滳河上古时代禹治九河之一，栔辅佐禹治水因功封于滳，既今滳河流域，城麦丘。
进过近年来考古学家发现在商河一带地下三至五米为先商遗址众多，大多在滳河沿河地带。并留有甲骨文等文献，商卜中多次提到滳，祭祀于滳行年于滳等文献资料，滳河周边有夏商遗址多处，大墓、村落等散落滳河沿岸地带。更有春秋大墓梁王冢、麦丘城既今商河城，（唐书记载武德四年修滳河城，在麦丘址围城三里许。）汉墓群、唐墓、宋墓等连绵不绝。二零一三年在商河乐陵交界处（原属商河奎台）发掘出土了三千五多年的大墓、村落，规模之大是迄今为止发现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遗址。

一驾飞机上有500块砖头，扔下来一块还有多少块？
答案499块
把大象塞进冰箱需要几步？[
3步
1打开冰箱门
2把大象塞进去
3把冰箱门关上
把长颈鹿塞进冰箱需要几步？
4步
1把冰箱门打开
2把大象捞出来
3把长颈鹿塞进去
4把冰箱门关上
动物之王老虎过生日，所有动物都去了，只有一个动物没去，是谁？
长颈鹿，在冰箱里呢。。
一个老
太太
在鳄鱼池里游泳，没被鳄鱼吃了，为什么？
鳄鱼去参加老虎的生日去了。
为什么老太太又死了？
被天上掉下来的砖头砸死了。

商河史志工作人员四处寻找商河古城，最终没有结果最后姜国新先生误把鬲城当做古麦丘城。但最近在史书上发现了麦丘城的下落，是唐史记载的。最终确定商河古城麦丘城是今商河城。

你别闭目瞎说让人家外省的笑话了。

还有帝舜未必是山东的，山西永济市的可能性更大，那里也有虞国，以前既有历山也有舜庙舜井。好似当年薄来济南时就说大舜是他们山西的。

春秋时代麦丘是附近各邑的首邑

先商起始滳河流域刍议
阅读：1462012-07-14 21:44
标签：杂谈
先商起始滳河流域刍议
(该论文被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山东省地方志学会评为山东省 首届齐鲁新方志论坛优秀论文奖)
【内容提要】 随着大量考古文物资料的面世及甲骨文字的整理和研究，滳河流域是先商文化的发祥地已成为史学界诸多专家学者的共识。虽然被黄河拦腰截断的滳河上游被后世讹曰了漳河，然而，其下游却坚持着自己“滳”的河名。卜辞所见滳水是指古滳河的下游、卜辞所见滳字正是清漳下游商河的本名，这也就明确指定了商族先人活动的区域。后经黄泛常年漫流，使河道积沙淤塞，渐渐便鲜为人知,导致这条润育了先商文明并被奉若神灵的古水长期被史学界所忽视。然而，这条历尽沧桑的古滳河，虽曾经常年淤塞，但故道依然清晰可辨；虽流域内各地俗名有异，然依旧上下贯通、一脉相承，仍以其苍老的容颜呈现在世人面前，坚强地昭示着它的存在。
【关键词】古滳河 封於商 求年於滳 求禾於滳 滳河县
【正文】
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在《史记· 殷本纪》中写道：“殷契……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由于司马迁只是提到了契被“封于商”，而没有指明“商”的地望，后世学者便各抒己见，为“商”定位，导致商族起源问题自古至今，诸说搅绕、莫衷一是。较大的学说有西方说、东方说、北方说、东北说、晋南说、中原说、江浙说、夏商周三族同源说等等。所以出现如此诸说纷争的局面，主要是由于文献记载本身就有许多歧义之说，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影响的结果又使得它们相互之间有一些文化因素的相似性和继承性，论者各取利于自己观点的文献记载，又局部地看重某些考古文化因素的类似和传承，使其成为一个聚讼千古、纷纭难决的历史学悬案。
笔者非从事专业研究，更加之才疏学浅、孤陋寡闻，自知没有驾驭此等重大历史课题研究的能力。只是依据手中掌握的些许资料，在博采群书，荟萃众说，继承前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揣浅陋、不避讥嫌，仅就此课题涉及滳河流域这一特定方面的论证粗略地提出自己的观点，权作为商族起源诸说添一话题，并以此求教于诸方家。

第二种“滳河改名漳河”说，笔者认为这只是一种臆断。如果周公旦真的“对商朝仍不放心，为了消除商朝的历史痕迹，遂将滳河改名为漳河”，还不如改一个与“滳”毫无相干的远音字，那样“商朝的历史痕迹”不就“消除”的更“干净”吗？
