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评论》2003年3月号“思想者论坛”中评社讯／题：六祖禅宗的历史地位与中华文化　作者：黄伟宗

黄伟宗：开场白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三位大和尚，其中佛源大和尚曾经是禅宗祖庭南华寺的住持，传正大和尚是现任南华寺住持，顿林则是禅宗丹霞山别传寺的监院，还有几位来自北京的中国宗教学的着名学者，以及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一起来探讨六祖禅宗一千五百年来的影响。 　　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是围绕惠能、佛教、禅宗、禅学与整个中华文化。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就这个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讲佛教史的地位、惠能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惠能在中国民族文化上的重要贡献，还有以南华寺为中心所展开的禅宗、禅学对世界的影响等等。 　　现在我们先请我们的东道主、南华寺住持传正大和尚谈谈南华寺、惠能的影响。

黄伟宗：佛源大和尚讲了他对珠江文化的看法、六祖的辩证法、惠能的主要思想是智慧和精神，特别是讲到六祖坛经的包容性，将整个的佛教统一起来了，这是概括得非常精彩的。下面我们请黄心川教授谈谈自己的观点。

黄心川：禅宗的影响遍及亚洲、欧美 　　我今天主要讲禅宗在世界上的影响。 　　禅宗形成之后，大概在13、14世纪传到了中国的邻近国家，日本、朝鲜（包括韩国）、越南，幷在这些国家与当地的民族宗教结合起来。 　　这些国家宗教的发展与中国是有不同的，就三教合一来说，中国比上述国家还差一点，三教合一在那些国家（合）得更加紧密，往往一个庙里面几个教都存在。 　　禅宗传到韩国之后，在韩国形成了八个宗派。在韩国的几个王朝如李朝，禅宗基本上是以国教的形式出现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独有的派别，但曹溪宗还是占领导地位的宗派，该宗还独（百度审核）立承办着韩国很有名的大学。在东亚文化圈当中，禅宗的曹溪宗还是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前几年我到越南，发现在南部一些地区，禅宗还是占主导地位。 　　就禅宗的影响来说无疑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艺术生活；可以说，几乎每一个生活领域都有禅宗的影响。这是亚洲的情况。 　　在欧美地区，根据我的了解，禅宗是在十九世纪末传到了旧金山、火奴鲁鲁，再传到美国本土。美国的禅宗，首先是从日本传过去的，日本当时派了很多传教士到火奴鲁鲁传教；后来中国的禅宗就跟进去了，再后来还有越南的禅宗佛教徒将禅宗传到美国。所以，美国的禅宗有三派，分别来自中国、日本和越南；都叫禅宗，而且都是以惠能为祖师。但相对而言，在美国还是以日本禅宗为主，派别最大，力量最强。但是从分布地区来看，中国传去的地方也不少。 　　当然，这三种禅宗派别，由于在禅宗当年传入当地之后与当地文化结合，还是存在着一些区别。比如韩国禅宗与本民族的萨满教有所结合。 　　佛教倒不是从中国传到欧洲的，大概在基督教刚刚成立的时候，印度奥伊修的思想和佛教的思想就传到欧洲了；就是在刚刚有基督教时候，佛教就已经传到西方了。其实在基督教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好多佛教的东西。马克思在其着作中说基督教吸收了很多东方宗教的形式，主要就是指佛教。奥古斯汀的思想中，有关神灵的学说等，很多都是起自于东方的佛教。康德、黑格尔的着作中都提到佛教，他们还是知道一些佛教的东西的。 　　佛教传到欧美之后究竟影响到了什么深度？应该说影响了大批的欧美哲学家，拉马克、达尔文这些学者都是相信佛教的。对于西方的心理学有影响，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法，靠近禅宗的经验主义；西方心理学的很多分析方法，都吸收了禅宗实验的心理分析方法。而基督教，也吸收了禅宗的修炼方式。可以说，禅宗在西方的渗透还是很深的，涉及的方面很多。至于对西方科学的影响，我再找时间说。

