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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敬爱的作家王小波有一本集子叫做我的精神家园。小波是现当代中国少数有着文学自觉的写作者之一。从狭义上讲，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这是从形式而言。曹丕在《典论·论文》里就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形式与内容之间犹如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那个时代的为文者也必然注意到了思想内容的重要性，但整体而言，他们纳入视野最多的还是方法论的问题。这种自觉是朴素的，原初的，带有起始性质。而更深层次的文学自觉则是通过对精神家园的寻找建立起来的。百岭峻举，齐出云表，方引烟霞之思。同样，文学自觉的观念与一代代前贤的努力紧密相联。阮籍的穷途一哭，嵇康的广陵秘符，刘禹锡山川空地形的见识，李商隐的十五弦思，文天祥的正气壮歌，于谦的石灰小吟，纳兰性德“中原事业如江左，芳草何须怨六朝”的卓见，都是一座座凭着秉承文学自觉传统，不悖内心、洞察社会民生和个人命运，缘情而思而树立起来的奇峰。时至现代，追求物质的丰裕已经成为了全球的主题。中国，在不得不采取的跨越式发展的思路之下，工业化和信息化必须两步并作一步走。我们前进的步伐透着追赶的焦急，进而导致了马基雅维利主义之上和蔓延于全社会的虚浮习气。理应作为和平时代牛虻的文人也受到了很大地影响。中国男足的队员传球的唯一目的是甩掉包袱，而文人的“包袱”能真正甩掉吗？关注社会民生、反映个人和某些群体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境遇进而启人深思一直都是文人的使命，当代的文学自觉也是从这里开始谈起的。但是不争的事实是作家的感觉沦丧，感官迎合意识加强。如此，他们出来的作品大多“具有下笔的目的性、结构的单一性、情感的主观性、逻辑的硬性、客观上的欺骗性、文本的复制性，独缺乏思想性及艺术个性”。《读者》、《青年文摘》上这类文字不胜枚举。远观，它们还可能造成假象，一副楚楚动人的女子状。然而走进了，你就会发现她们和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些与地摊为邻、施了劣质脂粉借了昏黄的路灯拉客的毫无二致。在颇能衡量文学创作实绩的长篇小说领域，当代只有《平凡的世界》、《百鹿原》等少数几篇和一些官场小说能触及灵魂。时下更是流行“身体写作”，如果说张爱玲、安尼宝贝的文字是内向性的，个体作为写作元素对于她们既是边界也是海洋，那么“身体写作”便舍弃了这一种丰富，无知无畏，轻佻地在人与欲望器官之间划了等号。谈到文学自觉，媒体这个词也必然无法避开。文字借助它们传播。对于媒体王跃文有一句精彩的论述，它们善于从细节的真实编织更大的谎言。拷问灵魂的文字很多时候并不讨好。海子生前没有自己的诗集面世，他的《亚洲铜》也是首先通过民间诗刊才得以发表的。这样看来，精神家园的寻找不仅与作家个人的文学自觉有关，还与文学气氛、流行的文字走向（文字而非文学）、媒体的脸色息息相关。这四方面组成了文学的大环境。呼唤精神家园，道阻且长。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2005年09月18日 14点0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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