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海南大学2016级的学生，在近代史纲要课的结课论文上，我选择张纯如的著作《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进行阅读并撰写了观后感，并在阅读过程中结识这位女子，感受到了她的勇敢与同情心，并深深地欣赏她。

前言：如果没有此次写中国近现代史论文的机会，我想我看到此书不知是多少年后的事了，我想表达对蒋玉老师的感谢，是老师给予我们自由的发挥空间。我也应该表扬一下自己，自己珍惜了这个机会，认真地、完整地读了一本书，并使之影响了我的思想。在选择此书之前，我曾经想过写作关于《李鸿章传》的观后感，可能是自己对其人的印象由于高中历史老师的褒扬而与历史书留给人的不同，抑或是自己感觉写传记的观后感可能会说不太出情感，可能会叙述性的文字较多，会有些无聊，所以就考虑其他了。我心中一直都有一本想看的书，可能缺的是一个让我想起来的契机，我想起了张纯如，也随之了解了那本著作——《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我选定并采购了这本书，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前面是纯如的母亲张盈盈的写的新版的序言，后面有纯如夫君写的尾声。

看完此书我心中便多了一个人，即作者张纯如，我想我这个年纪的人很少能有一个人使之深感崇敬，爱慕，精神被深深触动，我很荣幸地通过这本书结识了纯如，她以非凡地毅力与勇气做出了历史的开创性的工作，（1）“纯如在1995年1月就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及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采集数据，后来又在1995年7月到南京实地采访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回美后，纯如努力阅读整理所得资料，并在1996年找到南京大屠杀期间安全区领袖德国商人拉贝的外孙女而发现了《拉贝日记》。这一连串的活动都是纯如孜孜不倦的结果。”纯如身上有着一股英雄色彩，因为她在用自己的努力去做一件被人忽视多年，情形岌岌可危的事，因为纯如的信念，才有了这本书问世的可能，随后南京大屠杀在欧美引发了关注，（2）比如马丁·吉尔伯特的长篇巨著《20世纪世界史（第二卷）：1933~1951年》中写到南京大屠杀，加拿大制作的电影《张纯如：南京大屠杀》，2009年中、德、法合作制作的电影《约翰·拉贝》等等。

纯如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她的文字震人发聩，历久弥新，（3）2001年她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据理驳斥两个别有用心的日本人的“质疑”，今年初APA酒店事件爆发，（4）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再次口出狂言，声称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然而无法听见纯如对其的驳斥，真是令人悲伤，但是这个事件正是由普通民众发现，并最后上升至国家外交的层面，可见南京大屠杀正确史观的普及，纯如也应该感到欣慰吧。
我儿时在父亲的带领下去了两个重要的记录日军暴行的纪念馆，一个是位于哈尔滨郊区的日军731部队遗址纪念馆，第二个就是位于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想我的父亲具有良好历史视野的人，我也在其影响下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我小学五年级毕业的时候造访南京，抵达南京的第一站便是大屠杀纪念馆，当时还小，我无法理解这大屠杀的恐怖与罪恶的登峰造极，馆内昏暗的环境，通道两侧的土中的白骨仍历历在目，人名墙等等，从馆中出来是台阶，旁边是草坪，还有白鸽。虽然后来在南京前往夫子庙秦淮河等名迹游览，但在我心中，南京并不是一个从古代传承的温柔富贵乡，而是一个悲惨的城市，一个有着深刻伤痕的城市。我想这种感觉不止于我，今年1月我从海口飞赴南京，和父母会合旅游，出发前我和他们联系希望去大屠杀纪念馆时，他们拒绝了，他们在感情上无法接受这个悲痛的地方，他们认为去一次就可以了。然而我读过此书之后我决定暑假再次前往南京，我希望看看纪念馆，也想去幕府山、下关、挹江门等地，因为通过此书我了解到成千上万名同胞命丧于此，随后我希望向北前往淮安，那里是张纯如女士的祖籍所在地，四月份张纯如纪念馆落成开放，我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她，也希望能借此寄托我的哀思。

