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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弘历即乾隆皇帝（1711—1799，1736—1795在位）即位以后，热衷朝廷修史活动。究其原因，乃希望由官方垄断历史编纂，再由他扮演历史判官，操纵其中的笔削褒贬[1]。 除编纂史籍外，弘历还要重修前代的史书，使它们能“传信示公”，为当时多民族共存的政治环境服务（详第四节）。就前代的史书来说，弘历最关注的是《辽史》《金史》和《元史》，三史的重修工作，历时十余年才完成。
2015年02月26日 04点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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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乾隆朝的重修辽、金、元三史，并不是将三史全部修改，而是按《同文韵统》为例，重修三史〈国语解〉，及将三史中人、地、官名改正，其方针是“正其字，弗易其文”[26]。所以弘历下令史官，“按照各史，不改其事，但将语言详加改正，锓板重修”[27]。
三史的重修以《金史》最先。当清廷校刊二十一史时，弘历“因校阅《金史》，见所附〈国语解〉一篇，其中讹舛甚多”，于是在二十一史刻成后，仍“命大学士讷亲（？—1749）、张廷玉（1672—1755），尚书阿克敦（1685—1756）、侍郎舒赫德（1711—1777）用国朝校定切音，详为辨正，令读史者咸知金时本音本义，讹谬为之一洗，并注清文，以便考证”。弘历希望事成后，“用校正之本，易去其旧”，以求达到“考古信今，传世行远，均有裨焉”。不过，弘历下令改正的只限于官本，“其坊间原本，听其去留”[28]。这是修订三史工作的第一项，当时是乾隆十二年七月。
第二项工作是在三十年代展开的，而且不局限于《金史》。当弘历在批阅《历代通鉴辑览》的进稿时，感到“前史所载辽、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伪袭谬，展转失真，又复诠解附会，支离无当，甚于对音中曲寓褒贬”。因此他“每因摛文评史，推阐及之，并命馆臣就辽、金、元史〈国语解〉内，人、地、职官、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数，详晰厘正，每条兼系以国书，证以三合切韵，俾一字一音，咸归吻合，并为分类、笺释，各后本来意义，以次进呈，朕为亲加裁定”[29]。
乾隆三十六年（1771），弘历下令编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30]。同年十二月，当《金史》部分完成后，弘历已急不可待，开始重修三史的第三项工作。原来弘历感到“今金国语解，业已订正蒇事，而诸史原文，尚未改定，若俟辽、元国语续成汇订，未免多需时日”。于是他下令将“金国语解”交给方略馆，“即将《金史》原本先行校勘”。校勘的原则是：“除史中事实久布方策，无庸复有增损外，其人、地、职官、氏族等，俱依新定字音，确核改正。”至于辽、元二史，则“俟国语解告竣后，亦即视《金史》之例，次第厘订画一，仍添派纂修官，分司其事，总裁等综理考核，分帙进览候定”[31]。
关于第三项工作，有两点必须注意。首先，第三项工作是在乾隆三十六年底开始的，它的任务是按照清朝新编的三史国语解，更正三史原文，而这项工作与第二项工作同时进行。其次，也是较重要的，重修三史“乃改译汉文，译其国语之讹误者。至于其国制度之理乱、君臣之得失，未尝一字易”。“且改译者不过正其讹误之语”，“读史者执旧简而证以新书，则可知语之异而事之同”[32]。因此，尽管弘历认为辽、金、元三史有多方面的缺点，清廷的工作只在更正其中音译的讹舛而已。
弘历对编修三史国语解和校正三史的工作，甚为重视。如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月殿试策论的题目中，考问及其事[33]。次年十月，奖励“在各方略馆效力行走，办理金、元国语解及校订辽、金、元三史对音颇能尽心”的宋铣（1760年进士），认为宋铣“在翰林中，学问尚优，著加恩授为编修，充方略馆纂修官，以示鼓励”[34]。可是，两个月后，弘历“批览方略馆所进《金史》”，发现“内有圈点讹错数处，并有诚字讹写城字”，便将“承办之编修宋铣，著交部察议”[35]。
乾隆四十年（1775年）七月，“重刊《金史》成”[36]。至于辽、元二史语解在什么时候完成，不可考。但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军机大臣等奏“遵查未俟书籍”十六种的名单中，《辽史》和《元史》都榜上有名。如果按照上述重校《金史》的程序，二史语解必已完成，然后二史才进行校勘。无论如何，据军机大臣指出，在这十六种书籍中，《辽史》和《元史》等十四书未“派有专管总裁”。他们便请旨“派专管之员，责成定限速纂”。于是弘历派遣英廉（1707—1783）和钱汝诚（1722—1779）为二史总裁[37]。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三月，军机大臣报告各书修纂进度，以《辽史》、《元史》“卷帙较多，请展限赶办”。得旨：“各处应进之书，止须按卯分进，转不必立定期限，如届期迟误，即奏明参处。”[38]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方略馆进呈辽、金、元三史告俟”，吏部“请将满汉纂修各员，照例分议叙”。于是弘历下旨奖励[39]。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改译辽、金、元三史告成”，弘历为作序文[40]。乾隆五十年（1785）十二月，“《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告成，承办纂修等官，议叙有差”[41]。