第三种“上游与下游”说，笔者认为是有道理的。张京华先生在《殷商民族溯源及其文化特点》中说：“古代黄河经由滹沱水道入海，漳河起初由滳河入海，后改道滹沱。”[6] 也正如丁山先生所说“盖河水屡次改道，穿没清漳的中流，随地而名张甲河、屯氏河，将清漳与小漳河隔成两段。于是后人但知浊漳入滹沱，而不知清漳古代本由商河入海了。卜辞所见滳字，从水，商声，正是商河的本名。”“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与卜辞所见滳水名字相应，殷商时代漳河的干流，应该属此。”这里明确认定了卜辞所见滳水是指古滳河的下游、卜辞所见滳字正是清漳下游商河的本名，这也就明确指定了商族先人活动的区域。
这条直接入海的、上游被后世讹曰“漳河”的滳河，因黄河改道被拦腰截断，其水不可能继续穿过黄河而东去，从此便与其下游失去了联系。先秦典籍《山海经》之“精卫”篇中记载“……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西来之水先是注入了黄河，后因黄河水道淤积河床增高等诸多因素，致使此水难以入黄而被迫窜入卫河。被隔断了的滳河下游已成了无源之水，后借河漯交汇之处积潭涌出，方使滳河得以重流。正如郦道元《水经注》中所说：“商河首授河水，亦漯水及泽水所潭也。渊而不流，世谓之清水。自此虽沙涨填塞，厥迹尚存。历泽而北，俗谓之落里坈……又北，重源潜发，亦曰小漳河。商、漳声相近，故字与读移耳。”此后的滳河因没有了自己的源头，其水势受制于漯黄交汇处落里坈涌量的大小，时急时缓、或显或微、亦断亦续；更甚者时遭黄河决堤之累，几番沦为黄河的附庸；又经黄泛在此地域常年漫流，使河道积沙淤塞，渐渐便鲜为人知,导致这条润育了先商文明并被奉若神灵的古水长期被史学界所忽视。
虽然被黄河拦腰截断的滳河上游被后世讹曰了漳河，然而，其下游却坚持着自己“滳”的河名。“滳”字的出现，除了甲骨卜辞的记载，历代史志文献都证实着它的存在。汉成帝时桑钦著《水经》三卷，有名之水一百三十七，其一即商河。隋开皇十六年，於滳水流域置滳河县，因县南滳河而得名，此即明确地为滳河的地望定了位。《水经》及《水经注》几经传抄翻刻，其中记载的“商河”水名，原版用字是“滳”还是“商”，笔者限于自身的条件已不可知晓。“魏晋以来总地志中保留下来的最古的一部”唐李吉甫所作《元和郡县志》及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乐史撰《太平寰宇记》中，凡写至这条河时则皆是用“滳”做河名记载的，正如杨守敬所说：“《元和志》、《寰宇记》作滳。《集韵》，滳，尸羊切，水名。”明《商河县志》有“考商河旧名滳水镇”的记载，《重修商河县志》论及此云：“滳河县置於隋，治滳水镇”。“滳水镇之名由於滳河之水”。以“滳”为河流名称的，只有流经商河县境的这条“滳河”； 曾以“滳”字为地名的，历史上除了现在的商河县，其他任何地方至今未见有记载。
《水经》及《水经注》中描述的商河流经，在某某县下都没有标明所距里程，往往容易使人联想到指的是离其最近的笃马河故道（亦称“马颊枯河，即今大沙河）。《山东通志》对大沙河是这样记载的：“自德平朱家庄汇流，东入商河县界。经左家庄、沙河镇，至杨家庵入惠民县界。又东经梨行、郭家庄、申家庄，至前屯入阳信界，东北至钦丰镇、岳家湾复入惠民境内，由落桑墅新河东入徒骇河。”这里明显看出，这条河虽与《水经》、《水经注》叙述的商河的流域位置似乎一样，但它是大沙河，而不是商河。《寰宇记》在《水经》记述的商河流经的东西两个县下作了注明，安德县下：“滳水在县西南八十里”、厌次县下：“滳河在县南四十里”。（《元和志》与此同。唐、宋厌次在今惠民县东南四十里。）由此可见，《水经》及《水经注》记载的商河流经某某县故城南只不过指了个大体方位，并非紧临彼县故城，虽然古今所计里数不尽相同，但从例举距离却亦可见所指不是今大沙河了。《水经》中叙述商河流经的平昌、般县、乐陵等故县，在《元和志》、《寰宇记》中均没有滳河的记载。《寰宇记》对德平县的记述是：“本汉平昌县，属平原郡，故城在今县西南三十里，即汉理所”。由此可知汉时的平昌故城位置在南，后至宋时县城早已北移、县域变迁，滳河则已不在彼县的范围了。《寰宇记》记滳河县，“隋开皇十六年，於扐故城置滳河县，以县南滳河为名。……马颊枯河，在县北二十里。滳河，在县北十五里。”这里可看出明显的矛盾：先是“以县南滳河为名”，后又说“滳河，在县北十五里”。此矛盾只能解释为将县南的“滳河”与县北的“马颊枯河”相混了，若县“北”为“南”之误，则与滳河所在的位置基本相符。

