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科大印象:教学,大师的职责 图片来源：中国科大档案馆 钱学森当年在给同学们讲课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在《就职演说》中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有大楼，更重要的是要拥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一所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并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新型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创办的著名大学之一。办学短短40余年来，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取得累累硕果，与一批和科大息息相连、默默奉献的大师是密不可分的。　　在科大工作的几年中，我日益清晰地感受到了大师们的风采。因为工作需要，去年10月我到校档案馆查阅资料，偶尔翻到了一些大师与学生们在一起的照片。这些照片虽然很朴素，有的还不甚清晰，但其中的场景却让我不能忘怀——　　有一幅图片是华罗庚先生在为同学解答问题。可能是课后的场景，他身后的黑板上还写着数学公式。　　还有一幅照片是华先生不顾年迈之躯，躬身走上三尺讲台。他用粉笔轻点黑板，黑板上写满了工整的板书。讲台上挂着他的拐杖，拐杖旁是一把藤椅……如果说前一幅照片中的华先生还是一位风华正茂的中年人，而此时华先生已是满头银发。两幅照片，不同时空，却是同一位数学泰斗，同一样三尺讲台，同一种大师风采！　　我怀着敬仰的心情翻阅着这些大师们照片。钱学森、郭永怀、严济慈、赵忠尧、马大猷……这些璀璨的科学巨星亲自为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的场景一次次地感动着我……　　通常来说，比较知名的教授多是不愿意亲自为本科生上课的，而这种现象在中国科大却恰恰相反。科大有大师亲自为本科生上课的优良传统。为了培养高质量的年轻科技人才，杰出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大创始人之一、中国科大老校长严济慈先生，60多岁时还与其他著名科学家一起为科大学生授课，不仅培养了科大最早的几批优秀毕业生，而且还言传身教带起了一支年轻教师队伍。自1961年到1980年，严老一直担任科大副校长，长期分管科大的教学工作。正是严老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对年轻师生的影响，使科大从创建起就形成了郭沫若老校长所倡导的“勤奋学习、红专并进、理实交融”的优良学风，并发扬至今，成为科大宝贵的精神财富。　　名师相承，薪火相继。如今，在中国科大执教的共有26名院士，这些当代名师与老一辈大师们一样，默默无闻地在为科大作着贡献。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施蕴渝女士，今年虽然已经65岁，但仍然辛勤地工作在教学一线，总是主动申请为本科生上课。程福臻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博导，1984年在意大利迪里雅斯特市的国际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作为访问学者1985年在哈佛大学史密松天体物理中心工作、1992-1993年在美国空间望远镜科学所工作。去年9月9日，程福臻教授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了国家表彰，被授予国家级教学名师奖。“我是一个老师，讲台就是我最大的人生舞台，培养年轻人就是我最大的人生使命，没什么比这些更重要了。”程福臻教授1965年从中国科大物理学系毕业留校工作以来，长期坚守教学第一线，先后主讲过“力学”、“电磁学”等10多门课程。尽管教学、科研、管理工作“三肩挑”，但他始终把课堂当作自己最重要的舞台。　　中国科大的讲坛上不仅活跃着一批像施蕴渝这样院士，而且还有像程福臻教授这样一批教学名师。“名师应该给本科生上基础课，向学生传授好的治学方法和为人原则，否则就谈不上是名师。”这是程福臻教授对名师的理解。　　在知识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社会上有不少经费丰厚的科研项目纷纷向高校伸出“橄榄枝”，如果能够拿下一个科研项目，承担项目的教师将能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但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中国科大的老师素来能够固守清贫，甘耐寂寞。中国科大的老师们认为，在大学的各项业务工作中，教学永远是第一位的。严济慈老校长曾说过，搞好教学是教师的天职。严老长期从事教学工作，身体力行，为科大的老师们树立了光辉榜样。　　作为像中国科大这样一所著名的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不少人都同时承担着教学和科研任务，但是当科研任务和教学工作发生矛盾时，他们却能坚持把教学工作摆在首位，“从事教学任务和任何其他工作一样，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一定要牢记教学是教师的天职。要舍得花时间，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切切实实把所承担的教学工作做好。当科研任务和教学工作发生矛盾时，坚持把正在从事的教学工作摆在首位，必要时宁可暂缓科研和其他工作，也要保证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中国科大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胡友秋教授如是说。　　今日之中国科大，从院士到普通助教，把课堂当作人生舞台、把教学当作自己天职的教师还有很多很多……（作者 中国科技大学 杨凡 ）

