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天命是超越的存有，本来是人所不能知的。人的知识,只能及于可经验的范围,而天道天命并非经验的对象,故是超越的。
但如上述,从人的践仁而有无限的感通要求上看,会直下体悟到一能产生自发而无条件的创造性之根源。于是,天道天命此时便成为可知的,则超越的天道亦可说是内在的。

既然由践仁可以印证天道,则天道便是内在的；但天道浩浩无穷,以人有限的生命,如何能充分体现之呢？故孔子强调畏天命,而孟子亦说「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这应是从体现天道而不能尽处,见天道之为一超越的,人不可企及的存有,于是便使人有敬慎寅畏之感。
即使肯定天道即是人的本性,而心即是性,但亦必有此性,天是可引发无限的实践之源泉,并非目下吾人之心所能充尽之感。人只能要求自己努力往尽本心之实践要求,而此「往尽」,是永不能穷尽的。于此,对于天道之为客观之实有,为超越之存在,便能明白肯定。
故人于自觉从事于无条件地践德时,会体悟到一生生不已之天道,越精诚地践履,越能证实天道之实在。又从无论如何努力,其实践亦不能尽处,体会到天道之超越性,见天道之不可企及。这便含有深刻的宗教精神。这应是牟先生所说孔子对天命作「超越的遥契」之意。
如果不保持心,性与天道的距离,或甚至否定天道天命的客观性,实有性,而认为儒学只说道德心之自觉,是不切于儒学之本义者。天道,天命并不能虚化。

故超越的与内在的二词,在牟先生「超越而内在」一语中,显示了互相补充,又互相限制之义。即天道虽是超越的,但并非不可知,而虽可知,但体现之又永不能尽。故必合此意思似乎是相反之二语,方能明白规定儒学之本质。

朱子言性即理,当然可以说性与天道相通,但他以心与理为二,未能以心为本心,不能肯定心,理即是一,则其言性即理,性理成为心所对之对象,须通过认知的方式以知之；由于心不即是理,朱子对本心之义未能契会,心只是心理学义,经验义之心,而理则是一切存在物之存在之理,是「所以然」,心之知理,须由致知格物,由存在物之然处,推证其所以然,而不从本心之自发自愿而无条件地为善处,当下认取。故朱子之说,不合孔孟本旨。本来以心即理及心不即理来区分朱子与陆、王不同,是以往之共识,牟先生之论,亦不能外于此,而牟先生对此,则作出了充分的证成,由是而朱子的思想性格,便有非常明白的呈显。对于朱子思想性格之衡定,是牟先生在宋明儒的研究上最大的成果,后来学者对朱子的研究,都必须面对牟先生之说法,不能略过不谈。

从牟先生衡定朱子学,可见朱子是一「以智成德」的伦理学型态,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同一路,虽非真能切于道德本身之意义,但亦是成德之教一重要之补充。

在论陆、王一系时,固然肯定陆、王之「心即理」说为不刊之论,于朱、陆之异同有非常明白的展示；但如上述,牟先生亦认为陆王心学于天道本体之为客观实有之义,有所虚歉,由此亦隐伏了阳明学产生流弊之缘故。

此一流弊是人的好高躐等的习性,顺着牟先生哲学之精义而引生,故是人病而非法病,但既有人病,亦可思考是否于牟先生之哲学理论,亦须作出调整,或甚至修正,以堵住此一流弊？对此我有两点讨论：

(一)牟先生在讨论王龙溪的四无说引发虚玄而荡的流弊处,强调四无说是阳明四句教之义理中所涵之化境,但不宜作为工夫教法。因工夫教法必有所对治,而四无说是神感神应之境界,无所对治。用四无说为工夫,必生流弊。于是牟先生认为四无句不能离开四句教(亦曰「四有句」)来说,即不能以四无句为独立的工夫论,工夫只能依四句教而用,即只能致良知之知是知非以为善去恶,依王学,只可以此为工夫,而致良知之工夫熟了,人之生命活动全是天理流行,便可以有四无说之境界。

PS王改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