考古学的新发现，也为滳河流域是商族的起始地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朱继平先生在《从考古发现谈商代东土的人文地理格局》中指出：“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情况来看，山东商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鲁西北、鲁北、鲁西南和鲁中南的冲积平原和山前丘陵，尤以鲁北最为集中”。 据陈淑卿先生《山东商文化发掘遗址编年表》可知，鲁西北和鲁西南商文化遗存的年代最早，持续的时间也最长，从第一期直到第六期。此地域也正是古滳河的流经区域。王铁军在《夏商时期城子崖之居民考辨》中说：“商朝的济南境况与夏朝不同，先民的聚居地零星散布在今槐荫、历城、章丘、长清、平阴、商河等广袤的原野上。”蔡凤书在《甲骨文字的发现向我们昭示了什么》中指出：“通过大量的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证明，龙山文化时期不但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了黄铜金属制品，建造了以城堡为中心的聚落，这些城址在山东省已经发现几十处，尤以鲁西北最多。”历代学者对“蒲姑”、“商奄”、“章亥”、“女郎山”等大量的研究论证,探讨了商族先人部落活动的区域，亦印证了滳河流域是商族起始地。
商河县境内，存在着先商时期的许多遗址。现存东温桥、卢坊等多处先商遗址及出土的商代文物,更为商族先人在滳河流域的活动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实地与实物的证明。
东温桥村遗址位于今商河县玉皇庙镇东温桥村，距县城30公里，为滳河入境处。六十年代在水利基本建设中，距地面深三米处出土一批青铜器皿、陶器和豆鬲，为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和细泥红陶；纹饰有绳纹、蓝纹和附加堆纹，经山东省及德州地区普查组专家考证为商代遗址。
芦坊村遗址位于今郑路镇东南卢坊村，距县城30公里。遗址低于地面5米以下，1958年河道清理时，出土大批青铜器、陶器、部分石器。陶器为夹砂红陶、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纹饰有粗细不一的绳纹、蓝纹及大型器物的附加堆纹。断面文化层十分清晰，文物普查时经山东省及德州地区文物专家考证为商代遗址，有重要的考古研究价值，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命名公布为第二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陶器商代纺轮，於1974年4月19日在怀仁镇东信遗址发掘。
纺轮呈圆壁型，灰泥陶质，中间有一小直孔，上下圆棱，立面饰有三道压印纹玄纹。东信村遗址位于商河县怀仁镇东信村南200米处，距商河县城20公里，周边面积200×100米，现有遗址高出地面4.9米，南北长30米，东西宽27米。土质呈浅灰色，自1958年以来地、县多次组织有关人员考察，先后从遗址上选检出土的器物有青铜器、石器、蚌器、陶器等，其中较完整的有青铜剑一把，剑身长34厘米，宽4厘米，剑把残有3.7厘米；残双翼式铜剑镞一个；残石刀一把，通体磨光呈椭圆形，刃部锋利；残蚌刀一把；陶器多为夹砂红陶和灰陶，火候较好，纹饰分粗细绳纹两种，可辨认的器物有豆柄、鬲足高低不等。经山东省及德州地区文物专家考证遗址文化层堆积情况为：底层为商代文化，厚1.8米，中层为春秋战国文化，上层为汉唐文化。该遗址为自商延缓至秦汉时期的村落遗址。
梁王冢村遗址位于郑路镇梁王冢村西北500米处，距县城20公里。遗址高出地面4米，南北长50米，东西宽40米。遗址顶部和边沿断面处，均有古建筑遗址、遗物暴露，多为鬲足、鬲沿、瓦片等。专家初步鉴定此冢系春秋以前遗址。
耿家村大王墓遗址位于怀仁镇耿家村西北500米处，距县城25公里，墓高五米，呈圆锥形。墓区范围50×50米，墓上布满松柏、杂树，郁郁葱葱。民间传说为大王墓，因无详细资料记载，具体姓名不详，经省地专家考证，确定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遗址考古受诸多因素所制约，许多遗迹深埋于地下不得挖掘，导致认证上的困难重重。然而，仅从皮毛所得之遗存，商族先人於滳河流域的活动印记亦已历历在目。
这条历尽沧桑的古滳河，虽曾经常年淤塞，但故道依然清晰可辨；虽流域内各地俗名有异（商河县及邻县曾称“小支河”、“土马河”），然依旧上下贯通、一脉相承，仍以其苍老的容颜呈现在世人面前，坚强地昭示着它的存在。
注：
[1] 摘自《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5期
[2] 孙淼著《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
[3] 据CCTV《走近科学》2008第10期
[4] 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