[科学时报]中科大为本科生基础课聘请一流讲座教授本报讯 日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聘任仪式，聘任程福臻等12位教授为首批课程讲座教授。 据中科大教务处处长刘斌教授介绍，课程讲座教授就是“责任教授”，职责是加强所负责的基础课建设、组建教学梯队，对年轻教师进行传帮带。 刘斌介绍，这次聘任的12位讲座教授经过了严格的评议，他们或是国家级、省级教学名师，或是资深教授，具有较强的教学科研背景，并且长期承担公共基础课教学，教学经验丰富，在教学改革、培养青年教师等方面作出过突出成绩。 确定设岗的每门公共基础课程，原则上设一名讲座教授，属学校战略管理岗位，由学校聘任，聘期为3年，考核合格者可继续聘用。还设立主讲教授岗，选聘2至3名中青年教授，协助讲座教授开展工作。此外，课程组还可以聘任适量的主讲教师，这样就能形成一支结构合理、有发展潜力、高水平的基础课教师队伍。 中科大这次聘任的12位讲座教授，涉及数学、物理学科的一批重要的本科生公共基础课，如数学分析（含微积分）、数理方程、力学与热学等。试点阶段后，根据效果，然后逐步扩大到这两个学科的其他重要公共基础课以及大学英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等，化学、信息科学中的有关公共基础课，将来也有可能设岗。 “讲座教授是一种荣誉，更肩负着重要责任。”刘斌说，学校将较大幅度提高他们的岗位津贴，主讲教授、主讲教师的岗位津贴也将有所提高。另外，中国科大校友新创基金会将从资金方面支持母校开展这项工作。 （杨保国 《科学时报》2008年4月29日）

[科学时报]大师·学风大师授课 各具特点1958年我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毕业后又留校任教至今。回忆起当年的学习生活，心情总是无比的激动。记得进校后不久，第一次开全系大会，系主任钱学森给大家讲话，他说要亲自为我们聘请全国最好的大师级人物为我们上基础课。严济慈先生讲授普通物理，吴文俊先生讲授高等数学，蒋丽金先生讲授普通化学。以后还有钱临照先生讲授近代物理，曾肯成先生讲授数理方程。到了高年级，又几乎动员了全力学所的专家，来校进行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钱学森先生亲自讲授“星际航行概论”，郭永怀先生讲授“边界层理论”，林同骥先生讲授“高超声速空气动力学”和卞荫贵先生讲授“高速气流传热”。开列出上面的一大串名单，这恐怕是我国力学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盛事。我有幸能聆听这些大师们的教诲，是我终生受益的宝贵精神财富。同时也为有这样好的机会而未能学好，成为终生憾事。半个世纪过去了，大师们授课时的音容笑貌还能依稀记起。严济慈先生上课，一口的浙江官话，虽年事已高，但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北方同学反映听不懂他的话，但课堂上总是绝对的安静，每个人都在努力捕捉他的思想，认真记录笔记；吴文俊先生上课，板书极其美观，写得又快又好，边写边讲，极少看讲稿。两块黑板从左上角写到右下角，擦掉，再重新从左到右一遍，这时就接近下课了，时间掌握极准。有时他也会停下来片刻，左手托着右胳膊，用右手指摸抚着下巴，面对黑板呈沉思状，这是他为我们留下思考和记笔记的时间；聆听钱学森先生讲授“星际航行概论”的，有我系58、59的头两届学生，还有力学所、自动化所和部队来的人，把自动化所的大阶梯教室挤得满满的，总有二三百人，济济一堂。钱先生一口标准的北京话，把复杂的理论深入浅出地讲出来，极其清楚。有时还让助手事先准备好图表，贴在墙上，帮助教学。当时条件很差，时常连麦克风也没有，那么多人的大课是很吃力的。假如那时有了多媒体设备，一定会更加精彩。我记得他极其强调量级的估算和量纲、单位等，因为力学是一门定量的科学，火箭的设计是丝毫马虎不得的。有的同学做练习标错了小数点和单位，他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对教学认真负责他们讲课风格各异，但渊博的学识，对教学认真负责的态度却是共同的。虽然他们都是大师级人物，但绝无轻视基础教学的思想。恰恰相反，他们都把为大学生授课看成是一件乐事和应尽的责任。他们认为搞科研的人定期去教课，一方面可以把最新的成果融会到教学中介绍给同学；同时系统地教授基础知识，也有利于温故知新，清理和升华思想，促进科研发展。不像现在有的人，提了教授就不上基础课了，把教书看成一种负担。教师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关键之关键。老一辈科学家的言传身教，他们的人格魅力，胜过无数枯燥的说教。记得当年在同学中就盛传郭永怀先生是力学所最用功的人，中午从来不睡午觉。我们不时会在中关村大道上看见他硕长的身影，身穿一件茄克衫，头戴一顶鸭舌帽，斜低着脑袋大步向力学所走去。大家都非常尊敬他，他无疑是我们心中的一座高山。现在提要建设一流大学，首要的是要建设一支一流的教师队伍，这是重中之重，关键之关键。没有一流的老师哪来一流的学生，我们从钱先生创建力学系时的办学思想中不是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吗？