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想念项吧的兄弟们，抽空回来看看大家，顺便发点东西。这是以前我写的一篇有关春秋战国的长篇的一部分，后来把其中西周末年一段拿出来扩充了自成体系，发来大家品评。生涩难懂一点，怕大家看着不易，见谅见谅！

我靠!!!六七万字竟然全部被系统挡架，百度越来越牛X了，佩服佩服！

嫖姚兄,你用图片形式发表出来吧

但是，当我们把话说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也不尽要多问一句。既然周平王是以嫁祸于母舅的方式勉强洗刷了自己的弑父大罪，并出让祖宗之地满足了列强的需要，最终换来了诸侯的承认与支持，那么原本就与弑父恶行毫无关系的携王为什么不能也以土地换取支持呢？是携王坚持原则，不肯将历代先王庙堂坟莹所在之地拱手让于一帮利欲熏心的家奴吗？ 对此，有部分学者认为对于晋、秦、郑等诸侯来说，当他们趁周乱夺取了大片土地后，急需得到法律上的承认，以使他们对这些土地的占有合法化，而诸如秦国这样的连名号都没有的来说，他还需要获取他们梦寐以求的诸侯头衔。携王是因为未能满足他们的政治要求而惨遭杀害的。换句话说，《逸周书·谥法解》给“携”字下的“殆政外交”的定义虽然是汉儒的附会之物，但给予他“殆政外交”的评价可能还是有些根据的。携王是由于怠慢了诸侯，无视诸侯们提出的政治要求，这才惨被原来支持自己的诸侯结果了性命。　　携王没有杀父弑君的污点，他本应比周平王更具优势，最后的被杀极有可能如专家推测的那样是由于没有满足诸侯的要求。但话说回来，当时的携王虽自命正统，可残酷的现实却是摆在面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列强的真面目也逐渐暴露。携王不应该不明白自己身处的是怎样一种险恶的环境。在他面前摆着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是放弃祖地换取天子头衔和性命的保全，二是坚持原则但陪上自己的身家性命，结果什么都坚持不了。换做是你，两者之间你如何抉择？携王真的如此骨气，宁可陪上性命也要去坚持那不会有结果的原则吗？是谁给了他那么大的勇气去与列强抗争？难不成是十五位先王的在天之灵？ 其实，携王与平王之间这场斗争的决定性因素，除了自身正统合法与否，除了是否能满足诸侯的要求换取支持，还有非常关键的一条，那就是是否有地可迁。 天子的王畿本就有两个部分，一是以镐京为中心的西方宗周一带，也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一带；其次就是以洛邑为核心的东方成周一带，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周围。秦晋列强在土地方面的需要指向宗周之地，他们最大的野心就是瓜分宗周，这是由于这秦晋国家与宗周接壤的缘故。但相较之下，东都洛邑与秦晋均为领土迁涉，两国的扩张不可能漫延到这里。无论是携王还是平王，以土地换承认的结果都是主动放弃对宗周的主权，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同时迁都东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无从谈起。 在地理位置上，周平王被虢国封堵在关中之地，不可能随意东进。而携王却是虢公翰所立，完全可以自由出入东西两地，不受任何阻碍。按理说，携王才有机会与诸侯做成这笔生意，抢在平王之前住到洛阳去。可事实却完全相反，这又是为什么呢？这里的原因恐怕与另一路“勤王”诸侯——郑国——有关。 在“骊山事变”和”平王东迁“的几路诸侯中，有个一人的身份悬疑颇多，他就是郑桓公友。在《竹书纪年》中，此人被称为“王子多父”。“父”是对男子的尊称，“多父”意味这此人名“多”，与《史记》说他名“友”是不同的。这可能是因为“多”、“友”二字字形相近，在传抄过程中发生了错误所致。　　