[5] 《积微居甲文说》卷下
[6] 《中国地域文化丛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7] 惠民县志（倭什布 刘长灵纂修）地理志四河渠
[8] 见《商河县志》河渠图

滳河、商河
阅读：752011-05-10 00:25
标签：杂谈
正本清源：商河考zt 《辞海》商河条：“隋置滳河县，宋改商河县。以商河得名。”
商，三代时东夷部落之一，活动在C水流域。夷分九种。《古本竹书纪年》载：九夷者，“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商即此中的玄夷。《诗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甲骨文字型为燕子图形，可见，商是崇拜燕子图腾的部落（玄，黑也）。另据证明，生活在淮河流域的为一“淮夷”是崇拜“隹”的部落（隹，短尾鸟）。
历史考古
九夷并商，同属龙山文化范畴。蔡凤书在《甲骨文字的发现向我们昭示了什么》中称：“通过大量的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证明，龙山文化时期不但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了黄铜金属制品，建造了以城堡为中心的聚落，这些城址在山东省已经发现几十处，尤以鲁西北最多。”
商朝建立后，在商河周边留下了大量遗址。王铁军在《夏商时期城子崖之居民考辨》中这样说：“商朝的济南境况与夏朝不同，先民的聚居地零星散布在今槐荫、历城、章丘、长清、平阴、商河等广袤的原野上。”过去，曾有商朝起源于河南商丘的说法，但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这一说法自动破产，就连曾主编过《中国通史》的翦伯赞也否定了商朝起源于商丘的论点。王恩田在《济南建城史刍议》中做了考证：“为了寻找殷商时代的商，中美联合考古队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用新老勘探技术，用了六年的时间，在商丘老城钻探出一座地下古城址，其年代却是属于春秋时期的。”
正是随着考古的不断深入，诸多学者皆把山东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认为城子崖是东夷某部落的国都，而近年在阳谷县景阳岗发掘出和龙山文化同期的大型古人类城址，其概况和史记所记载的尧舜所都的平阳相吻合，专家断定，平阳就是今阳谷。
商的始祖契在舜时任司徒，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其部落一直在“商”定居。商河根据商部落所居的“滳”命名，即后来的商河。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
而后世竟制造出了所谓“商河根据许商命名”，始作俑者，唐沧州刺史薛大鼎也！薛大鼎和许商相隔几百年，没有甲骨文等考古资料为证，制造出“嘉名永锡许商河”本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有部分御用文人竟无视甲骨文及出土实证和地表遗留史迹，硬是篡改历史，在我县形成了一股否定商河先民创造的悠久的歪风，本末倒置，其根本不能说明商河的来源，反而把商河人民对历史的认识带进了一个误区，简直是流毒匪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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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起源于山东商河
商河，古为滳河，在尧舜禹时代既已形成．
综合近现代著名考古专家的考古成果，滳河流域乃商王朝的发源地．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也是商王朝的典籍，其有“求年于滳”、“王其侑于滳”的记载。可见，商的前期，迁都前的商部落有向滳河祈求丰年，和丰收后报答滳河的祭祀活动。史称，商部落有七次迁都，当迁都殷（今河南安阳）后，便把这些事情记载了下来。
商部落在滳河时，善造船，并发明了帆、般（读盘）等航海用具，据说般是舵的雏形。后来，滳河北有般河，并在此置县：般县（今乐乐陵郑店盘城孟），也当是商部落的遗留。
商朝灭亡后，周室怕商的遗民造反，就命他们只许流离做买卖，仍称他们“商人”，后来，凡做买卖的都统称商人了。