当年的课程是非常重的。第一学期数学、物理、化学全上，且都以甲类要求，还外加外语、政治、物理实验和化学实验，压得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平时晚上11点以前宿舍基本上是无人的，星期日基本上是不休息的，都在教室里自习。教室内的灯彻夜通明，开夜车的还未走光，开早车的已经登堂入室。这股无形的压力和气氛我也不知道是如何形成的。于是不久在北京高校和中学中就传出了“富清华，穷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之说。当年考试也是很严的，记得有一次高等数学考试，从上午8时一直考到下午3时。优是很难拿的，每次都有不少人不及格，即使这样，也绝对没有人去向老师说情要分数。考场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作弊现象，大家都很自觉，认为作弊是可耻的。形成了最初的“重、紧、深”特点。当年学校强调要培养不怕苦、不怕累的奋斗精神，严肃、严密、严格的三严作风和团结协作精神。这些谆谆教导在学生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紧、深”好不好，可以讨论。但当年的学风仍值得继承和发扬，决不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丢掉。今天回顾这些往事，深深感觉到以钱学森、郭永怀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们所做的这一切为近代力学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他们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一直影响着近代力学系的建设和发展，惠及代代师生。我们的同学大多分配到了力学所、国防科工委所属的研究所或工厂和高等学校工作。无论是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工作，还是从事工程技术工作，他们都表现出基础好、知识面宽、适应性强、有后劲，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他们中的多数人，成为这些单位的骨干和带头人；我们系前三届毕业生中，已有6位佼佼者脱颖而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吾愚钝、性内向，40年的教学生涯平淡无奇，谈不上什么成绩，但在前辈们精神的激励下，未敢有丝毫懈怠。竭尽微薄之力，继承传统，做好人梯，是我唯一的心愿。（作者系中国科技大学58级学生） 作者：尹协远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08-5-2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里的基础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系主任　钱学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为我国培养尖端科学研究技术干部的，因此学生必需在学校里打下将来作研究工作的基础。什么是作研究工作的基础呢？那自然是多方面的，政治觉悟、专业知识、体质、阅读外文的能力等，都是基础。我们在这里要谈的不是这些，而是专业以外的基础课；这在科技大学分两类：一类是基础理论，也就是物理、化学和数学；一类是基础技术如机械设计。这些基础课在科技大学教学计划中占很重要的位置，基础理论学时在各个专业里略有不同，但占总学时的三分之一左右；而技术基础的学时也占总学时的百分之十几。所以基础理论的比重在科技大学比一般工科学院要高，而基础技术的比重又比在一般理科专业要高。 我们重视基础理论的缘故，是因为科技大学的学生将来要从事于新科学、新技术的研究；既然是新科学、新技术，要研究它就是要在尚未完全开辟的领域里去走前人还没有走过的道路，也就是去摸索，摸索当然不能是盲目的，必须充分利用前人的工作经验。可是在新科学、新技术领域里，前人的工作经验不会太多，因此我们只有更多地依靠一般的知识、也就是人类几千年以来和自然界作斗争的经验，通过总结所得出来的自然界一般规律。对我们来讲，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关于物质结构、性质和运动的规律，这就是物理、化学。它们也就是我们在摸索过程中的指南针，在许多条看来可以走的道路中，帮助我们判断那一条、或那几条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而其余是走不通的。也就是说利用自然界的一般规律去分辨出，哪一个想法肯定是对的，哪一个想法可能是对的，而哪一个想法肯定是错的。自然，我们作研究，不必在已肯定是错的路子上去花工夫，而应该集中精力于肯定是或可能是对的路子上。举个例子：运动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说，永动机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包含永动机构的机器是不可能的，不必去想它。再如量子力学的规律告诉我们说，一切共轭量是不可能在同一瞬间绝对精确地测定的，质点的位置和动量就是一对共轭量，因此如果在微观世界里一个理论要求同时知道质点的位置和运动速度，那么那个理论就是错的，不必去考虑它。再举个例：化学键的能量是知道了的，特别是各种碳原子和氢原子之间的键，它们的能量我们知道得清楚，我们也知道二氧化碳分子和水分子的结合能，因此如果有人说他发明了一种比汽油能量大一倍的碳氢化合物燃料，我们也可以断定这位同志搞错了，那样的高能碳氢化合物燃料是不可能的，不必去相信他。 