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年春节乡“礼”见闻
过年期间是农村举办各种仪式的集中时期。笔者这次和妻子回到岳父母家湖南省桃源县农村过年，对乡村礼仪的变化深有感触。都说礼失求诸野。可是，乡间的“礼”变了味道，又该怎么说呢？一些礼制倒是还在，可空有其表，没有内涵。有些礼制根本连形式也没有了，乡里没有道理可言。世道变了，“礼”又能怎样？

世道变化的原因可能还要归咎于农村生活方式的变化。对于大多数内陆农村而言，村庄很难具有生产性，人们不再依赖于土地攫取财富。由于大量人口流出，使得村庄主要是消费性的，是那些城市的竞争失败者的退栖地。当前的农村，常住人口的主体是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但真正主导乡村秩序的却是那些直接或间接受过城市消费主义观念洗涤的中年人。于是，农村生活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消费主义和传统的人情面子“讲究”相结合，让农村的人情与面子消费异常繁荣，并衍生出了一整套的礼仪经济，制造出了各种社会乱象。

现代“封建”礼生
乡间婚丧嫁娶等重要生命历程，都有一套由儒家规制的仪式，主持和传承这些礼仪的民间“知识分子”，叫做礼生。礼生这各行当，或许是农村最为保守的势力，因为他们所传承的知识，仍然是“封建文化”的那一套。可仔细想来，要不是“封建文化”在起作用，乡村秩序指不定成为什么样了。而今，礼生们普遍觉得这个行当不好干，原因是世道变化太快，农村社会真的有点乱套了，以至于礼生们所传承的那些知识与这个时代显得有点格格不入了。

小舅才四十岁，小学三年级文化，却已是乡里小有名气的礼生。他本是出色的厨师，也是县城一个知名饭店的老板，却从小就有一个礼生梦。终于，在事业有成、衣食无忧之后，于三年前踏入了礼生这个行当。为此，他花了1万多元置办了乐器、音响等全套设备，刻苦钻研，竟然写出一手好祭文。

小舅一直觉得，他是在传承儒家文化，言谈之间，处处透露出其文化使命感。只是，乡间世道的变化，让这个礼生深感无力。

最近几年，乡里“过事”越来越讲排场，一个丧事没有个三四万是办不下来的。实际上，小舅之所以能在短短三年之内在礼生这个行当中出人头地，与其花费巨资打造全套音响设备，制造热闹场景不无关系。丧礼讲究个热闹，越是排场，孝子孝孙越是觉得有面子。一般的礼生只有一种乐器，几个礼生凑合在一起才能勉强凑足礼乐演奏所需的全部乐器，而小舅一个人就有全套乐器；一般的礼生班子也不可能有扩音设备，但小舅是个小老板，财大气粗地把老一辈乡间礼生给压死了。小舅这个礼生班子的最大特色就是，其主持的礼仪甚为“先进”，扩音设备可以让方圆五里之内的人们听到主人家的丧事盛况。老一辈的礼生唱功虽然了得，现场的人爱听，可毕竟受众有限，不够热闹。在扩音器面前，再好的唱功也甘拜下风。

小舅虽然狠下功夫琢磨祭文写法，凭着小学三年级的文化底子竟然也能写出个辞藻华丽、大致押韵的诗词出来，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可是，祭文的写作实在是有些难以克服的障碍。

有些障碍当然受制于文化功底，比如，小舅就觉得，老人如果在夏天去世，祭文就不好弄；而如果在春、冬去世，祭文就好写一些。因为，每个祭文的开头都要结合世间万物咏叹一番，咏叹春、冬的语词特别多，而古诗词里面似乎少见描写夏天的。正月过世的祭文最好写，单单那些春联体的诗词就够用了。大年初四，小舅就要去主持一个丧礼，大年初一我去给他拜年时，现场他就把主祭祭文的开头写出来了：光阴似箭度人生，人生如梦过光阴，万马奔腾辞旧岁，三阳开泰闹新春，大雁展翅回向北，紫燕南归绕门庭，正是高歌尧舜日，举国上下其欢腾。

更大的障碍则来自于世道的变化。祭文讲究诉苦，要把死者的生老病死苦都描述出来。唱念祭文时，孝子孝孙越是觉得悲痛欲绝，亲朋好友越是痛哭流涕，祭文就越是成功。可有些死者祭文，实在是无苦可诉，很是让小舅这样的礼生费神。比如，那些“官二代”，家境本来就比较殷实，一生过得大富大贵，祭文怎能写出个悲痛味道？这样，祭文就只能以奉承为主，哀悼的意思却是没有了的。

“官二代”毕竟少见，麻烦的是很多普通百姓，一生过得好不正经，不符合儒家精神，祭文自然不好写。这几年，乡里乱象频出，荒唐事不少，很是要考验礼生的祭文创作水平。小舅就碰到过几个难办的案例

a有一个过世的老
太太
，一生改嫁过三四次，年老的时候还改嫁。按照传统习俗，这实在是不像话。祭文要描述其一生经历，可这样的经历怎么描述？祭文要体现死者一生的苦难，可这个死者哪有什么痛苦可言？本来，这种情况可以不用怎么办丧礼的。可对于孝子孝孙而言，毕竟老人过世还是得办啊。小舅没办法，只能把死者的这段不堪经历模糊处理算了。前些年，乡里还有一个尽人皆知的案例，这个死者的祭文估计更不好写，幸好当年小舅还没进入礼生这个行当。这位老人有七八十岁了，和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偷情，结果死在了老太太床上。家人当然还是要把丧事大办一番，可这种事在祭文里怎么说呢，对死者又该作何评价呢？

c还有一种情况极为常见，即现在好吃懒做的人非常多，为老不尊者也不少见。如果“官二代”、“富二代”一生没受苦还情有可原，在祭文里还可以写出奉承之意的话，因好吃懒做而未受苦的普通逝者，既不能为其诉苦，又不能奉承其“命好”，祭文根本就写不出韵味来。因此，这种人去世，祭文写不好也不能怪礼生水平低了

