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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杀
楼主
说起悠闲，人人都会知道这个符号的指意，可深究下来，便会觉得有些迷茫。误解、曲解是对符号最强大的理解，这一说法，用之于悠闲二字，是挺合适的。我现在说起这“悠闲”，按照话语分析的方法，完全可以想见，它置身于其中的语境：一个平和的时代，一个万千“主义”肆虐着刮起阵阵温情的时代，一个远离了战争却又在符号斗争的潜流中喘息的时代……如果允许的话，穷我一生的时间，也依然钻不透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所拥有的社会学关键词汇，而任何一点疏漏都有可能让我对悠闲的理解偏出它自有的意义。更要命的是，语境是变化的，这正如中国古人对“易”的理解，简单，变易，不易。这三个释意构成了“易”的基本指涉。威谦斯在其文化研究的名著《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对131个词汇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他的研究让我对“悠闲”二字所代表的符号世界充满了敬意。现在，我只能选择一个合适的角度，并以我的主观理解找出这“悠闲”得以成立的客观性的话语前提，一个作为公共语词，它所指涉的对象。首先，我们是把“悠闲”作为一个中性的对个体心理的描述词语来使用的。这就意识着，我们在使用它时，自觉地或者潜意识地排除了它的两极。在这里，当我使用“两极”这一词语时，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即我对悠闲的理解是按照中国人有关“三”的认识展开的。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天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按照某种有利于我的新解释学理论，我不能认为老子说的一二三与万物是一个阶梯性的时序创生过程，我得把它拦腰切开。在“三”那里打上一个句号，一是道，二是阴阳，而三则是冲气以为和的“和”。这就是说，中国人的宇宙观不是西方人二元对立的世界，而是在体察阴阳冲突时，强调一个有关“三”的“和”的世界，儒家将这称为中庸之道，而现在我们通常理解的中庸之道，在20世纪的革命政治学中被“批林批孔”“打倒孔家店”等红色话语庸俗化地理解成了调和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一经典诗句就是“三”对天地、物我二元冲突的澄静观照。这就是说，中国人的诗学精神是有关“三”、“和”的透明呈现，中国人文的特质就是在阴阳的基层对立中寻求到一个中和的点，以稳固的三角形结构撑起一个诗意的世界。按照我所理解的“三”的意诣，悠闲二字在更多的语境中显然缺乏一个与它针锋相对的词语与之砥砺。如果我将“悠闲”这一符号归于中国人文精神在五千年文明中提练出来的“三”一类，这就意味着我赋予了“悠闲”二字一种诗意。它暗示着我的分析结果将导向一种诗意地栖居。这有可能先天性地解构了我这一文本分析的力量，达致一种我所运用的方法（力求客观性）与主观意愿的背离。那么，谁是它的两极？在我提出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会浮光掠影地运用生态人类学的一些相关视点去考察这一语词的具体生态环境。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语境下，有关“悠闲”的两极都是变动的。显然，我可以不考虑战争，不考虑美国式的民主社会，不考虑中国八亿农民的生存状况……只需考虑悠闲一词在今天的具体生态环境里，更多地是在手持城市户口的人群中游行。这一人群的锁定界定了“悠闲”的基本生态环境。接下来，就可以去确定它的两极了，这会牵扯到自弗洛伊德开始，盛行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心理动力学。它告诉我，‘悠闲”显然是人类对文化的一种理解，一种文化意识形态，这可以经由人们对内在心理的反省和分析去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在“悠闲”一词存乎其中的中国现时代的生态环境里，我还得剥离那些最先富起来以及终于负起来的一部分人，也许这种剥离有些牵强，这反映了我的一些不合时宜的心理。总之，经过我的客观处理，我将“悠闲”一词落在了21世纪初期中国工薪一族这个群落里。对于“悠闲”两极的搜寻，得先找出相应生存状况的社会学描述词语。这一问题现在变得极其简单，那就是“忙碌”与“无所事事”，对于“忙碌”这一行为学上的描述，它相应的心理描述应当是“紧张”了，而“无所事事”则对应于“松弛”一类的心理描绘。应当说明，我对于我所找到的“松弛”一词有些不满，在我还没有弄到合适的词语进行替代前，暂时就用它了。现在，我们又得回到“三”的哲学了。既然“三”是对“二”澄静观照的否定，那么，作为“三”的“悠闲”，必然是对“紧张”与“松弛”的双重否定。这实际上将我们有关对“悠闲”的探讨，引向了 “中国人能够诗意地栖居吗？”这一类似的问题，我想，在大体说，我们可以说不了，因为有关“悠闲”的话语分析是排除了占中国人口中大多数的农民的。而在城镇人口中，那些富起来与负起来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农民一样不关心所谓“诗意”问题。诗意只是一群为社会所界定了“上下限”的一小部分人的浪漫求索。忙碌是为了生计，为了谋生，在忙碌与松弛的对抗中，忙碌也是为了逃避松弛，有句话不是叫做“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吗？在当代中国高压锅似的超强压力的生存境遇下，忙碌，快节奏的生活是都市人的历史宿命。而“无所事事的松弛”则多是为社会的高强度、高学历、快节奏甩到一边，日渐边缘化的人群。在“悠闲”两个基点的基本对抗中，中庸之道，或者说中国人文理想的调济就是去寻求一种“悠闲”之道。在忙碌与松弛两极之间执中而守，保持一种适当的张力，不致于滑向某一极。这正如太级球，以西方式的分析就是阴与阳的对抗，以东方人天人合一、阴阳合一来看，则是一个微妙的平稳。当然，我们会说，这有赖于物质条件的基本保障，然而，悠闲一词更偏重于心理描绘，强调心灵的执中，不纠缠于任何一极。这使我想起吴清源先生达到“和”的境界，在围棋这一以争胜负为根本目标的博翌游戏中，无执于胜负之心，无我无欲，提出“致中和”乃是围棋的最高境界，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精神境界。比之于这一棋界圣人，这似乎提示我们，一切芸芸众生，皆有可能通过对智慧的求索而执中而守，不易而易，抵达一种“悠闲”的诗意境地。
2005年10月12日 04点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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