楼宇烈：惠能是隋唐五代一流思想家 　　惠能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管是佛教史还是思想史，我们都有不能跳过去讲，教科书里面也是这么列的。 　　惠能确实对佛教有一个变革，使佛教的基本思想能够适应中国本土这样的文化环境，使得大家能够接受。另外就是将佛教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特别使得大乘佛教的那种自立的思想、自性自渡的思想发展到一个最充分的地步。也就是将佛教中所包含的人文的精神加以发挥，比如对神的信仰看得比较低，注重人自身，重视自身人格的提升，这在禅宗里面可以说是发挥到了一个极致。因此六祖对于佛教的民间化、大众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而且，其思想之中充满了一种辩证的思维。刚才佛源大和尚也提到了，坛经后面的三十六对，那就是一种辩证的思想。就是说一切的事物都是相对的。三十六对实际上是将世界上所有的现象概括成三十六个方面，分几大类；不管什么，他认为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 　　在中国思想史上，比如强调智慧，同样是起到很大的作用。因此惠能的地位无疑是很重要的。 　　 　　佛教在中国的变化，实际上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变迁所造成的。到了隋唐五代这个时期，我们许多第一流的思想家，都跑到佛门里面了。梁启超、胡适之都讲过，隋唐五代时中国第一流的思想家都在佛门，其中包括惠能，当然不仅仅是惠能。胡适之明确地讲，当时其他的思想家都是二流的。一直到了宋明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因此，惠能思想与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是相关联的。如果我们放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来看，我想可能更合适一些，不至于埋没他之前和他之后的其他学派的一流思想家。 　　惠能终究是佛教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宗派的一流代表人物，因此我也感到，是否可以将之与孔子、老子幷列，值得思考。因为，惠能不像孔子那样是儒家的创始人，也不像老子那样是道家的创始人，还是有些差别的。因此这种提法，可能会引起争议。 　　特别是当提到惠能是珠江文化的圣哲的时候，恐怕更值得慎重。我对于珠江文化没有研究，不知道珠江文化的涵义是什么？其实现在简单地提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也幷不是很妥当。其实我们不用跟着这种提法去走，因为无论黄河文化还是长江文化，定义都不是很清楚。 　　将孔子作为黄河文化的代表，是没有什么学术根据的。讲老子是古代楚文化的代表，而楚文化也幷非就是长江文化这样一个涵义；因为楚文化如果扩大一些来讲，已经延伸到了岭南地区。 　　对于惠能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认定，是毫无问题的；在世界的古代思想家中排上他一个，也可以。但是其它的一些提法，可能是值得商榷的。

杨曾文：禅宗经历四期发展 　　多年研究禅宗，惠能大师每年可以说要在我心中过滤几遍，讲学也都要讲惠能，讲《六祖坛经》、写禅宗史也要经常提到惠能；可以说，谈起惠能，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但是，对于惠能的定位应该慎重，因为世间有不同的信仰，佛教也有不同的宗派，搞不好就是麻烦。如果我们将惠能大师作为一个可以和孔子、老子幷列的圣人，就可能引起争论，各个宗派就会提出他们各自的思想家来与惠能相比，比如法相宗的玄奘。我下面着重讲讲禅宗的内外发展过程。 　　中国禅宗大体经历了酝酿期、初创期、南北宗幷立期和南宗独盛期。从被禅宗奉为初祖的菩提达摩，到惠可、僧璨，是禅宗的酝酿期；唐朝道信、弘忍在黄梅最初创立禅宗“东山法门”；六祖惠能、弘忍受法南归弘传“顿教”禅法，神秀与其弟子普寂在北方弘传“渐教”禅法，形成南北二宗对立局面：惠能弟子神会北上与北宗争禅门正宗，引起北方士大夫的注意。安史之乱以后，神会因为凑军饷立功，所以皇帝在德宗的时候才将南宗作为正统。其后南宗得到迅速发展，然后成为禅宗的主体、主流。到宋代以后，禅宗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佛教的主体。 　　伴随着禅宗思想的成熟，在组织上也有很大变化。其第四代百丈怀海制定《禅门规式》，对设立禅宗独（百度审核）立的寺院和禅僧的修行、生活仪规提出具体的规章，幷且付诸实行。到元代由皇帝钦定为“百丈清规”，这样就从整体上影响了中国的佛教。因为皇帝下了诏令，这个清规各个寺院都要实行。 　　在南宋的时候，南方形成了“五山十刹”，中国过去对此不太注意，但是日本有这个“大宋国的五山十刹”资料。所有寺院包括天台山在内，也是禅寺，整个影响很大。但是，影响大的同时是不是取消了其它宗派呢？没有。中国的佛教是一个综合性的佛教，融合性很强。不像在日本，净土、天台、禅宗中间，彼此很清楚。中国的佛教各派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南华寺在惠能之后曾经变过律寺，宋代时宋仁宗下诏令重新将之变成禅寺，从外面请来了的方丈。后来南华寺的方丈，未必都是禅宗的，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特点；但是，南华寺作为禅宗祖庭的地位没变，因为这里有祖师。中国佛教寺院的任命，历史上都有官方的干预，地方官的干预，这也是中国佛教的特点。 　　宋元之时，禅宗传到日本，最主要的是临济和曹洞。禅僧在传禅法的同时，还将正在中国兴起的程朱理学传到日本。最早在日本传播朱子学的不是儒生，而是中国的禅僧。当时正是武士掌权的时候，所以影响了整个日本的儒家文化。 　　继续发展下去，在江户时代，儒家从禅宗里面独（百度审核）立出来，成为最早的朱子学。最早的朱子学者都是禅僧，这就是禅宗在日本的特殊作用，以中国自己的发展角度是理解不了的。 　　在朝鲜，高丽王朝出了一个有名的禅师叫知讷，他将中国的禅宗和高丽的国情与自己的体验结合起来，成为“曹溪宗”。一直到现在，曹溪宗还是韩国佛教最主要的宗派。 　　越南在李朝、陈朝的时候，曾经将中国的禅宗作为越南的国教。当然有些地方特色。 　　这些年来的禅宗热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欧美传播了中国的禅宗，分别从中国、日本和越南传过去。另外一个热，就是表现为禅宗研究热。

