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君王最怕功高震主，下面的人拉帮结派无可避免，最好的状态分为两派，势力不分上下相互制衡，然而魏冉已然是唯他尊大。秦王怕，魏冉白起即使没有造反的心也有造反的能力，为王者只要有造反的能力都要打压的，秦王老矣，他要为继位者铺路，长平之战以后秦国已经有灭了六国的能力了只是时间问题。白起在这个时候偏偏要几次三番的拒绝秦王。可怜了我杀神白起了。

《史记》中描述说，白起是因为屡次拒绝秦昭襄王的旨令率兵攻赵都邯郸，最后秦昭襄王无奈只好派王龁率兵去攻邯郸结果大败归，白起得知后还幸灾乐祸说:“秦国不听我的意见，现在怎么样了?”秦昭王得知后大怒，免白起的官爵逐出咸阳后在半路下令将他赐死。
从《史记》中记载这段白起“任性”的话中，我们不妨放大至历史背景去找这段话的不合理性。白起是秦国的武将，而秦昭王是秦国的最高统治者，在那个时代，一个武将是没有拒绝王的权利的，放到现在也说不过去，因为作为高层，提出“攻邯郸”，是战略层面的问题，作为部下，“不能打”不是部下所考感的，部下应该是“如何打下来”。在古代拒绝王的旨意就是抗旨不尊了，抗旨抗诏是有死罪的。纵然有自己的见解王不同意也是不行的，作为臣下只能在“保留自己的意见”下执行王的诏命和旨意。然而，白起不光是拒绝了，还是一而再，再而三拒绝且说“风凉话”来回击最高统治者的旨意，在那个时代来说这种行为果真没有罪？
不得不提一个人，就是魏冉。魏冉是秦宣太后亲弟，秦昭襄王的亲舅。魏冉穰候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史记》里是这样描述当时秦国这几位位高权重的人物的:范睢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於诸侯，泾阳君、高陵君之属太侈，富於王室。可见，魏冉在外交上有不用“请示”昭王而凭自己的愿意行使秦国对外伐交伐战的专权。
《史记.穰候列传》中说:“白起者，穰侯之所任举也，相善。于是穰侯之富，富于王室。”就是说，白起是魏冉及宣太后掌控朝廷大权后，魏冉独揽伐交大权后才提拔白起作为伐战领域的“得力助手”的，穰候魏冉主持伐交大事几乎可以直接绕过秦昭王自己定度了。如私下取陶邑这事，公元前284年，秦、韩、赵、魏、燕五国，借齐闵王灭宋吞并宋地而妒恨齐国合纵破齐。然而在破齐之前，秦昭王向合纵诸候承诺不取一寸齐地不占一分利，目的旨在灭强齐。然而，魏冉不顾秦昭王的名声，私下与魏国协议帮助魏国掠夺宋地的同时，要求魏国以陶邑作为谢礼赠送于他，完全背离了当时秦国“不取毫厘”的立场，为己加封，扩大自己在秦国以外的势力。
成为魏冉私欲膨胀的帮手。陶邑得手后魏冉又私调秦军试图攻魏挟王扩张私人领地。五国破齐后，由于魏冉与魏人达到私约接收陶邑后，秦军的一部分便驻守在陶邑并没有回师秦国。陶邑周边皆是魏地，魏冉私下让白起攻下当时魏都大梁想把陶邑周边之地全收入以扩张陶邑的范围。结果秦军驻陶邑一部攻进魏都大梁之时却被团团包围于梁囿久久不能突围。从魏冉私下夺陶邑又不经昭王应允能直接调动秦国将领私自攻魏都大梁图试扩张势力来看，如果按当时的秦法，魏冉是犯下叛国之罪的，而白起的行为根据当时秦法中的“连坐法”，是容奸不报或者是助奸，这是同罪的。后来，魏冉边为秦拓土开疆的同时，边顺手为自己干“私活”的事屡见不鲜，秦昭王三十六年，复相后的穰候魏冉“故技重施”仼用客卿灶为秦将想讨伐齐国夺取刚、寿二邑，以扩大自己距离秦国千里以外的陶邑。在军政大权上更是说一不二，魏冉在多次战争大事上是直接绕过秦昭王命白起出战的，可见白起直接听命于穰候多于听命于秦昭王。秦昭王在位几十载有“只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之说，白起“不买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然白起在刚刚才翻身作主的昭王前面一而再，再而三拒绝执行“指示”并妄想尊大，于情于理于法不都是挺着脖子往刀口上撞所以“死于非罪”不足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