不同的史料对于郑桓公身世的记载有很大差异。按《史记》的说法，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弟弟，周幽王的叔叔，这一说法恐怕是错误的。《竹书纪年》记载郑桓公是周宣王的儿子，而不是弟弟。考虑到周宣王去世时距离其父周厉王被赶出镐京已整整六十年，如果郑桓公是周厉王的儿子，那么到了周幽王在位时，他已经是七老八十的垂暮之年了。可事实上，郑桓公到了周幽王时期才刚刚出落，被任命为司徒，他的儿子（后来的郑武公）都还没娶妻，不像一个古稀老人。所以，《竹书纪年》的说法更加合理一些，郑桓公应该是周宣王的儿子，也就是周幽王的弟弟。　　按《史记》所言，郑桓公在保卫周幽王的骊山之战中战死杀场，与幽王一同陨命。必须声明，郑桓公战死骊山之说是不对的，他并没有死。如王雷生先生等多位专家学者都曾明确指出过这一点。

司马迁认为郑桓公死在骊山，究其原因恐怕是因为他在阅读《国语》时会错了其中一段文字的意义所致。这段文字在《国语》的《郑语》部分，原文是：“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十一年而毙。”这里的十一年而毙的人指的应该是周幽王，但在文字上却很容易引起歧义，让人理解为郑桓公十一年而毙。根据《竹书纪年》、《韩非子》、《左传》，以及其他多种材料综合考量，这个在此前被人们误以为以身家性命捍卫王室的郑桓公其实并没有死在骊山之难。他属于自然死亡，确切死亡时间大概是周平王六年到七年前后，也就是他的儿子郑武公娶申侯之女的前几年。 而且还要说明一点，那就《史记》说郑桓公是在周宣王时期二十二年时晋升为诸侯的，这也是靠不住的。实际情况应该是郑桓公终其一生，郑国的诸侯名份始终没有得到承认。这里的证据主要是《竹书纪年》所说的：“晋文侯十二年（原文“晋文侯二年”，脱落一个“十”字），周宣王子多父伐郐，克之。乃居郑父之丘，名之曰郑，是曰桓公。”《晋文侯十二年，也就公元前769年，即周平王二年，当时郑桓公还不被称作郑桓公，而称王子多父。当年，王子多父灭掉了郐国（今河南省新密市），吞并其地，建立了国家，这才成了郑桓公。从这条文字即可知道在西周时郑国并未受封，也可见郑桓公在西周灭亡后依然在世。其次，《春秋公羊传》曾称郑桓公为“先郑伯”，可见郑桓公至死都没有得到正式的册封。郑国正式得到诸侯名份的时间至少得等到郑武公娶了申侯的女儿、与周平王一方实现和解以后，甚至要等到周平王二十一年携王被杀前后。　　郑桓公在西周灭亡以前最多也就是王畿内一个有封地的卿大夫身份，封地大约在陕西华县境内，近于宗周。《史记》记载，周幽王八年，郑桓公被任命为王朝的司徒，当年正是后来的周平王出逃到申的那一年。郑桓公上任司徒一职才一年，看到周幽王与申侯之间斗争愈演愈烈，为了逃避即将到来的战乱，就起了举部东迁的念头。 《郑语》和《史记·郑世家》记载了郑桓公为了寻求避难之法去找大臣太史伯寻求对策的一段对话，他问太史伯：“王室灾难深重，我何以才能死里逃生？”太史伯指点他说：“独洛水之东、河济之南可居。”建议他向东发展、去吞并今河南郑州一带的郐、东虢等几个小国，扩张自己的地盘。 太史伯说郑桓公“河雒之间，人便思之。”看来他这个司徒应该是管着东都洛邑的，是成周司徒，像是替王室镇守东方的大员。郑桓公听从了太史伯的指点，利用自己掌管成周的优势，很快从东虢和郐国两国手中巧取豪夺了一块地盘，为日后完全灭掉这两个小国、组建自己的国家做好了准备。骊山之难后，周幽王和伯服双双被杀，宗周被羌戎侵占，局势一片混乱。趁此良机，郑桓公发兵（应该是成周的兵）彻底灭亡了东虢和郐，并定都新郑（今河南新郑），从此在才在东方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国家（虽然还没得到认同）。 与秦国不同，虽然秦人与郑桓公同样没有诸侯的名份，但秦人毕竟以周王的西方附庸身份发展了两百多年，替周王阻挡西戎的侵伐。其间虽经历了无数坎坷与挫折，也遭受过多次沉痛的打击，可毕竟时日已久、根基已深。