从上述重修三史和编纂《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经过可见，在三史中，弘历最重视《金史》。早在乾隆十二年，已将《金史》校正。三四十年代的两项工作，又以《金史》为先。这些现象与他批评三史时流露对《金史》特别关注的态度是互为表里的。其次《辽史·国语解》的编修与《辽史》的重订似乎为乾隆君臣所忽视。如弘历在《〈增订清文鉴〉序》说：“向评《通鉴辑览》，纠前史译本失真，则有校正金、元国语解之命。”[42]便没有提到《辽史·国语解》。而《历代通鉴辑览》有一则凡例，亦是提及“金、元二史出自后代儒臣之手，大抵音译失宜，乖舛滋甚”，“今并遵旨详加译改”[43]，同样遗漏《辽史》。此外如乾隆三十七年的殿试策论题目，虽谓“辽、金、元三史人、地、官名，多淆于后代儒生之手”，但最后考问的内容，仅是金、元、二史而已[44]。上述情况，与弘历评论三史的缺失时没有单独提到《辽史》的作风，同出一辙。诚然，女真为满洲祖先，《金史》最受弘历关注，自是意料中事。至于辽、元二朝的后裔，虽皆在清朝“隶臣仆，供宿卫”（详第三节），但蒙古族在清朝众多民族中，实为大宗，索伦族不可与之相提并论。况且弘历对蒙古“尤善扶绥”，至使满蒙关系更为密切[45]，因此，弘历重视《元史》而忽视《辽史》的态度，亦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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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的重修辽、金、元三史，并不是将三史全部修改，而是按《同文韵统》为例，重修三史〈国语解〉，及将三史中人、地、官名改正，其方针是“正其字，弗易其文”[26]。所以弘历下令史官，“按照各史，不改其事，但将语言详加改正，锓板重修”[27]。
三史的重修以《金史》最先。当清廷校刊二十一史时，弘历“因校阅《金史》，见所附〈国语解〉一篇，其中讹舛甚多”，于是在二十一史刻成后，仍“命大学士讷亲（？—1749）、张廷玉（1672—1755），尚书阿克敦（1685—1756）、侍郎舒赫德（1711—1777）用国朝校定切音，详为辨正，令读史者咸知金时本音本义，讹谬为之一洗，并注清文，以便考证”。弘历希望事成后，“用校正之本，易去其旧”，以求达到“考古信今，传世行远，均有裨焉”。不过，弘历下令改正的只限于官本，“其坊间原本，听其去留”[28]。这是修订三史工作的第一项，当时是乾隆十二年七月。
第二项工作是在三十年代展开的，而且不局限于《金史》。当弘历在批阅《历代通鉴辑览》的进稿时，感到“前史所载辽、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伪袭谬，展转失真，又复诠解附会，支离无当，甚于对音中曲寓褒贬”。因此他“每因摛文评史，推阐及之，并命馆臣就辽、金、元史〈国语解〉内，人、地、职官、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数，详晰厘正，每条兼系以国书，证以三合切韵，俾一字一音，咸归吻合，并为分类、笺释，各后本来意义，以次进呈，朕为亲加裁定”[29]。
乾隆三十六年（1771），弘历下令编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30]。同年十二月，当《金史》部分完成后，弘历已急不可待，开始重修三史的第三项工作。原来弘历感到“今金国语解，业已订正蒇事，而诸史原文，尚未改定，若俟辽、元国语续成汇订，未免多需时日”。于是他下令将“金国语解”交给方略馆，“即将《金史》原本先行校勘”。校勘的原则是：“除史中事实久布方策，无庸复有增损外，其人、地、职官、氏族等，俱依新定字音，确核改正。”至于辽、元二史，则“俟国语解告竣后，亦即视《金史》之例，次第厘订画一，仍添派纂修官，分司其事，总裁等综理考核，分帙进览候定”[31]。
关于第三项工作，有两点必须注意。首先，第三项工作是在乾隆三十六年底开始的，它的任务是按照清朝新编的三史国语解，更正三史原文，而这项工作与第二项工作同时进行。其次，也是较重要的，重修三史“乃改译汉文，译其国语之讹误者。至于其国制度之理乱、君臣之得失，未尝一字易”。“且改译者不过正其讹误之语”，“读史者执旧简而证以新书，则可知语之异而事之同”[32]。因此，尽管弘历认为辽、金、元三史有多方面的缺点，清廷的工作只在更正其中音译的讹舛而已。
