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金庸武侠小说《射雕》三部曲或相关影视剧的人，对于王重阳和全真七子应该并不陌生。这师徒八人在小说和影视剧中的形象都是高大、正直（虽然有时不免有些迂腐、愚直）的，尤其是王重阳和丘处机，给人的印象都是致力于抗击金人入侵的民族义士。然则历史上这些道士果真是此等样人吗？详细读过杨讷先生的《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早期全真教与方技的关系及其他》（收录于《元史论集》）诸文之后，我们不得不遗憾地得出相反的结论。

　知道王重阳名喆的人比较多，但知道他因为头梳三髻又名嚞的人大概就少了，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名、字，学者也考证不出孰先孰后，我们姑且不引了吧。王重阳活了五十八岁，一生中充满了与方技甚至神话有关的故事。如同一切大人物一样，全真教祖一出生便带有超凡色彩，“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生，按二十四气馀土气而成真人也”（《终南山神仙重阳子王真人全真教祖碑》）。三千余字的《教祖碑》，居然讲了十多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话故事。“四十岁以后屡次遇仙，五十六岁进入山东，更是神通倍增。他能‘绝水火’，‘或食或不食’，‘出神入梦’，随意出入‘门户扃闭’人家。他洗脸剩下的水能治人风疾。山上巨石飞落，经他一喝即止。他分身有术，能预言未来。”（《元史论集》326页，以下不注书名者均引自该书）《王重阳集》（齐鲁书社2005年版）的附录中除《教祖碑》外，还收录了《终南山重阳祖师仙迹记》《重阳祖师开道碑》《重阳王真人》《重阳子》等，诸文中此种神异事例甚多，不必一一称引，我们且看杨先生书中未引的收录于《教祖碑》中王重阳度马钰一段故事：

金庸笔下的王重阳是抗金的志士，前人的论调与之相似，比如陈铭珪认为王是“有宋之忠义”，陈垣认为王是宋朝的“遗民”、“逸民”，姚从吾则将之推崇到了极致，认为王是“民族的救星”。“陈铭珪称王重阳为‘有宋之忠义’，只是指王重阳一个人，非指全真教门。陈垣却把‘遗民’、‘逸民’一词泛加于全真教门，历史真相就更远了。”（371页）郭旃等人的研究证明，王重阳是一个“未为南宋‘守节’，追求功名利禄的汉地士人”，他曾应金朝的傀儡政权伪齐的科举。虽然年轻时颇有抱负，但并未曾“纠兵与金抗”（郭旃：《全真教的兴起及其与金王朝的关系》），前述诸人的称赏不免溢美太甚了。陈垣的观点见于《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经过杨先生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创教后认同金人统治、大量制造惊世骇俗的所谓神异事迹的王重阳，还是先后受到金国皇帝、成吉思汗等人召见并为之出谋献策的王处一、刘处玄、丘处机等人，都算不上所谓的遗民、逸民、隐者。陈垣先生的问题在于，在执笔撰文的国难之际，以己度人、以古人自况，“古今异境，对于一个历史学者来讲，以古人自况是件有风险的事，处之不慎，既有损于史学的客观性，也会使自己陷入困境”（374页）。至于姚从吾高到无以复加的品评究竟如何，我们暂把杨先生痛快淋漓的驳斥留到讲丘处机的部分。

对金人如此友好，对同样是宋朝敌国的元人又将怎样呢？杨先生书中引述了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进献的“治国良方”：
　　初金国之得天下，以创起东土，中原人情尚未谙悉，封刘豫于东平，经略八年，然后取之。此开创良策也，愿加意焉。
　　此时的丘处机已经俨然一副为王前驱的军师谋士模样了。
杨先生在驳斥姚从吾的荒谬论调时讲到：“至于‘不当汉奸，不与外族合作’这样的话语（冯案：姚称全真教创立之举是“独善其身，不事异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具有民族思想，保全民族的人格，不当汉奸，不与异族合作），简直是不给丘处机留有馀地，因为丘处机既助金廷平息过山东红袄军起义，也为成吉思汗招谕汉地人民降蒙，这不是与外族合作又是什么？如果与外族合作便是汉奸，丘处机岂不成了双料汉奸？”

元末明初有一位蒙古族文人杨讷，不但是剧作家，且擅长猜谜索隐。今日研究元史的杨讷，看来也一样擅长猜谜索隐。话说回来，杨先生这本论文集中的佳作远不止此，如《隆丰年间的朱元璋》《朱元璋与刘福通、韩林儿》《刘基事迹七考》《泰定帝与南坡之变》等，都是发微阐幽的好文章。我不贤识小，只挑选与武侠小说人物有关的文章来让大家尝鼎一脔。这里也献一下刍荛之见，杨先生破多立少（虽然可说立在破中），我们期待他年杨先生能够写一部像《刘基事迹考述》一样的专著，来为王重阳和全真七子传神写真，不能只让《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这样的拙陋之作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