进攻苏联，就可能把苏联横着切开，“大卸八块”。
斯大林对蒋经国说的“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并非杞人忧天。“军事强国”即便不进攻，只要沿着中苏边界驻军与苏联对峙，就足以产生足够的威慑，让苏联日夜精神紧张，防不胜防，不知道要部署多少兵力才敢放心。苏联向来把来自这个战略方向的军事威胁视为心腹之患，从不敢掉以轻心。

1941年夏秋苏联在苏德战场那么吃紧，明斯克战役损兵41万，斯摩棱斯克战役损兵76万，基辅战役损兵70万，维亚兹马战役损兵66万，一线部队几乎打光了，预备队供不上了，莫斯科都快门户洞开了，苏联仍然不敢动用西伯利亚的驻军。直到获得佐尔格的确切情报、得知日本将“南进”而不“北进”、不会威胁西伯利亚时，斯大林才敢把西伯利亚驻军西调，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前线守住了莫斯科。
要知道，苏联早在1939年的哈勒欣河战役中就已经把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已经知道日军的综合战斗力比苏军差得不是一星半点，对苏联的威胁跟德军没法比。即便如此，苏联对这个战略方向仍不敢掉以轻心，仍千方百计保持重兵。可见确保中苏边界的安全在苏联的战略思想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既然苏联视这个方向为战略要害，视这个方向上的军事威胁为心腹之患，那么苏联为对付这种威胁自然会不惜一切，决不会有任何顾忌，受任何束缚。

蒋介石显然没听出斯大林的弦外之音：如果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苏联就要把中国的东北、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其实仔细推敲一下斯大林的话的内在逻辑就不难看出苏联的战略意图：“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如果要靠“缓冲国”这种办法来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光一个外蒙古够用吗？从中国的东北、西北不照样可以“切断西伯利亚铁路”吗？既然确保西伯利亚铁路不被切断对苏联那么重要，那对苏联而言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把中国的东北和西北变成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对此苏联毫无顾忌：战略利益的考量永远超越意识形态，超越个人恩怨，超越个人好恶，超越个人利益。
苏联的这种战略意图自沙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1902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他主持召开的御前会议上说：满洲将来必须并入俄国，至少要成为完全依附俄国的属国。这就是史称“黄俄罗斯计划”的核心内容。由此又产生了“中国边界不过在长城”之类论调。

“冷战”其实就是美苏两家又要打仗又怕死，自己不上阵，雇别人去卖命。也就是说，让别人为自己的利益送死，而非相反。指望美国保卫你的主权，就等于要求美国为别人的主权而牺牲自己——这是美国打“冷战”的本意吗？这不是本末倒置吗？更广义一点讲，国家关系再好不过如此。即便结盟，那也只管政权不管主权。除非蓄意挑起战争，否则决不会因为“友好国家”的主权如边界领土纠纷之类而卷入战争。
比如，不管是美国还是苏联，不管跟印度关系有多好，肯为克什米尔这样的主权和领土争端为印度向巴基斯坦宣战吗？中国能为克什米尔归属问题为巴基斯坦向印度宣战吗？苏联把中国向美国“一边倒”视为“致命的威胁”，对此将毫不犹豫地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政治影响和压倒的军事实力建立第二个、第三个“外蒙古”以应对，决不在乎因此而肢解中国。美国把中国向苏联“一边倒”视为“严重的威胁”但不是“致命的威胁”，对此宁愿封锁围堵禁运而不愿直接对华用兵。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当局一手操办了“公民投票”。国民党政府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不折不扣“叫人卖了，还帮着数票子”）。
“公民投票”结果：外蒙古独立。
1946年1月5日，中国的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显然，蒋介石做这笔交易时最优先的考量不是民族利益，而是意识形态——反gong，是个人私利，是个人好恶，是个人恩怨，是有形的、眼前的好处——不折不扣“浙江奸商”兼股票交易所“上海小开”的投机本色：聪明不英明，精明不高明，见小利忘大义，顾眼前不顾长远，只知算小账，不知算大账。

蒋介石只顾打自己的如意算盘，却把历史的教训、苏联的战略意图和斯大林的弦外之音等等一股脑扔到了九霄云外。人家早有言在先：“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你既然坚持向美国“一边倒”，还能指望苏联信守承诺？何况条约规定的是苏联“不援助中共”，并没有规定苏联有义务帮蒋介石“取缔中共”、“禁止中共进入东北”，更没有规定苏联不得另起炉灶、就地取材培植当地亲苏势力。
蒋介石在国内一贯翻云覆雨，纵横捭阖，把别人都玩弄于股掌之上，而跟超级大国打起交道来却如此无能。说他“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真是一点不假。看来他的聪明劲只用在“保政权”上，不用在“保主权”上。

好，明白人还是多！

三，稍纵即逝的历史机会是如何被把握住的。
今天的中国人很难想象1945年冷战刚开始时中国的处境是何等险恶危急：蒋介石向美国“一边倒”，立刻将古老孱弱的中国置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冷战的“交叉火力”之下：美国将不费吹灰之力在中国取得最能威慑苏联要害的战略要地，苏联将不惜一切凶狠反击，利用苏联二次世界大战后如日中天的威望，利用苏联在东北驻军的优势，培植、支持亲苏势力，把中国东北变成第二个“外蒙古”；在新疆如法炮制，制造出第三个“外蒙古”；美苏为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将再来一次“雅尔塔协议”，划分出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让中国变成第二个朝鲜、第二个德国。

中国的“三北”（东北、正北、西北）俱失，民族利益将遭到毁灭性伤害，从此被分割肢解，绑在美苏冷战的战车上永世不得翻身……更有甚者，千里长堤一旦决了口，崩溃就难避免了；外来势力操纵下的国土分裂一旦开了头，尔后的进展就殊难预料了。
在那种情况下，谁敢担保中国不会被分裂、分裂再分裂，变成又一个奥匈帝国，又一个阿拉伯世界，又一个南斯拉夫，又一次“春秋战国”，又一次“五胡十六国”？谁敢说届时中国老百姓的日子会比今日贝鲁特、伊拉克、阿富汗的老百姓的日子更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