而郑桓公却不是，他直到周幽王八年才担任周司徒的职务掌管东方，此前之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王子。他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又趁着王室大乱独霸成周、挥军东进，用王室一半的家业替他自己建立国家。 可见，骊山之难后，王畿的两大部分中，西方的宗周已经成了羌戎与秦晋竞相争夺的美餐，而东方的成周却被司徒大人郑桓公独家掌控。秦晋两国趁着宗周被羌戎侵占，将自己的支持当作“奇货”在平王与携王之间寻求价高者出售，以换来对宗周土地的合法占有，还能找到说的过去的说法，只要有一个周王出来宣布犒赏名义把土地赐给他们就行了。可郑桓公占有并未遭受戎狄侵暴的成周，在法律上就很难找到依据了。 郑桓公不能吞并成周，这即是因为没有诸如秦、晋那种抗击戎寇的理由，也是因为广大东方诸侯不会容忍此等情形的发生。这个趁乱出现的国家是靠着成周的军事力量征伐小国才建立起来的，没有名份使它在诸侯中没有多少的威信，挥兵东进又使东方诸侯与之对立，掌控成周（半个王畿）又招来天下群雄不满。 

郑国若想生存，必须具备对抗东方诸侯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靠刚刚到手的十几个城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就必须攥住成周。只有郑国和成周合而为一，两者加在一起的实力才勉强算得上雄厚，也才能抗衡那些自命正义的东方诸侯。所以，郑国需要的是一个能和自己共同进退的天子，一个
捏
在自己手里的天子。让这位天子住到东都来，成为自己继续保有半个王畿的借口，成为自己的政治招牌。 相较而言，周平王显然更和郑国的口味。平王弑父杀君、大逆不道，这是怎么洗都洗不掉的污点。同时，平王又无力抵抗秦晋，唯有出卖申、戎等盟友，然后东迁，让出宗周之地的主权作为交换条件给予秦晋。只有这样一个出卖了昔日盟友、无依无靠、并带有弑父污点的天子才最便于控制。携王就不同了，他的背后本来就有以西虢为首的姬姓诸侯的支持，广大的东方诸侯也认同他的合法性。携王若成了天下的共主，自然人心归附，郑国也就无法独家垄断王室，也就别想继续用半个王畿的军力财力为自己打天下了。一个只有十几个小城、靠着以权谋私建立的、连名份都没有的国家，日后的生存自然危机重重了。 所以，郑国需要一个为天下人所不齿的天子，只有这样的天子才能为己所用。事后的事实证明，广大的东方诸侯对弑父而立的平王和靠残灭小国建立起来的郑国都看不上眼。郑桓公的儿子郑武公顺利攫取了执掌王室军政大权的“卿士”职位，成周的财力物力依然是郑家的“私有财产”。几着，郑家打着“以王命讨不臣”的旗帜，捏着王室的军队，为抗击东方诸侯的反击、扩拓本国的疆土做好了所有准备。 携王之死，虽是晋文侯所为，可本质上却与新兴的郑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平、携二王若要满足秦晋等国的需求以换取支持，就必须让出岐丰之地，也就必须东迁成周。而东迁成周，就必须让控制着成周的郑家看上眼。这一点，周平王显然先知先觉。骊山之难九年后，当时郑桓公已经无世，其子郑武公掘突即位，周平王的表妹——申侯的女儿——于当
年下
嫁给了“年轻有为”的郑武公。 不过申侯嫁女儿的举动只怕还不能看做周平王想搬到洛邑去给郑武公当傀儡，而只能看做申侯在拢络郑武公。道理也不难理解，郑武公手中掌握着另半个王畿的军力财力，他现在只是向东发展，如果他也掉过头来加入携王和秦国、晋国、西虢一伙进军宗周，那申侯一干人等的日子可就没法过了。郑武公头脑很清醒，他并不打算跟秦晋虢等辈和伙。上述三国都与宗周接壤，郑国和成周却被虢国隔在函谷之外，参与他们不利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郑武公琢磨的是如何保有对成周的控制权。 最后，合作协议在周平王和郑国之间达成。周平王没有别的选择，他决定抛弃舅舅和昔日的盟友，去成周当郑武公的傀儡，把宗周让出来交给秦人和晋文侯。