弘历对编修三史国语解和校正三史的工作，甚为重视。如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月殿试策论的题目中，考问及其事[33]。次年十月，奖励“在各方略馆效力行走，办理金、元国语解及校订辽、金、元三史对音颇能尽心”的宋铣（1760年进士），认为宋铣“在翰林中，学问尚优，著加恩授为编修，充方略馆纂修官，以示鼓励”[34]。可是，两个月后，弘历“批览方略馆所进《金史》”，发现“内有圈点讹错数处，并有诚字讹写城字”，便将“承办之编修宋铣，著交部察议”[35]。
乾隆四十年（1775年）七月，“重刊《金史》成”[36]。至于辽、元二史语解在什么时候完成，不可考。但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军机大臣等奏“遵查未俟书籍”十六种的名单中，《辽史》和《元史》都榜上有名。如果按照上述重校《金史》的程序，二史语解必已完成，然后二史才进行校勘。无论如何，据军机大臣指出，在这十六种书籍中，《辽史》和《元史》等十四书未“派有专管总裁”。他们便请旨“派专管之员，责成定限速纂”。于是弘历派遣英廉（1707—1783）和钱汝诚（1722—1779）为二史总裁[37]。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三月，军机大臣报告各书修纂进度，以《辽史》、《元史》“卷帙较多，请展限赶办”。得旨：“各处应进之书，止须按卯分进，转不必立定期限，如届期迟误，即奏明参处。”[38]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方略馆进呈辽、金、元三史告俟”，吏部“请将满汉纂修各员，照例分议叙”。于是弘历下旨奖励[39]。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改译辽、金、元三史告成”，弘历为作序文[40]。乾隆五十年（1785）十二月，“《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告成，承办纂修等官，议叙有差”[41]。
从上述重修三史和编纂《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经过可见，在三史中，弘历最重视《金史》。早在乾隆十二年，已将《金史》校正。三四十年代的两项工作，又以《金史》为先。这些现象与他批评三史时流露对《金史》特别关注的态度是互为表里的。其次《辽史·国语解》的编修与《辽史》的重订似乎为乾隆君臣所忽视。如弘历在《〈增订清文鉴〉序》说：“向评《通鉴辑览》，纠前史译本失真，则有校正金、元国语解之命。”[42]便没有提到《辽史·国语解》。而《历代通鉴辑览》有一则凡例，亦是提及“金、元二史出自后代儒臣之手，大抵音译失宜，乖舛滋甚”，“今并遵旨详加译改”[43]，同样遗漏《辽史》。此外如乾隆三十七年的殿试策论题目，虽谓“辽、金、元三史人、地、官名，多淆于后代儒生之手”，但最后考问的内容，仅是金、元、二史而已[44]。上述情况，与弘历评论三史的缺失时没有单独提到《辽史》的作风，同出一辙。诚然，女真为满洲祖先，《金史》最受弘历关注，自是意料中事。至于辽、元二朝的后裔，虽皆在清朝“隶臣仆，供宿卫”（详第三节），但蒙古族在清朝众多民族中，实为大宗，索伦族不可与之相提并论。况且弘历对蒙古“尤善扶绥”，至使满蒙关系更为密切[45]，因此，弘历重视《元史》而忽视《辽史》的态度，亦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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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在重修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及更正三史音译的同时，弘历又下令修改清朝在此之前所编史籍的相关部分。如乾隆四十年重编《明纪纲目》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该书“所载青海、朵颜等人名对音，沿用鄙字，与今所定《同文韵统》音字及改正辽、金、元《国语解》，未为划一”[72]。
本着同一理由，弘历下令重修《明史》。他说：
“《明史》内于元时人、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尚沿旧时陋习。如图作兔之类，既于字义无当，而垂之史册，殊不雅驯。今辽、金、元史，已命军机大臣，改正另刊。《明史》乃本朝撰定之书，岂可转听其讹谬？现在改办《明纪纲目》，著将《明史》一并查改，以照（昭）传信。”[73]
由于弘历“命馆臣照辽、金、元三史例”，将《明史》“查核改订，并就原板扣算字数刊正”，所以，“其间增损成文，不过数字而止，于原书体制，无多更易”。[74]
此外，弘历又下令“四库之书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及三朝者，亦援用《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加以改正，使到各书的音训划一起来”[75]。例如，李心传（1166—124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所载金国人名、官名、地名音译均多舛误”，四库馆臣便“遵《钦定金史·国语解》详加订正，别为考证，附载各卷之末”。[76]