方广锠：禅宗流遍中华，为中国佛教带来崭新局面 　　关于惠能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开这个有关惠能、禅宗的研讨会，就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惠能给中国佛教带来了崭新的局面，有人称之为六祖革命，这些的确是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 　　简单地讲，惠能有几大贡献，一个贡献是在思想上。他特别强调了人人都有佛性，言下之意就是人人都能成佛。虽然其前也有思想家提出过“人人都有佛性”，以及中国儒家的“人性善”，就是从中国的伦理道德、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能够接受“人人都有佛性”的思想，但是毕竟佛教当时还是认为有所差别，社会上还有阶级的分别，社会地位的差别。但是惠能特别高扬“人人都有佛性”的观点，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在佛教界、社会上，都是有其重要意义的。 　　第二点，惠能在修行方法上有贡献。简单地讲，就是你搞了那么多的这个修行、那个修行，归根结底是什么呢？不就是要建立你的佛教世界观嘛！所以，我现在直接让你建立你的佛教世界观就行了，其它的都是次要的。就是直接了当地建立你的佛教世界观。由修行方法的改变，引起了佛教界一系列的改变。 　　所以自唐代以后，中国佛教的其他宗派都衰落了，六祖禅宗却流遍中华。当然，这种流遍中华的局面不仅仅是因为上面两点，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但是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惠能应该说是中国古代乃至世界的重要思想家。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说，惠能在创造禅宗文化的时候，岭南文化或者说珠江文化对其创宗的过程有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这是值得研究的，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 　　禅宗在南方非常流行，其中与岭南文化有什么内在的联系？而禅宗文化形成之后，倒过来对岭南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这里面就应该明确，岭南文化的特质是什么？现在说整个岭南就是珠江流域，用珠江文化这个名称也是可以的。那么，珠江文化的特质到底是什么？起码对此要有一个界定。然后我们才能说珠江文化对惠能的影响是什么，在惠能的创教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我提出这个珠江文化的概念，幷非子虚乌有。我们原来讲的岭南文化，还是一种山岳文化的概念，不是一种水文化的概念。 　　其实珠江文化、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的概念原来都有，现在的地理文化学幷不是从完整的、绝对的流域角度来考虑地域文化。比如说黄河文化的代表，在地理文化学里面，其中心是北京，但是黄河根本就没有流到北京。因此，黄河文化幷非绝对地局限于黄河流域的文化，而是泛指一个地理范围之上的文化。同样，珠江文化也不是仅仅限于两广，而是代表了一个地域的文化。就是说，现代文化学的观念，对于我们传统的文化学定义，也是一种冲击。 　　刚才大家提得很好——惠能是不是珠江文化的代表，首先要给珠江文化定位。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我们广东的学者也在做这个方面的努力。珠江文化的定位是什么？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要针对西方的误解来论证珠江文化的文化特质。

