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外语》作者：陈冠商谈起外语，我总羡慕现在的青年人，他们有那样负责的教师，他们有那样优越的条件。要知道我们当时，在抗日战争期间，是在敌寇日夜滥肆轰炸的间隙中进行学习的。我们的教室是泥巴糊成的茅舍，除教科书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参考书。我们通常是在茶馆中昏暗的灯光下做夜自修的。我们的伙食，我们的宿舍，那是与现在不能相比的。当然，我们有名教授。我们主要是靠课堂记笔记来读书的。我们在名教授的言传身教的熏陶之下渐渐懂得了治学的门径。是的，读书求学，都要有自己的治学的途径（Pattern of Learning），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毕竟早学了半个世纪。不论怎样，学了五十多年外语，其间做了三十年教学工作，现在回顾起来，还是有些心得和体会，于现在青年人或许不无补益。

五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我在业余一直不断地进行翻译工作。一个负责的翻译工作者对一个句子、一个词组和一个词都不能含糊过去。这是最细致的精读，必须彻底理解原文才能动手翻译。但由于两种文字的不同，语言结构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要把原著忠实而流畅地译成汉文，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汉语表达方面要有很高的修养，最好高到与原作者相同的水平，才是理想的翻译工作者。所以，译诗最好由诗人来译，译小说要由小说家来译。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一般的翻译工作者，包括成名的翻译家都不是先成了翻译家之后再来从事翻译的。在掌握了必要的条件之后，即外语的理解和汉语的运用，就可以边翻译边学习。对原著的理解是无止境的。对汉语的运用也是无止境的，都需要不断地提高。此外，要对翻译的内容有广泛的理解。译医必须懂医，译自然科学要懂自然科学。译文学作品的要求更高，要对原作者有了解，对原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有了解，对原作者的民族文化有了解。不止是了解，应该要有研究。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经过翻译之后，译作也应该是与原作相当的一件艺术品。这是翻译工作者努力的目标。翻译是一门实践的艺术，只要努力认真地实践下去，不断总结，不断学习，总会逐步提高，逐步接近于理想的境界。所谓：Practice makes perfect，是完全不错的。我在五十年代翻译了许多介绍苏联建设、文化和社会生活情况的小册子。以后翻译了美国作家奥杰茨的电影剧本《寂寞的心》。因为肃反，我受审查，有很长时间没有事做，我就从英文本翻译了波兰显克微支的长篇历史小说《十字军骑士》（The Knights of the Cross）。共六十五万字，花了好几年的功夫，但译好以后却不能出版了。这时得到了俄译本，比较之下，英译本译得流利，但漏掉了若干段落，改动了许多语句，俄译本译得忠实而详尽。于是就俄译本重新作了校订。凡俄译本与英译本有出入的地方，再核对波兰文原著，作了校正。我不懂波兰文，但临时抱佛脚，学了波兰文最基本的语法，凭着一本波英字典，总算可以做些校订工作。这部译稿完成以后，被打入冷宫达十五年之久，万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被消灭，总算在1978年见了天日，到了读者手中。当时正值书荒，这又是“文革”以后的第一部新出版的翻译小说，读者在书店门口通宵排队，长达里许，这种情况大概是“四人帮”所始料不到的。这是广大群众对“文革”的无情批判。这以后，我编译了《霍桑短篇小说集》和《美国黑人短篇小说集》，出版了各种译作十余本，我觉得我能用翻译作品在社会主义祖国文艺园地添上一草一木，为它的繁荣昌盛发一分光加一分热，感到无限的欣喜，1983年波兰government因我介绍波兰文化而授予我波兰文化荣誉奖章，这荣誉也要归于作为无名英雄的出版社的编辑以及促成这本文学名著译本得以出版的其他同志。但在翻译界，我仍是个小学生。我要不断地努力学习，提高翻译质量，把余生献给翻译事业。我的专业是外国文学。在联大和北大，读的是英美文学，接下来介绍以契坷夫和高尔基为主要代表的俄罗斯苏维埃文学，以后转到波兰的显克微支。我还译过保加利亚短篇小说集，不幸译稿在“文革”中失踪了。现在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的研究，也继续在翻译介绍显克微支。

七我们面临着一个伟大的历史时期。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全人类是独创的。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高潮，一个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文化高潮正在祖国大地兴起。它将照耀全世界，照耀全人类，照耀社会主义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向世界各国各民族吸收优秀的外国文化是促成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的巨大的推动力。没有这个推动力，新文化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每一个外语工作者都在时时刻刻引进外国的优秀文化，时时刻刻传播外国的优秀文化。让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光荣事业中发出我们的光吧！后来的外语工作者，奋勇前进吧！

请问陈冠商先生的《我与外语》是在那里发表的呀？能不能告诉我，这篇文章的出版社和出版年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