同样的事携王做不到，因为这意味着即失去了宗周，也失去了成周，还卖掉了自己，所以他被杀死。可周平王做到了，虽然很无奈。 周平王卖掉了一切，把祖坟和盟友卖给如狼似虎的西方列强，把东都和自己卖给老奸巨滑的郑武公，卖的干干净净，卖来了性命的句全和那个所谓的东周王朝。5 公元前750年，晋文侯起兵杀携王，西周王朝最后的残余力量被消灭。周平王随后东迁成周、定鼎郏鄏，西方岐丰旧地被完全放弃。丰、镐的人民也都未随平王东迁，因此东周建国时唯有“七姓从王”，也就是仅有七名大夫带领着部众随王东迁，诸侯之中也唯有“晋郑是依”。 与传统观点不同，此时的东都洛邑并不像一般人想象中是那样“八方辐凑，经济发达。”而应是如《周语下》中卫彪傒所说的那样“已亡其百姓，其坏之也久矣。”这可能与郑桓、武两公为了开拓东方而从东都大量抽血有关。而东周这个带着弑父杀君的恶名建立起来的新的周王朝在一开始为东方诸侯所不齿，许多诸侯国不再向王室贡纳，王室也越发限入窘困。 在此前人们的观念里，周平王东迁后诸侯无视王权的威严原因在于天子衰微、诸侯势强，但说到这里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东周王朝本就是一个正统性受到致疑的政权，乃至于是非正义的政权，东方诸侯视其如无物自然别有一翻道理。要不是后来的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帜来为自己的争霸大业服务，它日后的日子还真不知该怎么过 周平王宜臼大逆不道的弑父之举是不争的事实，是为大不孝；勾结异族举兵破国，是为大不忠；背弃盟友，朝秦暮楚，是为大不义。此等不赦之罪该如何面对青史？将破国作乱之罪全部嫁祸于羌戎，宜臼多少减轻了一些负担；再次，“烽火戏诸侯”的小说家言，让人们将遗憾及愤怒唾向了柔弱的红颜，再后便是昏庸暴戾、偏执到搞笑的周幽王。的确，太史公的生花妙笔下周幽王的不堪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宜臼的罪孽，使得许多不明真象者自以为宜臼的举兵作乱乃复立其太子之位的正义之举。 宜臼在位五十一年，后崩于雒邑。践阼之久，连儿子都没能捱过漫长的太子时代，最后由孙子继位。推算下来，当年挥戈于骊山之时的他还只是个十来岁的热血青年。这个从小就没有得到多少父爱的东周开国天子，或许没有想到，他少年时代一次心有不甘的、忿懑的复仇行动，最后会促成了中国历史格局的重新分布，且在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此一历史剧变中的其他几位主角：申国及诸戎一时逍遥，一度横行西方。但好景不长，从犯秦国在获得了诸侯名份之后，为了开拓生存空间举族东伐，与诸戎展开了漫长的争夺战；从犯晋文侯杀携王，势成西北雄强，成为诸戎所忌惮的另一大强敌。数百多年后，姜氏之戎的名称依然屡屡出现于典籍的字里行间，但那时的他们秦、晋之间被拈来拈去、随意宰割的生肉。 公元前746年，晋文侯死，其子晋昭侯即位。昭侯即位不久就因分封不当而引发内乱，一连打了六十年的内战，故而一时低靡，暂时未能对天下大势产生更大的影响。至于秦国，它本处于王朝最西方的角落，虽举国东伐诸戎，怎耐实力积累非一朝一夕之功，主导天下大势之日尚需再等百年。 唯独郑国不同，它地处中原腹地，远离戎患肆虐、战火纷乱的西北高原。晋国内乱后，郑武公更是完全拢断了天子的所有权。郑国急需打压那些不服东周王室，又厌恶郑国这个助纣为虐者的东方诸侯，用武力手段巩固新生国家的地位。所以，东周初年群雄争霸的第一枪便由郑国打响！(全文完)