这些例子说明了基础理论的重要性，但我们也可以看出来要作这种原则性的判断，要求的还不是光知道自然界的一般规律，要求的是充分掌握这些规律，把规律的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看得清清楚楚，摸得透。只有这样才能具有锐利的眼光，能在复杂的事物中分析出核心问题，不被形形色色的假象所蒙蔽，从而辨别真伪。所以科技大学里的物理、化学课除了教知识、注意和各个专业相结合，更注重这两门基础理论的系统性，要给学生一个清晰的全面概念和图象，要他们成为这两门学科的主人。为此，在辅导课里，我们也注意到养成学生分析事物现象的观点和方法；在独立思考方面，有所锻炼。自然，与物理和化学讲授课相辅的实验课，是有助于巩固规律的学习的；而且这些实验课，也使学生初步学到将来作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工具、精密严谨的实验技术。 我们也要提一下，科技大学对化学这门基础理论，即使在各个非化学专业里，也是被重视的。我们知道新科学、新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是和新材料分不开的，而要对不断出现的新材料，能了解和掌握它们的性质，或是要合理地提出还不存在的新材料要求，那就要比较系统的和全面的化学理论知识。 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必需研究各个因素和各个量之间的关系，进行量的关系的计算。当然计算与分析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在农业合作化初期，有些社的会计不是用黄豆粒的办法来记账吗？所以就是我们一点也不知道高深的数学，用些简陋的方法也并不是不可以；这里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的问题。用简陋的方法，虽然也能进行复杂的计算，但是太花时间，容易出差错；用高效能的方法就能节省时间，少出差错。那么什么是高效能的计算方法呢？那自然是要充分利用了数学的成果才能得到的。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过高地估计数学方法，它不过是我们计算中的工具，它不能把本来没有道理的理论变成有道理，也不能把本来有道理的变成没有道理；我们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数学方法，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研究工具。

因此在科技大学里，我们的数学课是比较全面的，它的内容不比解放前大学数学专业所学的整个数学课少。但是我们的教法却与解放前的数学专业所用的教法大不相同，我们的教法，首先是唯物主义的，我们对每一个数学概念都从它来源讲起，说明它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在这里我们都引用实际科学问题的例子来解说。一个概念引入了之后，我们就进行系统的、严格的论证和发展，使学生有一个巩固的基础，即使他们在将来遇到了以前没有学过的数学工具，也能靠自己来掌握它。自然，我们在注重数学概念的同时，也没有忘了我们不是为数学而数学，我们学数学是为了作具体计算；所以在每讲了一个数学的概念和系统论证之后，我们还通过具体的实际问题来解说使用这个理论的方法。我们认为这样能把数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起来，让学生既充分掌握理论，也能灵活地使用理论，进行计算和分析。 在科技大学里的另一类基础课是基础技术，这有包括工程画、机械原理、材料力学和机件设计的机械设计课，也有包括电工和电子技术的电工电子学课等。我们重视这些课的缘故是：在新科学、新技术的研究工作中，常常要设计比较复杂的实验装置，例如研究高速空气动力问题就得有超声速的风洞，研究基本粒子物理就得有高能加速器；要设计这些设备就不能用敲敲打打的办法，必需进行比较正规的技术设计。因此基础技术的训练就非常必要了。 我们重视基础课，不但可以从学时所占的比例上看出来，而且也可以从科技大学基础课的教师名单上看出来：在我们基础课教师中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物理学家吴有训，有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数学家华罗庚，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物理学家严济慈，有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化学家王葆仁。其他基础课教师也都是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这些教师们在学术方面都是有成就的，知识面也广，因此他们对学科都有比较成熟和特有的看法；学生能和他们经常接触会得到深刻的启发。当然，这些高级研究人员的任务是很重的，再要抽出时间来讲课并不容易；但是为祖国迅速地培养一批尖端科学的青年干部，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再多白一些头发又算什么？（《人民日报》1959年5月26日第6版）

顶啊，好贴不能沉

我也是安徽人，也希望自己的家乡能出一个好学校，上高中的时候最想上的就是科大，可惜高考没考好，最后来到 了中南大学，唉，后悔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