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对“蒙古大夫”的蔑视，虽在有识者眼中纯属无稽之谈，却极有可能造成社会大众对蒙古文化的错误认识......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蒙古人在历史时期通过与汉、藏、突厥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形成了丰富而多元的医学传统........不仅并非形象恶劣的庸医，反而是以医术精湛的神医闻名于世。
今天不少人用“蒙古大夫”来称呼庸医，而这个错误的概念甚至在流行文化中被不断复制。例如2001年红极一时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剧中人物老福晋生病，家人为她找来医生，孰料老福晋怒斥道：“我不要这些蒙古大夫看病，叫他们治牲口去吧！”而同年7月4日晚间，中央电视台《梦想剧场》演出的小品中，剧中人物所饰演的“蒙古大夫”，以刀锯给人看病，把病人吓得落荒而逃。这些扭曲的信息，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娱乐了观众，但也严重污蔑了蒙古医学，引发了正牌蒙古医师的不满，也因此造成一百多位蒙古医生联名控告《大宅门》作者的司法案件。然而十多年过去了，“蒙古大夫”被妖魔化的形象，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再度跃上电视屏幕。如去年造成收视轰动的电视剧《琅琊榜》，其原本设定的时代背景为魏晋南北朝，尤其与梁朝（520-557）相符，而剧中主角梅长苏便将医者蔺晨戏称为“蒙古大夫”。吊诡的是，蒙古人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已是十二世纪末，距离梁朝灭亡已逾六百年之久，不晓得《琅琊榜》的主人公是如何穿越到六百年之后，认识到“蒙古大夫”的存在呢？
上述流行文化中对“蒙古大夫”的蔑视，虽在有识者眼中纯属无稽之谈，却极有可能造成社会大众对蒙古文化的错误认识，甚至严重伤害蒙古族同胞的情感。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蒙古人在历史时期通过与汉、藏、突厥与伊斯兰文明的交流，形成了丰富而多元的医学传统。历史记载中的蒙古大夫，不仅并非形象恶劣的庸医，反而是以医术精湛的神医闻名于世。究竟蒙古大夫真实的历史面貌为何？而“蒙古大夫”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负面形象，又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这些都值得人们思考。

元代蒙古人的医学实践
根据文献记载，蒙古人最初的医学实践与宗教传统具有密切的关联。《蒙古秘史》中便描述了窝阔台（1186-1241）在1232年攻打女真人时，疑似患有中风而口舌麻木的症状，请巫师占卜后，认为是金国的山川神灵所下的诅咒，在拖雷（1192-1232）自愿代替承受诅咒的情况下，窝阔台遂而痊愈。这种巫医不分的现象，实际上并非蒙古人所想特有，而是普遍存在于人类文化中，如先秦的儒家文化甚至是孔子本人，便深受巫祝传统的影响。除了巫祝传统外，蒙古也有独特的医疗文化，如《元史》记载成吉思汗（1162-1227）西征之时，随军将领布智儿与郭宝玉曾负箭重伤命危，成吉思汗命令手下宰杀牛只，将伤者放入牛腹中，遂而得愈。窝阔台也曾经以同样的方式，治愈在攻打山西时中箭的汉将谢睦欢。伯颜（1236-1295）在进军湖北时，部属李庭被宋军的炮火重伤几死，伯颜也用了一模一样的法子将其治愈。
随着蒙古帝国的建立与扩张，蒙古统治者在中原各地选拔医官，在中央与地方成立医疗机构；又编纂《大元本草》等医书，推动医疗教学。此外，元朝对于医官设有明确的制度，《元典章》云：“济世之道，莫大于医术”，足见元朝官方对于医学的重视。另一方面，元代蒙古人又通过回回人获取了来自波斯、阿拉伯与中亚的医药知识，如元人忽思慧于1330年撰成的《饮膳正要》中，便融入了不少回回医学的知识。而成书于十四世纪下半叶的《回回药方》，更证明了在蒙元的统治下，阿拉伯与波斯医学知识曾在中国蓬勃发展。由此可见，中国的医学在蒙元统治时期获得了积极的发展，可见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人，并不盲目崇拜巫祝治病，而是大力发展实务医学。