不过，对前史不多作更易的原则只局限于正史而已。如乾隆四十七年，弘历命皇子与军机大臣订正商辂（1414—1486）等《通鉴纲目续编》，就严斥书内“周礼〈发明〉、张时泰〈广义〉，于辽、金、元事，多有议论偏谬，及肆行诋毁者”。并下令：
“所有《通鉴纲目续编》一书，其辽、金、元三朝人名、地名，本应按照新定正史，一体更正。至发明、广义内三朝时事，不可更易外，其议论诋毁之处，著交诸皇子及军机大臣，量为删润，以符孔子《春秋》体例。仍令黏签进呈，候朕阅定。”[77]
又如题宋人叶隆礼（1247年进士）著的《契丹国志》，被弘历指摘“中间体例混淆，书法讹舛”而下令重修。他说：
“今《契丹国志》，既有成书，纪载当存其旧，惟体例书法讹谬，于《（资治通鉴）纲目》大义有乖者，不可不加厘正。著总纂纪昀详加校勘，依例改纂，……候朕亲定。”[78]
由此可见，弘历所关注的，不是两书的史实，而是两书的议论、书法和体例。因此，姑不论他的“厘正书法”，能否“一秉至公，非于辽、金有所偏向”[79]，这已不再是重修辽、金、元三史时所持的方针了。
然而，不论是辽、金、元三史或其他相关史籍，其重修的内容、应否借音译进行褒贬、及加何厘定书法义例等问题，最后都由弘历定夺，可见弘历刻意扮演历史判官的角色。他重申“《春秋》者，天子之事”的论调，就是作为他充当历史判官的理论依据，从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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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修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及更正三史音译的同时，弘历又下令修改清朝在此之前所编史籍的相关部分。如乾隆四十年重编《明纪纲目》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该书“所载青海、朵颜等人名对音，沿用鄙字，与今所定《同文韵统》音字及改正辽、金、元《国语解》，未为划一”[72]。
本着同一理由，弘历下令重修《明史》。他说：
“《明史》内于元时人、地名，对音讹舛，译字鄙俚，尚沿旧时陋习。如图作兔之类，既于字义无当，而垂之史册，殊不雅驯。今辽、金、元史，已命军机大臣，改正另刊。《明史》乃本朝撰定之书，岂可转听其讹谬？现在改办《明纪纲目》，著将《明史》一并查改，以照（昭）传信。”[73]
由于弘历“命馆臣照辽、金、元三史例”，将《明史》“查核改订，并就原板扣算字数刊正”，所以，“其间增损成文，不过数字而止，于原书体制，无多更易”。[74]
此外，弘历又下令“四库之书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及三朝者，亦援用《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加以改正，使到各书的音训划一起来”[75]。例如，李心传（1166—124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所载金国人名、官名、地名音译均多舛误”，四库馆臣便“遵《钦定金史·国语解》详加订正，别为考证，附载各卷之末”。[76]
不过，对前史不多作更易的原则只局限于正史而已。如乾隆四十七年，弘历命皇子与军机大臣订正商辂（1414—1486）等《通鉴纲目续编》，就严斥书内“周礼〈发明〉、张时泰〈广义〉，于辽、金、元事，多有议论偏谬，及肆行诋毁者”。并下令：
“所有《通鉴纲目续编》一书，其辽、金、元三朝人名、地名，本应按照新定正史，一体更正。至发明、广义内三朝时事，不可更易外，其议论诋毁之处，著交诸皇子及军机大臣，量为删润，以符孔子《春秋》体例。仍令黏签进呈，候朕阅定。”[77]
又如题宋人叶隆礼（1247年进士）著的《契丹国志》，被弘历指摘“中间体例混淆，书法讹舛”而下令重修。他说：
“今《契丹国志》，既有成书，纪载当存其旧，惟体例书法讹谬，于《（资治通鉴）纲目》大义有乖者，不可不加厘正。著总纂纪昀详加校勘，依例改纂，……候朕亲定。”[78]
由此可见，弘历所关注的，不是两书的史实，而是两书的议论、书法和体例。因此，姑不论他的“厘正书法”，能否“一秉至公，非于辽、金有所偏向”[79]，这已不再是重修辽、金、元三史时所持的方针了。
然而，不论是辽、金、元三史或其他相关史籍，其重修的内容、应否借音译进行褒贬、及加何厘定书法义例等问题，最后都由弘历定夺，可见弘历刻意扮演历史判官的角色。他重申“《春秋》者，天子之事”的论调，就是作为他充当历史判官的理论依据，从而为当时的政治服务[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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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看拙文：《论清高宗自我吹嘘的历史判官形象》， 载于拙著：《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P146—182。
