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vel 7
姑苏寒士
楼主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时，对我有很多影响的另一位老师是泰勒(E．Teller)。他比费米年轻六七岁，是与费米同时在战后到芝加哥大学去做教授的。泰勒的物理与费米的物理有很相近的地方，也有不相近的地方。相近的地方是他的物理也是从现象出发的。他的基本兴趣反映在对物理现象的好奇心。他的见解非常之多，一天之内就有好多不同的见解。他有很多研究生。他常常是当第二个礼拜看到某个研究生时，就已经不记得上一个礼拜给这个研究生的题目是什么了。 泰勒与费米不同的地方是，费米讲出来的见解通常对的很多，而泰勒所讲出来的见解多半是不对的，这一点给了我一个非常深的印象。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你要是对某个问题没有完全懂，就不要乱讲话。人们认为乱讲话是非常不好的。而且乱讲话的人一定是不可靠的。泰勒的见解非常之多，而且总是要讲出来的。不过如果你指出他是错的，他就立刻接受，立刻向
正确的
方向走。在他的周围，这一类事情多极了，这是一种非常良好的气氛。所以，他可以有许多研究生。 我到芝加哥大学本来是想做实验物理方面的论文，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没有做过什么实验。假如你们今天觉得跟实验的接触很少的话，那么我那时在昆明念大学和研究院时跟实验的接触，可以说等于是零。我自己认为我必须弥补这个缺陷，因为我深深地了解，物理的基础是实验。我一到芝加哥大学就去找费米，说我很想跟他做实验。他那时既做理论，又做实验。不过他说我不能跟他做实验，因为他是在阿贡国立实验室，而那时的阿贡实验室是保密的，我不是美国人，不能在那里做实验。他说：“你先跟泰勒做一些理论工作好了。” 过了一个多月，泰勒来了，我去找他。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泰勒年轻时有一只脚不幸被电车压了，所以他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他的办公室门口有卫兵，我不能进去。在门口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中说，费米跟他讲过了，有一个学生要来找他。然后，我就听到了嘭、嘭、嘭的声音，他从楼上走下来了。他说：“我们先散散步吧。”于是，我们就一起散步。散步时，他问我氢原子基态的波函数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易如反掌的，因为我在国内时已经念过量子力学了。我马上答出来了。他说：“你通过了。我接收你做我的研究生。”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有很多学得很好的人，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照他看来，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才是可以造就的。 我跟他做的第一个题目是Be7的K电子俘获。根据费米在1933年提出的理论，这个K俘获的可能性(几率)与Be7上电子的密度成正比。可是做实验的人有另外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20世纪初研究放射性元素的寿命时形成的。大家做过很多实验，发现这些寿命是原子核的特性，与外面的电子分布是没有关系的。1909年还有人写过文章，指出元素放射性的半衰期是不能用化学的方法去影响的。可是K电子俘获就不同了。只要你了解了关于它的理论，你就会看到它的几率是与电子的分布有关系的。有些做实验的人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也是一种放射性的半衰期，它也不应该与任何化学的作用有关系。当时在洛斯阿拉莫斯，西格芮(segrè)做了一些实验,研究纯金属铍与氧化铍晶体的K俘获半衰期是否一样。泰勒让我通过计算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氧化铍的晶格常数比较大，离子离开得比较远，而金属铍中离子比较挤。可是另一方面氧化铍中电子比较多，因为氧有很多电子。前者使电子数密度减小，后者使电子数密度增加。这两者相减，就可以得出所需要的结果。他给了我关于如何计算 的建议。这是与晶体结构的电子分布有关的计算，是我当时还不晓得的。他告诉了我两个方法，一个是维格纳--赛兹(Wigner--Seitz)关于晶体结构的方法，另一个是托马斯--费米--狄拉克方法。托马斯(Thomas)--费米的方法我学过，托马斯--费米--狄拉克方法我没有学过。不过，对这两个方法我都发生了兴趣。用了这两个方法，最后就算出了结果。这使他很高兴。他要我做一个报告，这是我在美国所做的第一个学术报告。 报告大概是1946年2月，刚打完仗，到芝加哥大学来的人还不太多。在座听讲的有泰勒、费米、迈耶、玛丽·迈耶和尤瑞(Urey)等，都是非常有名的人，所以我有点紧张。不过，他们对我做的报告都很满意。报告后泰勒让我写出文章。可是，我一动手写，就觉得不大妥当了。因为计算中我用到了一些近似方法，我没有把握它们有多准确。刚才讲了，我的结果是由两项相减得到的，我仔细地想了想，觉得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每一项都是近似的，只要有一项稍微差了一点，相减之后所得到的符号就会与我已经得到的结论相反。因此，这篇文章我写了1个多月，老是写不出来，泰勒老来催我，我说对这个结论我没有这么大的自信心。到现在为止，这篇文章我还是没有写出来。是不是后来有人又进行了理论计算，是否得到比较准确而又和实验符合的结果呢?我没有再去追究。 泰勒是一个匈牙利人，30年代跟海森堡做过博士后，他对化学物理学有过重大贡献。很多化学物理上的观念是他引进来的。过几天，我要和大家讨论准晶体，其中有一个想法就是与泰勒在一九四几年或是一九五几年提出的一个模型有密切的关系。 泰勒研究的东西都是非常具体的。在我的印象中，他没有写过一篇关于场论的文章。他对场论有很深的了解，但是兴趣不够。