蒙古大夫在清宫医疗体系中的重要性
有清一代对蒙古医学的重视，不仅反映在医药知识的流传，还落实在具体的制度层面。清朝在内务府上驷院设有蒙古医士职衔，从上三旗兵丁中选取精通正骨法之人担任。蒙古语称接骨大夫为“bariyaci”，字面意思为“
捏
（骨）者”，在清代文献中有时译为“兽医”，而这个不精确的汉文翻译也造成了现代人的误解。今天的人们或许以为，蒙古大夫既然是上驷院的兽医，医术自然高明不到哪里去，又怎么能治人的？殊不知上驷院管理的是皇家马匹，身价非凡，好比今日的超跑豪车。根据《大清会典》记载，皇帝、皇后、嫔妃、皇子与公主在什么场合使用多少马匹，以及马匹等级的评选，都有很严格的规范；而皇家马承载的是皇家贵人的生命安全，马儿平日的健康，自然需要有良医看管。另一方面，满洲人自马上得天下，强调骑射为立国之根本，而上驷院所饲养的皇家御马又多由外藩所贡，无疑是朝廷重要的门面。这也难怪清朝要谨慎地从出身较高的上三旗兵丁中，挑选善于接骨之人充当蒙古医士，来照顾这些身价不凡的御马。
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医士除了负责治疗御马外，还有一项特殊的职能，即医治宫内与战场上的紧急外伤病患，尤以神奇的接骨术为人所称道。清朝以蒙古医士兼治人马，实际上反映了清朝继承自蒙古文化的内亚性。在战场上马儿可以说是人类最好的伙伴，战争的成功与否，马匹的素质具有重要的决定性。因此在军队中配备技术良好，能够兼顾人、马的外科医生，对满洲和蒙古文化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议题。由此可见，满蒙文化中所谓的“兽医”，往往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处理战场上的紧急伤患，同时保全战马的机动能力，其医术水平要求甚高；并不像农业文化中的兽医，仅负责治疗一般家畜。
满人在入关之后，也将这种兼治疗人马的内亚医学传统，带入中原。《啸亭杂录》曾明确记载蒙古医士经常为宫内人员进行紧急接骨手术，“凡禁廷执事人有跌损者，咸命其医治，限以日期报愈，逾期则惩治焉”。任锡庚《太医院志》里更明言：“国初依明制，术分十一科……（嘉庆）六年奉旨，以正骨科划归上驷院蒙古医生长兼充。”由此可见清宫的骨科，此后正式由蒙古医生负责，蒙古大夫显然并不是只能医马的兽医。如嘉庆九年（1804）曾召原任川北镇总兵薛大烈（1760-1815）入宫为干清门行走，不料在扈从入禁城时坠马，跌伤甚重。嘉庆帝立刻“派蒙古医官前往诊治”，同年不久薛大烈病愈，即擢为直隶提督，赏黄马褂。嘉庆帝之所以指派蒙古医官救治朝廷重臣，将太医院的骨科交予蒙古大夫全权处理，显然是出于对蒙医的信任。

清代士人对蒙古大夫的赞扬
正因为蒙古人具有优良的紧急外科传统，不仅清朝皇室对蒙古医士经常委以重任，汉人士大夫对蒙医也有极好的评价，甚至往往视为“神医”。根据黄宗羲《提学佥事来菴袁公墓志铭》及蒋学镛《鄞志稿》记载，康熙六年进士袁时中（1630-1684）随同宁南靖寇大将军勒尔锦前往湖北征讨吴三桂，途中因积雪不小心滑落山崖，肋骨严重断裂，而幸有“蒙古医人，震动其肢体，以烧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其窍，使壮夫接气。久之，气从伤处出，胁之内陷者还所故。而后缠之以药，得不死”。在《松鹤山房诗文集》中，陈梦雷（1650-1741）自述曾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夏天“堕马伤臂”，蒙诚亲王胤祉派遣蒙古医者巴君治疗，疗效惊人，“众皆神其技”。陈梦雷为了表示谢意，特别在扇子上题了一首诗，赠予蒙古医者：“华氏当年技最良，何如俞跗佐轩皇。知君尽得囊中秘，不向龙宫觅异方。”陈梦雷的这首《赠医者》，不仅充分表达了对蒙古医术的赞叹，更见证了蒙汉文化之间的友好交流。陈兆仑（1700-1771）在《紫竹山房诗文集》中也曾自道：“甲申（1764）六月，退直堕马，伤顶及左支（肢），中指骨折，蒙古医者为摩其节，族得少差，戒曰须静息百日。”汪师韩《韩门缀学》正面评价蒙古医学：“今蒙古医治跌打损伤有神效，不知其术所由来。”从黄宗羲、陈梦雷与陈兆仑等人的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饱读经书、崇尚考据的儒学大家，不仅从未排斥蒙古医学，反而对蒙医的接骨术极为赞赏。
蒙医在汉人士大夫中的正面形象，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初。1872年5月23日《申报》刊载了一篇题为《医论》的文章，作者认为西医虽然长于用药，但其外科技术“实不如蒙古医士之良也”；并进一步提出结合西药与蒙医的主张：“以西医之良，若再加以蒙古医士之术，则天下无废人。”《清史稿》甚至为乾隆年间医术精湛的蒙古医生觉罗伊桑阿立传，称其“以正骨起家至钜富”，并生动描述了觉罗伊桑阿教授正骨的方法：“削笔管为数段，包以纸摩挲之，使其节节皆接合；如未断者，然乃如法接骨，皆奏效。”
清代士大夫对于蒙古医学之精深啧啧称奇，而文人墨客更是为蒙古医生增添了神医的传奇色彩。《松江府志》与许仲元《三异笔谈》中，提到了刑部尚书张照（1691-1745）曾在承德避暑山庄扈从，不幸“坠马，仍折右臂，得蒙古医，疗之而痊”。袁枚《续子不语》更是绘声绘影地描述蒙医的神效：“京师某官奸仆妇，被妇咬去舌尖，蒙古医来，命杀狗取舌，带热血镶上，戒百日不出门，后引见奏对如初。”徐珂《清稗类钞》对于蒙医的疗效也有生动的记载：雍正年间直隶永平知府吴士端（1691-1773）的一位幕宾，在长城边上车马翻覆，大腿骨碎裂，“遇蒙古医，置股于冰，令僵。徐剖肉，视骨，粉碎，为联缀。缉桑皮纫之，饮以药，五日而能行矣”。这些记载虽出自稗官野史，难以考察真伪，却充分反映出清代蒙古大夫的“神医”形象，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广为流传。

很好奇那个牛腹治疗法什么原理

所谓蒙古大夫人家原本是随军兽医，为战马医病。给人看病是在野战军旅中捎带，勉为其难。
真正蒙医药作为传统医学一部分占有一席之地。据说蒙医用马心治疗心脏病奔马律有奇效。

那是兽医

蒙古大夫的意思应该是化妆成老人的江湖游医吧，蒙指化妆，古指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