（14）同时我在网站上搜索时了解到很多大屠杀幸存者由于当年的创伤而在老年患有精神疾病，精神病学者称此为“幸存者综合征”，他们需要社会的关注与关怀，“目前社会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援助，除了民政部门每年千余元的生活补助，还有报销医药费、节日慰问金以及组织一些活动等形式，主要集中物质方面。一直以来，他们的精神创伤少人关注。张连红教授曾经组织了一项针对南京幸存者的精神援助项目，但该项目最终因为资金短缺而夭折。”，这样的现状是不可接受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介绍，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社会各界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社会治疗与研究几乎从二战一结束就已开始，甚至有很多成果是关于大屠杀对幸存者第二代的影响。但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时至今日，较少有人关注到他们内心遗留的战争创伤。”其中很多事例让人看得心酸至极，比如（15）“吴秀兰家有只脏兮兮的玩偶熊，老人常把她抱在怀中，把自己的衣服脱了，包在小熊身上，一边包一边拍着它：‘桂云，别怕，别怕。’”桂云是老人的大女儿，1937年南京城破之时在空袭中被炸死。（16）比如张玉英老人在年老时格外思念“华小姐”，“华小姐”正是魏特琳女士。1937年12月13日上午，张玉英的父亲在她眼前被日军杀害，失去父亲的张玉英逃到了金陵女子大学的难民所并被魏特琳女士收留，并且魏特琳女士帮助她上学，在张的眼中，华小姐这位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就像母亲一般的“救星”。（17）魏特琳女士在她的难民营中保护了上万名妇女，被誉为“南京的活菩萨”。悲伤的是，老人也不知道的是，（18）魏特琳女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遭受了巨大的心理、身体创伤，并且没能从中恢复过来，最后她精神失常并于1941年5月14日于家中自杀。我在4月30日晚上看到了这篇讲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境遇的文章时浏览到张玉英老人的故事，看到华小姐，我并不知道是谁，是某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吗？当我看到正是魏特琳女士时泪水盈满了眼眶，因为我知道数十年前魏特琳女士已离开人世，她为了保护妇女免遭强暴耗尽精力，因为她所在的金陵女子大学难民营几乎是她一个人在保护，她使成千上万名妇女免遭蹂躏，甚至让许多人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我深深怀念并敬佩她，她把生命交给了南京百姓，为了正义无所畏惧，因为有这样的人，人类才有了希望。

南京国际安全区的主席约翰·拉贝先生的事迹同样令人深感震撼，作为纳粹党南京地区的负责人，西门子公司的员工，他在国际安全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虽隶属邪恶的阵营，但他却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保护了很多妇女免遭强暴，（19）并在返回德国向德国高层反映情况，试图改变德国对日政策，结果反遭逮捕，幸而被保释，在二战结束后，先后遭到苏联人和英国人的审讯，在被告发曾加入纳粹党后，他被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去纳粹化”诉讼程序，他必须自行支付辩护费用，但耗尽了积蓄和精力，一家人穷困潦倒，生活在死亡线的边缘，1948年拉贝需要帮助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南京百姓为他筹集了2000美元（当年并不是小数目），南京市市长前往瑞士购买大量食物寄给了拉贝，这对于拉贝一家无疑是雪中送炭，拉贝后来给南京回复了很多封衷心感谢信，他写道：这使他重建生活的信念。1950年，拉贝死于中风，但他留下了2000多页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资料，经过精心的打印和编辑，他一定知道他的日记在未来可能会被公之于世，我想这是他送给南京，送给中国的礼物，我看到这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因为张纯如女士的不断追寻，拉贝的家人被找到，同时拉贝的日记也被公之于世，其副本被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该日记成为南京大屠杀有一个不可磨灭的证言。

事实上我写的大部分是对原书章节的概括和摘录，我在文章的背后同样蕴含了很深的情感，因为看这本书以及浏览相关网站时多次泪水盈目，无疑这本书是让人流泪的书，此书留给我们很多思考，作者也试图归纳一些教训，我不一一讲述了，希望大家能够亲自阅读这本书，必能受益匪浅，其实我在文中书写比较细致的原因也是没看过此书的人看到我的文章也能对这个事件和其中的人，这本书，这位伟大的作者有更多深入了解，我没能将作者很多的观点和探索历程写入，因为我写得再多也比不上读者亲自去看一下这本书，作者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阅读了大量的原始资料，采访了众多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并进行对日本老兵的书信采访，她与友人广泛合作，克服语言障碍，因为整个过程会用到中、英、日、德四门语言，并且成功找到拉贝的后人及其日记，使《拉贝日记》得到全世界的了解并被永久珍藏与保护，（20）她成为首批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头证言留下录像资料的西方人士之一，她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当她看到幸存者的悲惨境遇时，她感到震惊与沮丧，并在书中记录这一情况，试图让更多人了解幸存者的境况从而使他们获得更多关注，同时也为他们未曾收到来自日本的战争赔偿而鸣不平，她的书被翻译成15种语言，使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的真相，但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也经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21）在图书推介期间，她收到了许多恐吓信，日本媒体和激进分子抓住任何机会机会对她进行文字攻击，令人十分愤慨。由于纯如的写作背景及其带来的精神压力与创伤，签售的高度疲倦以及其间面对许多人向她讲述日军暴行，高压的工作习惯等等因素（不一一列举了）使得纯如最终患上精神疾病，并最终在精神疾病面前倒下。我们不能忘记这位有着高超写作水平和阅读能力的、执着的、坚强的学者，“南京的女儿”，富有人道关怀和同情心的好人，直面历史，勇敢探索的女子。
谨以此文表达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哀悼和对当年挺身而出，保护无数民众免遭屠戮与蹂躏，并且记录拍摄暴行并将其公之于世的外国人，勇敢、美丽的张纯如女士的深深崇敬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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