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熹宗，毅宗

什么，我猪明复国了

这就是在网上广为流传的为魏公公翻案的两篇奇文，照上文所述，魏公公实乃大明栋梁，朝廷柱石，“但使河间厂臣在，不教奴马过燕关。”无奈朱由检昏庸无道，不辩是非，枉杀忠良，终使华夏陆沉，神州易色，三百年后，读史至此，恨不得与九千岁爷一哭！
扯淡完毕，下面本小白就靠度娘大法对两篇奇文批驳一番。

首先是关于三月十四日，崇祯密旨收葬魏忠贤遗骸的故事，这则故事的来源出自冯梦龙的《燕都日记》：“ 壬寅十四日……起复內臣曹化淳，密旨收葬魏忠賢遺骸。化淳昔事忠賢，奏言：“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上惻然，傳諭收葬忠賢骸首。”
实际上这段记载的可信度极低，因为曹化淳是出身王安门下，王安被魏忠贤害死后，曹化淳被发往南京，身受迫害，这样的经历， 曹化淳不大可能为魏忠贤说话，情理上说不通；再有，甲申之变时身在北京的杨士聪，王士德等人在著作中都对这件事做过辟谣，《甲申核真略》有言：“一二逢迎时局者，乃称曹化淳面奏先帝云，魏忠贤在，事不至此。[化淳闲住在外，未闻特召，何处面奏？]先帝叹息，传旨收葬其骸。又称先帝召对，有荐杨维垣、霍维华等者。此皆绝无影响之事，附会成书，公然刊布。更假岁月，必将登诸奏牍矣。”《崇祯遗录》更直言：“野史有上命收葬魏忠贤骸骨之说，不知何来，荒谬不足辩。”至于北京碧云寺的魏忠贤墓，倒确有其事，但并非崇祯所立，据清初谈迁的《北游录》记载：“魏忠賢犯殊死，不餘寸骨，見其墓駭之。僧曰：忠賢名下蘇應宣嘗被掠於建州，從清人入燕，立忠賢虛冢。”

接下来就是喜闻乐见的魏公公大收工商税的故事了，在探讨这个问题前，先说一下天启年间的政治形势。
明末党争激烈，波谲云诡，十分复杂，但大致的形势是：万历四十二年，叶向高、李三才被逐，方从哲为首辅，东林势衰， 万历四十五年，丁巳京察，三党大破东林，占据上风；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光宗登基，起用赵南星、邹元标、刘一燝等东林人士，东林势力复起，随后借红丸、移宫两案发动反攻，方从哲致仕，次年叶向高再次入阁，东林党在天启初年重新占据上风，即所谓“众正盈朝”，天启三年，癸亥京察，东林大胜三党，势力达到极盛。之后阉党开始形成，天启四年六月，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七月，叶向高致仕；十二月，顾秉谦升为首辅；天启五年三月，杨涟、左光斗等被捕，相继死于狱中。因此可以说，天启初年，朝政是由东林势力主导的，而天启四
年下
半年起，阉党势力开始操控朝政，也就是说，魏公公掌握大权的时间也就天启四年到天启七年八月这三年左右。

之后就到了天启初年的东林“众正盈朝”时期，看看他们是怎么收税的。
首先是田赋加派，也就是那520万两的辽饷，天启初年，代表“江南大地主阶级”的东林党为了减轻自身负担，以优恤百姓为名，减免了北直隶八府的田赋加派，又以西南发生“奢安之乱”为名，令湖广、广西、四川、云南四省加派留作当地援黔援蜀之用，不再解往北京。就这样，经过东减西免，天启三年的田亩加派只收了348万余两。
这点钱当然不够填辽东的窟窿，于是只能另找财源，按《皇明法世录》记载，天启三年户部经理的辽饷数额包括田赋加派348万两，辽东旧饷72万两，盐税加派32万两，新增关税6.5万兩，加上其他收入，总共收银462万余两。
天启三年的辽饷收入是462万两，而因为当时辽东局势恶化，辽饷支出高达628万余两，由于赤字高达160多万两，于是又有了征收杂项的规定。

天启三年，为了应付辽东战场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朝廷下令在各省上缴户部银中，增加了杂项收入，总计摊派229万余两。
杂项收入颇为复杂，这里简单说明一下杂项中包含的各项收入：
1.卫所屯田的“子粒”收入：这是仿效万历年间的征播之役，屯粮每石加银八分，共加收23万两。
2.优免丁粮：明朝的文武职官原本享有免除自身的差役以及减免不同数额田赋的特权，现除生员之外，加收一部分优免丁粮银，共44.4万两。
3.平籴仓谷：平籴仓是地方州县的储备仓，平时每年入藏一定数量的粮、银，饥荒时用于赈济。现将其中一半收入上交作为军粮，共额14.6万两。
4.抽扣工食：明初地方政府所需的人力都以“役”的形式强制从民间调发，后来逐渐取消强制性，改为地方政府加收现银，即“工食银”，从民间雇佣。现将“工食银”的一部分上交中央，共67.9万两。
5.马夫祇候：将给地方官服务的马夫等人的工资支出的一部分上交中央，总共近10万两。
6.督抚军饷、巡按公费：各省督抚的盐茶屯马公费支出一部分上交，共19.8万两。
7.房产税契：房产交易税，共征银19.5万两。
8.典铺酌分：将各省的典当铺按资产分成5等，每年分别征税10-50两不等，共征19.5万两。
以上杂项共计229万两，西南四省因战事需要留用地方，实际征额是181万两。

没人捧场，@人自顶，
@西楚上将季布
@袁崇焕替身

吴三桂笑死在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