许商挖河，纯属无稽之谈，查《汉书》的沟洫志，许商共在里边出现了三次，都是反对挖河，并且“众卿皆从商言”，只有一次，他和别人在黄河开口处的东郡、馆陶堵了个口子而已。可惜，许商工作方法不对，以至黄河在此后多次开口，到东汉时才由王景出山，把这一问题解决，致使后来四五百年间黄河没有泛滥。许商是一介庸吏，可惜我们无视近现代考古专家的成果，而一味吹捧许商，说商河是他开凿，并且商河县是根据他命名的，真是一叶障目也！
商河是不是商王朝的发源地，这我们只要单从“商”字的本意考证就可得到一条清晰的线索。
商，从各家对甲骨文“商”字的考证看，有说商字的上半部是鸟形而下半部是烧陶器的窑形的，有说是刑具的，有说整体是鸟的。我主整体是鸟形说。
为什么“商”的本意是鸟呢？我们先从《孔子家语》来看。春秋时齐国发现了一只怪鸟，无人知道鸟的名字，国君很是害怕，因为怪鸟的出现不知主何吉凶，就派人到鲁国请孔子来鉴别怪鸟是何鸟，孔子“敏而好学”也。孔子看了怪鸟后说：“此鸟名曰‘商羊’，水祥也！......”考“羊”字，在甲骨文里就是吉祥美好的意思，美上是羊头。《论衡》“商羊者，知雨之物也！”也就是说，商羊的出现，能预测好的年景。再回过头来看“求年于滳”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了。也由此可见，到孔子和汉代的王充时，也还知道“商”的本意的。

《辞海》商河条：“隋置滳河县，宋改商河县。以商河得名。”
商，三代时东夷部落之一，活动在滳水流域。夷分九种。《古本竹书纪年》载：九夷者，“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商即此中的玄夷。《诗经》：“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甲骨文字型为燕子图形，可见，商是崇拜燕子图腾的部落（玄，黑也）。另据证明，生活在淮河流域的为一“淮夷”是崇拜“隹”的部落（隹，短尾鸟）。
九夷并商，同属龙山文化范畴。蔡凤书在《甲骨文字的发现向我们昭示了什么》中称：“通过大量的调查和发掘所获得的证明，龙山文化时期不但有了高度发达的农业和畜牧业，出现了黄铜金属制品，建造了以城堡为中心的聚落，这些城址在山东省已经发现几十处，尤以鲁西北最多。”商朝建立后，在商河周边留下了大量遗址。王铁军在《夏商时期城子崖之居民考辨》中这样说：“商朝的济南境况与夏朝不同，先民的聚居地零星散布在今槐荫、历城、章丘、长清、平阴、商河等广袤的原野上。”过去，曾有商朝起源于河南商丘的说法，但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这一说法自动破产，就连曾主编过《中国通史》的翦伯赞也否定了商朝起源于商丘的论点。王恩田在《济南建城史刍议》中做了考证：“为了寻找殷商时代的商，中美联合考古队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用新老勘探技术，用了六年的时间，在商丘老城钻探出一座地下古城址，其年代却是属于春秋时期的。”
正是随着考古的不断深入，诸多学者皆把山东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认为城子崖是东夷某部落的国都，而近年在阳谷县景阳岗发掘出和龙山文化同期的大型古人类城址，其概况和史记所记载的尧舜所都的平阳相吻合，专家断定，平阳就是今阳谷。
商的始祖契在舜时任司徒，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其部落一直在“商”定居。商河根据商部落所居的“滳”命名，即后来的商河。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
从“商”字考证商河是商王朝的发源地
至少学术界有四个观点作为本文论点的有力支持：
１，甲骨文的“求禾于滳”和“求年于滳”，没有比这更为权威的．而滳河正是今天的商河，这有传承史料为有力佐证。
2，有权威学者研究商的发源“在河济之间”，三代及夏商时黄河在今天津一带入渤海，而济水即今黄河，商河正当其中。
3，“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是个以鸟为崇拜图腾的部落。先秦史料曾称商的始祖契是舜的后代，为司马迁修《史记》所不取，但说明先秦时人即以其为与舜同一部落。而舜的活动范围正在东夷（山东）。
4，契曾辅佐大禹治水。大禹治水除凿龙门，穿三门峡外，主要是在黄河下游开通黄河支流，即“禹播九河”，而九河最南之鬲津河即流经今德州陵县临邑商河无棣等市县入海。契随禹在这一带活动过是无疑的。
5，近年河北曾有几次发现早商遗址的报道，但均称是商的分支。当是商的势力扩大后的范围。结合甲骨文的记载看，商早期部落的“主干”当是商河。