三、谁在峰火戏诸侯 周厉王改革失败后,周王朝的历史进入了“共伯和干王位”的特殊时期，直到14年后这段由诸侯贵族代行王权的历史才告结束，周厉王太子姬静正式即位，是为周宣王。1 周厉王改革的失败，表明分封制下的诸侯贵族实力已经超过天子自身，守旧势力不容得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触范他们的利益。至于国家的前途如何，日后王朝的走向如何，没有人关心。他们只关心自己眼前的东西，哪怕日后近六百年的战乱将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及他们的后代变的一无所有。 看眼前的这副形势，王朝算是走到尽头了。但出乎意料之外，接下去的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西周王朝在它最后的时光里竟然回光返照，反倒迎来了中兴。 周宣王是周厉王的太子，在他即位后，周王朝出现了一次短暂的中兴，即“宣王中兴”。只所以称其为中兴，那是因为在周宣王初期周朝打赢了好几场对外战争，军事上有所进取。这些军事胜利主要包括北伐玁狁的胜利，南征淮夷的胜利。 其实就史料来看，西周在抗击外敌时，状况最差是在周厉王的父亲周夷王那个年代。周厉王即位后，他的改革虽然最终失败，但在他被推翻前，周朝的军事状况就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出土金文就有厉王时不少胜仗的记载，《楚世家》也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 楚国熊渠在周夷王时公开叛周，封了自己三子为王，到了周厉王时也对改革中的王室心生畏惧，自去王号，再次臣服。所以，周宣王即位后的军事胜利极有可能是周厉王改革效果的一种延续。 但厉王革典终归还是失败了，国家积重难反，王朝的命运已经注定。宣王后期，国势衰退，多次对外战争都遭到了失败。尤其是宣王三十九年 ( 公元前 789 年 ) ，周军伐姜氏之戎，两军战于千亩 (今山西介休县南)，周军大败，调去的“南国之师”被全部摧毁。短暂的“宣王中兴”黯然结束。 为了换回国势衰落的局面，周宣王在千亩之战失败和南国之师覆灭后也学起了他那位落难为囚的父亲，也尝试着进行改革。周宣王改革的内容被史书记录下来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不籍千亩”，二是“料民”。 其实“不籍千亩”和“料民”所指的可能是同一件事。《国语·周语》说：“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所谓太原，乃广大高原的泛称。“不籍千亩”就是取消借民力种公田籍田制，“料民于太原”就是把人都拉到一块空地上，然后登记人口的意思。不行籍田，再清人口，这说明周宣王在搞税收改革，开征人头税了，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业人头税。 前面我们曾说起过，西周原来的土地制度是籍田制。一井九百亩，八户农户各得百亩私田，所得均为私有；中间一百亩是公家田，八户农民一起耕作，所得上交；先作公田，公事完毕再作私活。这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国家没有被的税收项目，光靠借用老百姓的劳力种公家的田来取得收入，可老百姓却只关心自己家的收成，对公田缺乏劳动积极性，国家的财政收入自然就成了问题。 相反，与政府财政日渐枯竭相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些有封地、有奴隶的封建小领主们却在疯狂的扩张自己的土地和人口，想尽办法拼命的榨取人民的血汗和国家的资源。为了捞更多的钱，他们甚至不昔触范国家的政策和法规，比如召伯虎和琱生那样。 周宣王的改革措施是很有针对性的，既然老百姓对公田没兴趣，干脆不再留公田，把土地统统分该农民，只要农民把收上粮食以后替个成交一份给国家就行了。更重要的是，这种制度直接打击了那些乱占土地，私买奴隶的贵族们的利益。 你们这些土财主不都一个个的乱圈乱占、扩大地盘吗？不都在把老百姓变成你们的私奴吗？圈了土地收了奴隶还不上报，税也没多交一分，国有资产都快被你们掏空了。行，既然我的公田都快没人种了，那我干脆不借老百姓种地了，这公田我还不要了，不管是自由民还是奴隶，统统按人头来，改拿粮食交税，有几个人收几个税，一个也不能少，看你们还能偷税漏税。