　广东为什么会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的地理形势对于文化特质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应该看到，珠江与长江、黄河所流经的省份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江海一体，这样的地理形势很容易造成海洋文化。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也就是海洋文化的例证。目前珠江文化的定位，首先就是海洋文化所决定的那种开放性、包容性、市民性、商业性；这些与黄河文化的传统性、严肃性是颇有区别的，特别是那种包容性和浮动性。 　　这种文化定位中的大众化、平民化，在惠能禅学中很容易发现；这种状况说明，禅学的这种变化不仅因为惠能出生在广东的新兴县，还在于惠能所代表的那种大众化思想，是珠江文化的具体体现。这也就是刚才几位教授所关注的，惠能与珠江文化是如何相互影响的。 　　我们之所以讨论惠能禅宗的影响，也是与国际间对于禅宗的重视有关的。因为惠能被公认为中国近1000年以来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唯一一人。另外，广东的南华寺，历史已经有1500周年，是由一个经海上丝绸之路到广东幷沿北江而上的印度和尚选址兴建的，这本身就是典型的海洋文化的实证；现在全球到处都有南华寺的分支，也是海洋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相互影响发展的例证。南华寺是缘起于印度来华的高僧，而六祖禅宗将外来佛教中国化之后，倒过来又传到外国去；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文化高度的同化能力和再创造能力，也体现了珠江文化具有包容、开放的海洋文化特征。这既是中国文化融合外来文化的最好见证，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好见证；既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典型例证，也是珠江文化走向世界的最好见证。

下面我们请丹霞山别传寺的监院释顿林大和尚发言。 　　释顿林：丹霞山别传寺亦佛亦儒别具一格 　　在教言教。佛陀在灵山会上拈花，迦叶尊者一笑。佛陀说：“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今付于汝，仅当受持”。于是，教外别传的旨意，以心换心的微妙法门就由迦叶传下来了。 　　直到达摩祖师东渡禅法传来中国，当时梁武帝问：“我修了这么多庙，是不是很有功德？”达摩祖师断然回答：“没有！” 　　后来，达摩祖师就跑到嵩山面壁九年，然后次第传法给惠可，惠可传僧灿，僧灿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惠能。惠能祖师是听到《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发起念头，跑到黄梅找到五祖，祈求出家。 　　所以后来惠能祖师开悟了之后，就达致“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境界了。一路下来，就是“一花五叶”。其实中国大部分地方都是受到禅宗思想的影响，珠江流域也不例外。“一花五叶”之后，到明末天然祖师师承华首道独，法传丹霞别传，令许多明末清初广东的仁人志士“逃禅”山上。逃禅实际上又牵扯到了中国很大的区域。我们的开山祖师原来就是明朝的一个进士，后来又是南明的将领；他在丹霞山开山之后，很多不愿归顺清朝的明朝遗民，又跑到丹霞山出家，这就给别传寺造成了亦佛亦儒的局面。中国文化以儒家为主，如果没有孔子创造了中国本身的文化的话，别的文化估计也就谈不上了。后面也就是思想，而佛教也是一种思想的体现。 　　当谈到这个思想的时候，禅宗就告诉你如何在修行过程中发现你自己的智慧。六祖说“见性成佛”，你直接就把他找出来就得了。说实在的，就是在禅床里面坐上十年八年，也很难找到这个。思想都是不断在变化，找到本来面目是一个很艰难的问题。 　　丹霞山在珠江的上游，由于很多仁人志士投奔，使丹霞山别传寺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载体，当时称为“海云诗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文化是有关系了。但是出家人的思想，很多其实幷不是文学所能表达的，所以《金刚经》说：“若见诸相非相，便见如来”。

　六祖学说两大特性：“现世精神”与“实践悟性” 　　六祖学说在中国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几个重要的特点我们必须提出。其中第一就是其“现世精神”。所谓现世精神，就是说一个人只有现世此生，即无前生也无来世。中国人敬事祖先，不能容纳先人转世轮回成为自己的后人、乃至成为畜牲那样匪夷所思的观念。这种“现世精神”使中国人、特别是其中尊奉正统文化的儒者，在兼容、接受西来佛教时遇到极大障碍。从文化立场上来说，这又是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巨大障碍之一。而且，六祖倡言“今生成佛”。西来佛教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若干世的刻苦修行，积累功德，便不可能达致佛境。但是六祖却一语惊人：无论任何人，都可以即世、今生就可求得佛法，“一念即知佛也”。在《坛经》中，六祖不厌其烦地反复表述了这一思想。 　　第二是六祖学说的“实践悟性”。所谓“实践悟性”，就说在以巫史文化为启端的中国文明中，注重实践，注重经验，善于从前人的经验中吸取解决问题的智慧，直接从实践中获得启发，不拘守成法善于权变，成为中国人普遍而富有特色的思维传统。这是一种直接从实践中通过非逻辑的、非有先后次序阶段的、一旦领悟便可豁然贯通的突变、飞跃的方式——顿悟——来认识事物、把握事物规律的思想方法或智慧。其远祧于《周易》的“立像以尽意”、《庄子》的“目击道存”，又取资于《般若》、借用于玄学，最后与《金刚》“破一切执”的思想结合、融会，形成六祖的“顿悟”说。幷认为行食坐卧皆是修行。他启导信众：文字、经书其实都是相之一种，懂得不懂得，读过未读过，幷不要紧。对于求佛的人来说，文字和经书不过是道的某种载体，幷不是佛道本身；如果拘执于文字的掌握、经书的诵读，甚至以拥有佛经知识的多少拿来炫耀，那就大错特错。