6，由于滳河在宋以后干涸以至不见于史籍，导致这一线索被严重忽略。认为滳河改名漳河并把商的发源地落实在被认为是滳河改名的漳河，失于武断，言出无据。

（一）关于滳河。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下商人始祖契因“佐禹治水有功”被舜授以司徒“封于商”之后，关于“商”的地望问题，便成为两千多年来古今学者不断探讨的问题。这其实是探索商族起源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在古代，学者们对“商”的地望基本上有两种解释，一说商即商丘（“商丘”又有数处，以今河南东部的商丘和东北部的濮阳为主要对象），一说商即“上洛商”（今陕西东南的商洛，历史上曾设过“上洛县”）。后一说为西晋学者皇甫谧发挥东汉郑玄“华阳说”所首创，影响颇大（见《帝王世纪》）。在他之后，北魏阚马因、郦道元、南朝宋裴马因、唐代李泰、张守节、宋代郑樵等纷纷响应其说。(详见《史记•殷本纪》“集解”、“正义”；《水经注•丹水》注；《括地志》；《通志•商都》)现代学者蒙文通、董立章也沿袭皇甫氏的观点。[6]可是，向来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而著称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吕思勉、白寿彝、谭其骧、史念海等老一辈史学家，全都对“商洛说”不屑一顾。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只字不提“商洛”。他们多主张“商”地应在豫东、鲁西、豫北、冀中、冀南地区去找。[7]吕思勉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契之本封，郑玄皇甫谧之言，盖因后世地名而误。”钱穆先生说，谓契封于商洛，“更不可信”。[8]后起的著名学者如李学勤、王玉哲等人，亦不信皇甫氏之说。[9]杨树达、丁山、于省吾、葛毅卿、钱穆等先生，从甲骨学、音韵学角度探讨商的地望，提出古代“滳”、“漳”二字互通，因而推测商之地望应在漳水一带（漳水有清漳和浊漳两大支流），商族即得名于滳水。。丁山先生还考证出：“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与卜辞所见滳水名字相应，殷商时代漳河的干流，应该属此”。[10]李民、张国硕等先生也主张商得名于滳，但认为滳水是古沁水之名。[11]总之，史学界几十年的探索，成就是不小的。但由于先商时代过于古远，有关那段历史的文献都是后世学者所编撰，而且流传至今的又多残缺不全，含糊不清，还夹杂着神话传说，加之李学勤先生指出的“后世地名相同或相似的又多，单纯互相比附，即使找到一串共同地名，终究是有些危险的。”[12]因此，我们认为，长期以来，文献研究与音韵学探讨的成果，毕竟只是推断，尚不能令人信服，如果没有田野考古学提供有力的证据，商族起源地的问题至今仍是历史悬案。

总之，史学界几十年的探索，成就是不小的。但由于先商时代过于古远，有关那段历史的文献都是后世学者所编撰，而且流传至今的又多残缺不全，含糊不清，还夹杂着神话传说，加之李学勤先生指出的“后世地名相同或相似的又多，单纯互相比附，即使找到一串共同地名，终究是有些危险的。”[12]因此，我们认为，长期以来，文献研究与音韵学探讨的成果，毕竟只是推断，尚不能令人信服，如果没有田野考古学提供有力的证据，商族起源地的问题至今仍是历史悬案。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新中国建立五十多年来，我国的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商族先公们的活动范围，已经被考古学文化——先商文化（亦称“下七垣文化”）所揭示。用最早提出“先商文化”概念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邹衡教授的话说，“商的地望，结合‘蕃’（今河北平山附近）地看来，今漳河地区当是商人最早活动的地区”。[13]他还指出：考古学证明，先商时代，商人远祖活动地区的中心地点即在滹沱河与漳河间。此即先商文化漳河型，随后，商人活动逐渐南移，便有辉卫型和郑州南关外型。[14]1979年邹先生提出的这一观点经过二十多年的争论，现已被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广泛接受。