[2]弘历：《史论问》，见弘历著：《御制文初集》，卷14。
[3]二十一史刻成，见《高宗纯皇帝实录》（以下简称《实录》），卷286，“乾隆十二年三月丙申”条。而弘历具体提出他对三史的批评，始见于同书，卷295，“乾隆十二年七月丙午”条。
[4]弘历：《〈热河志〉序》，见弘历著：《御制文二集》，卷17；又见《实录》，卷1132，“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丙午”条。
[5]弘历：《读〈宋史·河渠志〉》，《御制文二集》，卷36。
[6]弘历等：《评鉴阐要》（以下简称《阐要》），卷9；又见傅恒（？—1770）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下简称《辑览》），卷77。
[7]同注[4]。
[8]《实录》，卷295，“乾隆十二年七月丙午”条。
[9]《阐要》，卷8；又见《辑览》，卷77。
[10]《实录》，卷365，“乾隆十五年五月辛酉”条。
[11]同注[4]。
[12]同注[2]。
[13]同注[4]。
[14]《实录》，卷898，“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戊寅”条。
[15]同注[8]。
[16]同注[10]。
[17]同注[14]。
[18]同注[9]。
[19]《阐要》，卷9；又见《辑览》，卷90。按：有关宋濂等修《元史》的缺点，弘历在《全韵诗·元世祖》中又说：“宋濂诸人修《元史》，秦人肥瘠视如越。世祖（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1260—1294在位）一帝十三卷，既冗长仍失隐汨，欧阳（修，1007—1072）逸马笑繁文，千古史笔鲜精核。”（见氏著：《御制诗四集》，卷49）。
[20]同注[14]。
[21]《阐要》，卷8；又见《辑览》，卷85。
[22]弘历：《改译辽金元三史序》，《御制文二集》，卷17；又见《实录》，卷1154，“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条。
[23]同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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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看拙文：《论清高宗自我吹嘘的历史判官形象》， 载于拙著：《明清人物与著述》（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P146—182。
[2]弘历：《史论问》，见弘历著：《御制文初集》，卷14。
[3]二十一史刻成，见《高宗纯皇帝实录》（以下简称《实录》），卷286，“乾隆十二年三月丙申”条。而弘历具体提出他对三史的批评，始见于同书，卷295，“乾隆十二年七月丙午”条。
[4]弘历：《〈热河志〉序》，见弘历著：《御制文二集》，卷17；又见《实录》，卷1132，“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丙午”条。
[5]弘历：《读〈宋史·河渠志〉》，《御制文二集》，卷36。
[6]弘历等：《评鉴阐要》（以下简称《阐要》），卷9；又见傅恒（？—1770）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以下简称《辑览》），卷77。
[7]同注[4]。
[8]《实录》，卷295，“乾隆十二年七月丙午”条。
[9]《阐要》，卷8；又见《辑览》，卷77。
[10]《实录》，卷365，“乾隆十五年五月辛酉”条。
[11]同注[4]。
[12]同注[2]。
[13]同注[4]。
[14]《实录》，卷898，“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戊寅”条。
[15]同注[8]。
[16]同注[10]。
[17]同注[14]。
[18]同注[9]。
[19]《阐要》，卷9；又见《辑览》，卷90。按：有关宋濂等修《元史》的缺点，弘历在《全韵诗·元世祖》中又说：“宋濂诸人修《元史》，秦人肥瘠视如越。世祖（元世祖忽必烈，1215—1294，1260—1294在位）一帝十三卷，既冗长仍失隐汨，欧阳（修，1007—1072）逸马笑繁文，千古史笔鲜精核。”（见氏著：《御制诗四集》，卷49）。
[20]同注[14]。
[21]《阐要》，卷8；又见《辑览》，卷85。
[22]弘历：《改译辽金元三史序》，《御制文二集》，卷17；又见《实录》，卷1154，“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条。
[23]同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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