话又说回来，只有像小舅这样的把礼生当成人生乐趣，做礼生还做出文化使命感的人对社会乱象有无可奈何之感。对于大部分从事“礼”这一行当的人而言，何尝对礼仪有尊重呢？在乡里，礼生这个行当还算受人尊敬，主持仪式、写祭文也尽职尽责，那些个道士就不太正经了，纯粹将礼仪工作当成“做工”。因为，一个工有150元，一场丧事下来是3个工，轻而易举就是几百元收入。由于道士不尽职，一些人家干脆不请道士，道士主持的仪式也让礼生给代替了。

礼仪经济学
乡里人爱面子，却被面子折腾地够呛。简单说来，支撑面子的是里子，热闹、排场都是要经济条件的。由于大部分人家都是穷讲究，在人情往来中寻找经济利益就成了必然。于是，一整套的礼仪经济就出现了.

乡里这几年流行一句俗话，叫“三年不过事，变成穷光蛋”。意思是说，一个家庭如果三年还不办一场酒，就会亏得一塌糊涂。我到处“讲白话”，所有人都会聊到人情负担不可承受的话题。这也难怪，普通人家一年大概要2万左右的人情开支，如果办一场酒，可以赚个一两万，三年办一次真不算多，因为人情的纯支出还得4万元。

于是，所有人都在计算人情经济。为了把人情支出减少到最低点，街上一户做生意的人家这几年每年都办一场酒，去年甚至一个月以内办了两场酒：他明明知道家里老人快撑不了多久了，赶紧给小儿子“抓周”，过6岁生日；结果，小儿子的生日酒刚摆一个月，老人就去世了，又害得大家和他走人情。并且，大家都知道他今年肯定还要摆酒，因为大女儿今年高中毕业考大学，摆上学酒是必须的。以至于和他有人情往来的其他生意人都不干了，没事的时候都在他面前调侃几句，“找点事摆两场酒……”。

在外打工的中年人，如果预期自己会回来定居，也要苦苦支撑人情往来。可有时候也事与愿违，遇到一些意外而断了自己的后路。前年，乡里有一户在外打工十多年的夫妇，回家盖了新房，大摆筵席准备迎客。可中午开饭时左等右等，只来了两桌客人；晚上竟然一个客人都没有。儿媳妇着急了，问在家带孙子的婆婆，这是怎么回事。婆婆知道隐瞒不住了，就说了实情：原来，婆婆爱打牌，天天带着孙子去街上茶馆打牌，而茶馆服务实在是好，不仅管接送、管饭还管帮忙带小孩；以至于婆婆把儿媳妇每次寄回来的钱都打牌去了，并没有去走人情。儿媳妇顿时大怒，当下把所有饭菜倒到鱼塘喂鱼去了，立马带上儿子返回广东打工。

为了显示排场，办酒的主人家都要给前来喝酒的人礼包，里面有烟、糖果、饮料等等，价值少则一二十，多则三五十。这几年有些人家发明了新风尚，礼包被红包替代，直接返还20元的红包。我觉得这种形式值得提倡。可一交谈，却有不少人表示这种风尚其实不好。原因是，红包虽然减少了浪费，可礼包里的物品本来就属于礼仪经济之重要一环。比如，街上的生意人摆酒，向各个商户购置礼品，本来就是一种人情往来——这就意味着，往后别的商户也得照顾自家生意！礼仪经济计算到如此程度，可见人情是多么重要的社会纽带。

说起来，办酒对很多人而言，的确是个营生。乡里有十几二十个礼生，十多个乐队，还有不知道多少职业“丐帮”。乡里办酒，礼生和乐队都是少不得的，这项礼仪开支就得大几千元。而主动上门舞龙灯、唱渔鼓之类职业“丐帮”，这项开支得一两千元。如果把督管、厨师、帮厨和其他杂务开支算上，办酒成本少不了要1万元。另外，至亲除了送礼，还需耗资买鞭炮、树拱门，一场酒办下来花费上万的礼炮钱，再耗费几千元放上几十个拱门，也算是正常的。前年，舅舅给外公过生日，竟然树了36个拱门，两个人专职放了一天鞭炮。如果是办丧事，礼仪开支则要增加一倍以上，因为各种形式的“讨喜钱”也是不小的开支。

乡里有些人家喜欢图个“彩”，使得乡里职业“丐帮”群体不断增大，一些并不懂规矩、也没什么技术的人也混入其中，到处招摇撞骗。问题是，绝大多数人并不懂相关的礼仪知识，比如，舞的龙灯合不合规矩，喝的“彩”对不对，讲的话中不中听，都不懂。因而，只是按照行规，无差别地给舞龙灯的100元，给打渔鼓之类的20元。一些主人家因为不懂，也觉得职业“丐帮”实在讨嫌，就在门口用粗大的毛笔标上“谢绝龙灯”、“谢绝丐帮”的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