2008年07月21日 09点0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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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走。在他的周围，这一类事情多极了，这是一种非常良好的气氛。所以，他可以有许多研究生。 我到芝加哥大学本来是想做实验物理方面的论文，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没有做过什么实验。假如你们今天觉得跟实验的接触很少的话，那么我那时在昆明念大学和研究院时跟实验的接触，可以说等于是零。我自己认为我必须弥补这个缺陷，因为我深深地了解，物理的基础是实验。我一到芝加哥大学就去找费米，说我很想跟他做实验。他那时既做理论，又做实验。不过他说我不能跟他做实验，因为他是在阿贡国立实验室，而那时的阿贡实验室是保密的，我不是美国人，不能在那里做实验。他说：“你先跟泰勒做一些理论工作好了。” 过了一个多月，泰勒来了，我去找他。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泰勒年轻时有一只脚不幸被电车压了，所以他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他的办公室门口有卫兵，我不能进去。在门口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中说，费米跟他讲过了，有一个学生要来找他。然后，我就听到了嘭、嘭、嘭的声音，他从楼上走下来了。他说：“我们先散散步吧。”于是，我们就一起散步。散步时，他问我氢原子基态的波函数是什么。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易如反掌的，因为我在国内时已经念过量子力学了。我马上答出来了。他说：“你通过了。我接收你做我的研究生。”他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因为有很多学得很好的人，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照他看来，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才是可以造就的。 我跟他做的第一个题目是Be7的K电子俘获。根据费米在1933年提出的理论，这个K俘获的可能性(几率)与Be7上电子的密度成正比。可是做实验的人有另外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20世纪初研究放射性元素的寿命时形成的。大家做过很多实验，发现这些寿命是原子核的特性，与外面的电子分布是没有关系的。1909年还有人写过文章，指出元素放射性的半衰期是不能用化学的方法去影响的。可是K电子俘获就不同了。只要你了解了关于它的理论，你就会看到它的几率是与电子的分布有关系的。有些做实验的人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也是一种放射性的半衰期，它也不应该与任何化学的作用有关系。当时在洛斯阿拉莫斯，西格芮(segrè)做了一些实验,研究纯金属铍与氧化铍晶体的K俘获半衰期是否一样。泰勒让我通过计算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氧化铍的晶格常数比较大，离子离开得比较远，而金属铍中离子比较挤。可是另一方面氧化铍中电子比较多，因为氧有很多电子。前者使电子数密度减小，后者使电子数密度增加。这两者相减，就可以得出所需要的结果。他给了我关于如何计算 的建议。这是与晶体结构的电子分布有关的计算，是我当时还不晓得的。他告诉了我两个方法，一个是维格纳--赛兹(Wigner--Seitz)关于晶体结构的方法，另一个是托马斯--费米--狄拉克方法。托马斯(Thomas)--费米的方法我学过，托马斯--费米--狄拉克方法我没有学过。不过，对这两个方法我都发生了兴趣。用了这两个方法，最后就算出了结果。这使他很高兴。他要我做一个报告，这是我在美国所做的第一个学术报告。 报告大概是1946年2月，刚打完仗，到芝加哥大学来的人还不太多。在座听讲的有泰勒、费米、迈耶、玛丽·迈耶和尤瑞(Urey)等，都是非常有名的人，所以我有点紧张。不过，他们对我做的报告都很满意。报告后泰勒让我写出文章。可是，我一动手写，就觉得不大妥当了。因为计算中我用到了一些近似方法，我没有把握它们有多准确。刚才讲了，我的结果是由两项相减得到的，我仔细地想了想，觉得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每一项都是近似的，只要有一项稍微差了一点，相减之后所得到的符号就会与我已经得到的结论相反。因此，这篇文章我写了1个多月，老是写不出来，泰勒老来催我，我说对这个结论我没有这么大的自信心。到现在为止，这篇文章我还是没有写出来。是不是后来有人又进行了理论计算，是否得到比较准确而又和实验符合的结果呢?我没有再去追究。 泰勒是一个匈牙利人，30年代跟海森堡做过博士后，他对化学物理学有过重大贡献。很多化学物理上的观念是他引进来的。过几天，我要和大家讨论准晶体，其中有一个想法就是与泰勒在一九四几年或是一九五几年提出的一个模型有密切的关系。 泰勒研究的东西都是非常具体的。在我的印象中，他没有写过一篇关于场论的文章。他对场论有很深的了解，但是兴趣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