2000年5月26日，《光明日报》史学专栏曾发表陈旭先生颇具总结性的专文：《邹衡先生与夏文化探索》，高度评价“邹先生关于商文化‘老家’在今滹沱河与漳河间的研究成果，解决了商族起源问题，使中国古代信史从殷墟晚商推进到先商时代”。笔者以为，既然考古学已经证实文献学、甲骨学、音韵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确定滳（漳）水流域是商族的起源地，那么，殷人神化滳水不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吗？不正表明殷人不忘自己的“根”吗？（二）关于洹河。甲骨文中的“洹”，今名安阳河。它由殷墟以西的太行山流出，穿过殷墟后注入清漳河下游的支流卫河。因而，洹河也是漳（滳）河“家庭”的成员了。它和它岸边的殷墟都在考古学认定的先商文化漳河型的范畴之内，亦属于殷人先祖的发祥地。这一点，单从历史文献上即可找到可靠的依据。如《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这段诗，它的前两句被学者们纷纷用来说明契的出身非凡，是天命所降，但笔者发现，学者们常常忽略了“宅殷土芒芒”一句。“宅殷”，不就是以殷地为家园吗？殷在华北平原的沃野上，符合“土芒芒”的意境。如按皇甫谧所说，契封于商洛，其地在秦岭深山之中，“八山一水一分田”，哪能使人产生“土芒芒”的感觉！又如《史记•殷本纪》、《书序》等言，自契至汤，商族曾八迁其居。其中相土居商丘（今河南濮阳）为第五迁，殷侯上甲微迁殷，又复归商丘为六迁七迁。据李学勤、王玉哲二先生考证，上甲微时期的“殷”即在今安阳一带。[15]《山海经•大荒东经》载：“王亥托于有易”，“有易杀王亥”。《国语•鲁语》说：“上甲微能师契者，商人报焉。”李学勤先生认为：“有易部落在今河北易水流域，王亥北上自是从今豫北的殷地出发为近便。王亥被杀，他的儿子上甲借助河伯的力量，打败了有易部落，杀其君绵臣，灭其国，商人北进站稳脚根。”[16]可见，上甲微之所以被后代“报焉”（“报”是商代一种祭名），在诸先公中地位突出，在于他有两大贡献：一是打败有易，替父报了仇；二是迁居于殷，“能师契者也”。笔者由此认为：洹河在殷人心目中其实就是殷的代名词。尊洹河为神，即是不忘“宅殷”之契和迁殷之上甲微等商族先公艰苦创业之事迹。另外，晚商之殷人祭洹应该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祈求洹河之神不要给他们的都城殷带来水患。如卫河、淇河、淮河等，虽然都比洹河大，但它们并不流经殷地，不会给居于殷地之人带来直接的危害。而洹河则横穿殷地，当其泛滥之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水灾。据李民先生研究，卜辞中已有殷人十分重视洹水为害的记录，他们除了对洹水进行燎祭之外，还采取了疏导的办法。考古发现，殷都宫殿区以西不远处，有一条大壕沟。“这条沟首尾衔接洹水，而且自西北向东南略呈倾斜，可见这条壕沟起着导引或分洪洹河的作用，是殷人治理洹水的重要遗迹。”[17]如此看来，滳、洹二水一带，是商族祖先的发祥地，是商族、商国、商朝的得名之处，是商族先公王们开创基业的历史舞台，殷人自然要将二水奉为神灵，屡屡祭祀以示永志不忘，同时亦祈求二水之神灵，永远福佑殷人及其后嗣。原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5期

文献中虽然记有八迁之说，然而我们认为不可机械地理解为商人先祖只迁了八个地方。因为一个游牧民族的迁徙变化是经常性的、频繁的，所经之地自然不止八迁之数，而且其中有些地方如王亥宾于有易，或许并不是整个民族的迁徙，而是部族首领个人与其他部族的交流。不过这八个地方可能是殷人迁徙过程中的重要地方，故而留下了记载，反映了商族先民在迁徙征途中的一些史影。综合以上诸家的考证，我们选出了蕃、砥石、商、亳四个地方加以考察。这四个地名是诸家说中几乎都有的，出现的频率最高，因此相信是相对可靠的地方。这四个地方当是殷商先民迁徙往来的重要地名之中更重要者。下面粗略地考其地望，以见其迁徙路线之大概。（一）蕃这一地点涉及到商族起源的问题，因为持不同商源说的学者对于此地的地望考证也颇不相同。西方说者认为，蕃在陕西境内。《水经注•渭水》：“渭水又东迳栾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阚骃曰：蕃在郑西，然则今栾城是矣。”据此，蕃地在今陕西华县境。也有具体指为华阴县栾都城者。东方说者王国维认为，蕃即《汉书•地理志》鲁国之蕃县，即今山东滕县。东北说者认为，蕃即亳，在周之北土中“肃慎燕亳”之燕亳，地在辽河、大凌河、滦河的发源地区。丁山主河北说，也认为蕃是亳之音讹，河北境内古有蒲阳山、蒲水、博水、蒲吾，都与商先之蕃有关，认为蕃在河北平山县境。