第二点，举烽火召集军队抗敌，这是汉朝抗击匈奴的方法，西周那个年代压根儿本没这回事，到目前为止根本没有任何西周烽火预警的证据。退一万步将，就算周朝已经有了这样的预警机制，可这种狼烟也不是这么个用法呀，烽后预警不过是边疆地区的早期预警方法，也没见哪个朝代某个边防哨所放把烟，全国军队就噼里啪啦赶过去的情况呀。 就拿汉朝做例子，比方说汉朝的雁门郡遭到了匈奴的进攻，那这个郡的边防哨所就得放把烟，这把烟只能把敌情通告给本郡守军。朝庭想要得到消息必须还得通过当地边防部队用快马发回来的鸿翎急件。要增兵，或是调动其他郡县的军队，还是得朝庭那边汇总各方情报，分析判断并做出统一按排以后由中央来决定，其他地区的部队只能在接到中央的军事命令以后才能做出反映，绝不可能自行其事。 所以即便周朝就是烽火，这把火也不是这么用的，何况也根本没那么大用处，陕西的一把黑烟哪能让全国各地都看见？难道周朝在全天下每一个脚落都设了长城和烽火台？怎么从没见过西周烽火台的遗址呢？吹牛也不能这么吹啊，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 从出土金文来看，凡记载诸侯国出兵配合天子作战的事件，都是天子出兵打击某方向的外敌，而处在这一地区附近的诸侯国出兵助战，从没有见过诸侯国的军队应警跑来宗周的情况。而且从情理上看，诸侯的军队进入天子之境，这本来就是一件需要慎重处置的事，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的天子会用一把狼烟把一大群带刀带枪的强臣招进自己的王畿，更别提专设这么一种制度了。 所以钱先生称司马迁这一记载是“委巷小人之谈”，是那些缩在胡同里叽叽歪歪的委琐小人的胡扯。 这种说法的出处是《史记》，其他史书根本没有烽火戏诸侯的记载。先秦历史到了司马迁那个时代，由于秦始皇焚书和战乱等原因，史料档案很是欠缺，对此司马迁自己也曾诉过苦说：“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借哉！”。而那个年代各种伪书托附又特别多，司马迁在选择材料时又杂取各家之说，对材料的考证工作做的也不好，往往受游士言论的鼓惑，经常出现失误，这种情况《史记》通篇数不胜数，并不少见，后文还会继续谈到。而“烽火戏诸侯”之说于情于理于其他史料都说不通，实在难以另人信服。 那么，事情的真象到底是怎样的呢？ 其实对西周灭亡一段，司马迁的《史记》除了捏造诸如烽火戏诸侯这样的委巷小人之谈外，还有意无意的缺失了好几个重要历史片段，还有许多概念在《史记》中被混淆了，这些被司马迁遮掩过去的情节才是事件的关键。幸运的是这些片段在《左传》和《竹书纪年》等史书中却被保留了下来。 第一个问题，《史记·周本纪》说“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言下之意，周幽王废掉申王后和太子的行为激怒了申侯，招来了兵祸，而周幽王又因前番几次烽火戏诸侯招不来救兵，被杀。这样来看，周幽王在骊山之难中是待在家里等着敌人来杀的，战争的发起者是申侯。 在这里《史记》缺少两个重要环节，一是废太子宜臼——也就是周平王——早在逃亡到申国后就已经称王，另一个环节是周幽王为讨伐申侯和自己这个自立为王的宝贝儿子曾经召集诸侯进行过“太室之盟”。 需要说明，周代至少存在两个申国，一个是众人皆知的河南南阳市境内的申国，另一个申国在陕西一带，具体位置有争议，但应该距离今天的西安市不远。两个申国都是姜姓国，河南那个也是从陕西迁过去的。不单只申国，像吕、缯等几个姜姓国都不只一个，而且都是部分人马从陕西迁往东方产生的。与周平王勾结篡位的申国和缯国都在西方宗周附近，不是河南的申国、缯国。80年代，童书业、宋新潮先生最早提出灭亡西周的申国不是河南申国，而是西申的观点，邵炳军先生曾专文论述过申国问题。

完了，次序全乱了

没关系,我看过楼主写的关于项羽的文章,实为有才之人,望长光顾项吧.