　邓国伟：禅宗的精神诉求与岭南地域的关系 　　中国文化以儒道释为主体。儒道是中国本土文化，释原是外来的文化。在儒道固有的文化中，释何以能够插足其间，成为可以与儒道幷称的一种文化？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理解中国文化颇为重要。

　禅宗发展与地域关系密切 　　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已经可以隐约地感觉到，佛教的大改革为什么要在“獦獠之地”的南方来实施。 　　从达摩到五祖弘忍，佛教禅宗经历了从南方到北方一个过程，但强调心传的佛法在北方很难普及。我认为到了弘忍，他已经觉察到了原因，那便是强调心性的和精神超越的东西在主流社会很难存在。信仰和玄想需要直觉的思维，需要一种“直心”，这在迷信经典和迷信文字的文化全体中已经很难找到。失去了“直心”和诚信，佛学已经变成与信仰相违的外在的形式。所以五祖传衣钵给惠能应是预谋的结果，而非偶然的行为。“衣法南传”的必然性在于： 　　第一， 荒蛮之地受传统文化束缚较少，反易保持“直心”，而“直心”是信仰必不可少的。 　　第二， 在等级社会中，占据中心主流位置的知识者已使佛教经典化和上层化，只有到疏离中心的边缘社会中，才会出现一种反拨的可能。 　　第三， 从獦獠之地来的“獦獠”，他较少先入为主的偏见，反而容易明心见性，领悟佛法。 　　我认为正是这几点使五祖选中惠能，也是“何期岭南有佛出世”的恰当解释。 　　很明显，“獦獠”、“不识字”、“于市卖柴”的出身全不是人们期待中的衣钵传人，但禅宗的成功却实实在在地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论者每以为这是六祖的利根打败了饱读经典的神秀，却不认识这实在是实现佛教革新的必备条件。由此，六祖可以宣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下下人有上上智”；“愚人忽然悟解心开，即与智人无别”。

　这可见，岭南对于中心地域来说是边缘地域，非读书人出身的下等人“獦獠”，对于士大夫来说是“愚人”；这样的地域和这样身份的人，却正提供了佛法生长的最佳土壤。 　　我认为这便是禅宗最终依赖南方而实现变革的主要原因。

　六祖创立南顿禅宗，与地域的关系也是可以思考的。五祖为什么叫他“汝今好去，努力向南，不宜速说，佛法难起”，又吩咐他“逢怀则止，遇会则藏”。则向南也非到番禺、广州这样的大地方，而是那时尚未开发的“怀”、“会”，六祖最终选择曲江曹溪立足，都是对地域性问题有充分考虑的。“佛法难起”也由他的传法经历得到了印证。这个与地域关系密切的传法过程，至少是禅宗达致如下几个方面的变革成果。 　　其一，有了一种“在野”状态，使禅宗摆脱原来既定轨道，摆脱名位等因素的束缚，得到独（百度审核）立的发展幷赢得了发展的时间。 　　其二，从上层回复到民间，使佛学在民众之中得到普及，为普通百姓打开了佛学之门，符合佛普渡众生的宗旨。佛学不让有知识者据为己有，而恢复了它的民间性。 　　其三，回到民间下层社会的六祖，在荒僻之地有利于发展他的玄思，形成他整套的学说。其启示是，玄思与神学不出于中国的主流和硕士，而有求于山野之民。 　　因此，要说禅宗与岭南地域有何必然的关系，那可以说，正是边缘性的岭南地域，使禅宗的变革有了可能性，而且使之实现了佛教的民间化、人生化的变革过程，最终成为中国化的佛教。

转载自：http://cn.chinareviewnews.com/doc/1001/0/7/4/100107470.html?coluid=55&kindid=1162&docid=100107470

禅～

第三， 从獦獠之地来的“獦獠”，他较少先入为主的偏见，反而容易明心见性，领悟佛法。 “獦獠”不是古代汉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称呼吗？

仡佬族现在还有的，主要居住在贵州，少量在云南和广西。但惠能不是獦獠族的，是汉族的，不过他的回答很巧妙，远在古代就有这么通达的民[zu]平等意识。

有双引号即系表示否定啦。噉都睇唔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