比较以上诸说，我们认为，东北说和河北说似乎更符合殷人发源于燕山一带的实际。究竟其地何在，我以为不当实指为好，笼统以大区域言之可矣。因是契之居地，蕃地应在商族发源地之中，应当在今河北北部燕山以南地区求之。正像不少学者所论，蕃与亳有些许瓜葛，或许正是文献和金文中的所谓“燕亳”。（二）砥石此地也因为学者对于商族起源持不同说法而指证有异。如有人认为当在陕西省的积石山，有人认为是河南省的三门峡以北的砥柱山。丁山认为砥石即是泜水和石济水的混名，地在今河北的漳水流域。金景芳则认为砥石就是《淮南子•地形训》“辽出砥石”之砥石，在辽水发源处，即今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吕思勉则认为砥石与蕃均当距商不远，即在河南商丘的附近。比较以上诸说，我们认为丁山之论较近史实，砥石地当在今河北省元氏、平山一带。因为积石山、砥柱山、白岔山都与商族起源地及商族先公活动地域较远。纵然以游牧民族一日千里之游徙，也不能如此越山跨水，穿过许多敌对部族而迁徙到这些地方。因此我们认为还是在河北省境内求之为上。1978年河北元氏县西张村出土西周铜器，其中的叔趯父卣、尊和臣谏簋中多见地名“軧”和人名“軧侯”。“軧侯”当是西周分封于軧地的贵族诸侯。李学勤、唐云明认为此“軧”就是“泜”，“軧国”是由泜水流域得名。这一论断是很
正确的
。吾师王玉哲先生也这么认为。大概軧、泜、砥古音相同，可以互相通假，砥石当是泜水流域的一个地名。（三）商此地名不仅涉及到商族的迁徙问题，而且也是关乎商族族名的大问题，与其他地名相比，显得更加重要。《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这里的“商”不是地名，不是人名，此“商”只能做族名解。但我们不同意商族一开始就称商的说法。《诗经•商颂》是春秋宋人对祖先追忆的赞歌，因此不能以此为据便认为契始商族已有商名。“商”名称的由来当是商族先人在迁徙征途中以地名而得的名称。正如王国维所云：“商之国号，本于地名。”《史记•殷本纪》：契“封于商”。《集结》、《索隐》、《正义》及所引《帝王世纪》、《扩地志》等皆把“商”地认在陕西省太华之阳的华县和商州了。《水经注•丹水》：“殷商之名起于此矣。”按，《史记》此记有误，正如金景芳所论：“尧舜时代还在氏族社会，绝无封国之事。”况且，如果契曾封于商，相土乃契之孙，其居商丘，《左传》襄公九年不当言因阏伯而应言因契居商丘。这是契封于商之不可信者。商族起于北方，即使当时有分封之事，也不会分封到关中之地。关中之地名商、亳者，乃是商人入主中原、建立商王朝以后西进经略至此地时留下的遗名，与商先祖的起源与迁徙无关。

正文·杂事第四
　　管仲言齐桓公曰：“夫垦田刱邑，辟田殖谷，尽地之利，则臣不若宁戚，请置以为田官。登降揖让，进退闲习，则臣不若隰朋，请置以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重富贵，不避死亡，则臣不若东郭牙，请置以为谏臣。决狱折中，不诬无罪，不杀无辜，则臣不若弦宁，请置以为大理。平原广囿，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若归，则臣不若王子成甫，请署以为大司马。君如欲治国强兵，则此五子者足矣，如欲霸王，则夷吾在此。”夫管仲能知人，桓公能任贤，所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用兵车，管仲之功也。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桓公其似之矣。
　　有司请事于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桓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侧者曰：“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曷为其不易也。”故王者劳于求人，佚于得贤。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汤文用伊、吕，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动，用众贤也。桓公用管仲则小也，故至于霸，而不能以王。故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盖善其遇桓公，惜其不能以王也。至明主则不然，所用大矣。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