再次，《史记·三代世表》又有另一种说法，它把“共和行政”写成了“二伯行政”。这里的“二伯”很多人都认为就是周公和召公。召公的确在某些时候被称为伯，比如这里的召穆公就被称为召伯，他的名字叫虎，所以也称召伯虎。但把周公叫成伯，无论书中还是出土金文都没有这样的名证，没见够历史上哪位周公被叫成周伯的。二伯和二公是一回事吗？先不忙管《史记》是怎么回事，接下来再来看看共和行政别的几种说法。对共和行政的第二种认识是“共和伯干王位”。“干王位”就是“篡王位”，指一个名叫共伯和的人篡取了王权。这一说法出自《汲冢纪年》。《汲冢纪年》也叫《竹书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官方编修的史书，是一部挖坟挖出来的书。它上启三皇五帝，下至战国中叶，记载了前后大约两千年的中国历史。此书是西晋（吞并三国那个晋）初年在河南汲县一座古墓里发掘得到的。由于它写在竹简上，用的又是编年体，所以被称为《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自西晋面世，就给予了史学界强烈的震憾。这部书中有不少内容与儒家经典和儒家历史体系大相径庭，但却与甲骨文、金文符合。比如《史记·殷本纪》说商中宗是商王太戊，《纪年竹书》说商中宗是商王祖乙，对比甲骨文一看，甲骨文也写“中宗祖乙”，证明《竹书》对，《史记》出错。 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和秦朝末年天下大乱，战国时期的史书大多没有保存下来。所以司马迁写秦朝以前的大事大多依据秦国的官修史书和儒家、纵横家的作品，其他国史只有残片。秦国一家的官修史书很难保证材料充分完整，儒家和纵横家的作品又往往充满了虚构的故事，这导致《史记》存在着许多记载不准确的地方。作为战国时代魏国的官方史书，《竹书纪年》的可靠性自然高于连可信原材料都找不到的《史记》。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到宋代竟然给弄丢了。清代学者朱右曾解释过丢失的原因，秦朝焚书，先秦史料泯灭殆尽，《竹书纪年》发现后，先秦事迹本又有了可以参考的材料，可是当时的学者受儒家思想影响太深，只要是和《史记》或各种儒学经典传说相冲突的记载，一律置若罔闻。就这样过了几百年，这本书又给弄没了。 《竹书纪年》相对于儒家经典来说实在是太刺激了，它是在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主导思想意识之前成书的，根本不受孔孟理论的束缚，写了许多儒生根本承认不了的事迹。比如远古时的王位禅让制度，尧舜禅让在儒家伦理道德治国体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它是以礼以仁治国的典范。《竹书纪年》上却说“昔尧德衰，为舜所囚”，说舜监禁了尧，然后篡位自立，压根没什么禅让。古代贤君的禅让美德难不成是孔老夫子的编造？ 其实这样的另类史料诸子百里也时常出现，《韩非子》里就谈到过“舜逼尧，禹逼舜。”只不过凡是与儒家学说相违背的东西，在儒生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时代根本不会受到正视。《竹书纪年》只能被他们当成歪理邪说，无人问津，久而久之就不失传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竹书纪年》有两个版本：今本和古本。今本残存两卷可能是原本的残篇，但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许多学者曾怀疑它是明代人伪造的。所以从清代开始，不少史学家就利用过去历代人们引用《竹书纪年》的原文片断，重新再组合成一份复原版的《竹书纪年》。这一份复原的《竹书纪年》，一般称之为《古本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对共和行政的说法是“共伯和干王位”，认为周厉王被逐后，周王朝的最高权利被一个叫共伯和的人篡取了。这种说法和先秦诸子是一致的，《左传》也有类似表述。比如《庄子·让王》云：“共伯得乎共首。”《吕氏春秋·开春论》云：“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 《左传·庄公二十六年》记载周王子朝回忆周朝历史时也说：“厉王暴戾残忍，人民都无法容忍，把他赶到了彘。诸侯离开自己的国家，前来执掌王朝的政事。”告诉我们的确有诸候国的君主在共和期间得到了最高权利。

这不是吧里精品贴最多的吗??真是稀客吧里还有一堆人都很少出现名人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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