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最严重的军事失误——错用错信错宠李成梁！既然李成梁“误杀”了努尔哈的祖、父，那么明朝应该降旨李成梁，灭了努尔哈一族，以防“报仇”！但明朝没那样做。这无疑是明朝最大的军事失误！否则的话，后面的一切都不会再有了。话到此处，我们不得不说说这个因“误杀”而埋下“辽事之祸”的明朝中后期的辽东“第一名将”——李成梁。李成梁，字汝契。在李成梁守辽的前期和中期的早些时候，确实体现出了大将之才。不过，在辽东执权的近半个世纪里，他却是一个过大于功的历史罪人。因早年立有战功，李成梁颇受帝宠，但却居功自傲，在辽的中晚期，也学会了徇私舞弊、包庇纵容、阿谀奉承、贪污受贿那一套，致使本已肃然的辽东，又陷入武备松弛、军政日废的时代。建虏，正是在李成梁的一手包庇纵容下做大的。

一说到李成梁，很多人不得不提到这样一件事，努尔哈的祖、父被杀，并认为这是辽事的主要原因，也为努尔哈的“七大恨伐明”埋下了伏笔。给人的感觉好象是，昨天李成梁杀了努尔哈的祖、父，今天努尔哈就举后反明了。其实不是这样。努尔哈的祖、父被要李成梁的军队“误杀”，是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而努尔哈以所谓的“七大恨”伐明，却是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其间相隔长达35年之久！而李成梁却是在万历四十一年（1615年）死的。这意味着，李成梁死后没几年，努尔哈才反叛、侵扰明王朝的。

另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李成梁，这一个在辽东为官多年、极富军事经验的指挥官，竟然以“孤立难守”为由，奏请明军撤出辽东边防重镇——宽旬六堡。如此一来，几乎相当于是把大片领土拱手让给了努尔哈。这是巧合？还是安排？或许是事先有“约”？这在明朝的“辽事问题”上，可以说是一个重大事件。如今，经过满清的涂抹，我们已经很难以从“《明史》”和“《清史稿》”中找到当时万历皇帝和大明朝廷对於这件事的全部行动的客观记载，留下一个又一个的谜团。有人在问：为什么万历会同意李成梁放弃宽旬六堡？为什么万历在接到锦衣卫和有关官员的弹骇后，没有“收复宽甸六堡”？或许，这些谜团已经被康熙、乾隆这两个“很有文化、很重视历史的皇帝”带到地下去。

不过，我想，以努尔哈的个人秉性及其与李成梁达成的“不难理解”的“默契”来看，在李成梁放弃宽旬六堡之后，努尔哈肯定很快便进驻其中。也就是说，这些堡垒在李成梁放弃之后，就成了“后金”的战略要地。就算万历想要夺回来，显然也是要通过战争来解决的。那么，宽甸六堡之事，也就因为李成梁的个人原因变成“辽事”中的一部分。有人以此指责万历“失察，昏庸”，显然是不公正的，而且是试图为李成梁开脱罪责！——既然皇帝都能深处宫中而晓天下军事了，那还要你这些将军来干什么吃？

再来说说万历在对待宽甸六堡的事件上为什么会出现“失察”的现象呢？其实，晚年的李成梁已经是“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他的儿子，几乎都当上了总兵、副总兵，他本人则是“贵极而骄，奢侈无度”，李成梁虽“位高权重”，但在拉拢巴结方面也不含糊，他以金银“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连满清修编过的“《明史》”也指责李成梁，说他“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这话当然有些夸张，不过李成梁当时不仅掌控着辽东军事，也控制着当地经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放弃宽甸六堡而受到“万历的嘉奖”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有一帮朝臣在为他的此举“奔走呼号”、“奋笔疾书”，实为找借口、开脱、掩盖真相。不难想象，在文官势力和内阁势力相当庞大，而官场风气又不正、大臣勾心斗角的那样一个时代，群臣想误导一个皇帝，那实在是太容易了。

放弃六堡区域无疑是李成梁在辽事上最严重的犯罪。而当时李成梁放弃宽甸六堡的“决心”有多大呢？——史书记载，由于六万边民留恋家室，不肯内迁，李成梁便动用武力驱赶边民，当地民众渡江潜避，溺死者千余人，剩下的数万人流离殍死、无处埋葬的遍地哀号。更有一些不愿迁移的汉人，一怒之下被迫投了后金。纵观李成梁晚期在辽东的所作所为，就是典型的“资敌”之举！而在后来的萨尔浒大战中，三路明军均遭重创，杜松、刘綎战死，马林“仅以身免”，唯独只有李成梁的次子李如柏率领的明军，几乎是“一步三回头”地磨蹭行军，“不知其所为”。努尔哈甚至是绕过了李如柏去打刘綎，最后，在李如柏“溃退”的时候，“追击”了一下。原来，这个李如柏的妻子正是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并生育有一子！好个“河蟹婚姻”！纵观明末清兴，李成梁是要负全责的！

我顶！

不过，我想，以努尔哈的个人秉性及其与李成梁达成的“不难理解”的“默契”来看，在李成梁放弃宽旬六堡之后，努尔哈肯定很快便进驻其中。也就是说，这些堡垒在李成梁放弃之后，就成了“后金”的战略要地。就算万历想要夺回来，显然也是要靠打仗来解决的。那么，宽甸六堡之事，也就因为李成梁的个人原因变成“辽事”中的一部分。有人以此指责万历“失察，昏庸”，显然是不公正的，而且是试图为李成梁这个“主辽事”的军事大员开脱罪责！再来说说万历在对待宽甸六堡的事件上为什么会出现“失察”的现象呢？其实，晚年的李成梁已经是“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他的儿子，几乎都当上了总兵、副总兵，他本人则是“贵极而骄，奢侈无度”，李成梁虽“位高权重”，但在拉拢巴结方面也不含糊，他以金银“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连满清修编过的“《明史》”也指证李成梁，说他“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这话当然有些夸张，不过李成梁当时不仅掌控着辽东军事，也控制着当地经济，“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既是一方军阀，家资百万当然不在话下。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放弃宽甸六堡而受到“万历的嘉奖”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有一帮朝臣在为他的此举“奔走呼号”、“奋笔疾书”，实为找借口、开脱、掩盖真相。不难想象，在文官势力和内阁势力相当庞大，而官场风气又不正、大臣勾心斗角的那样一个时代，群臣想误导一个皇帝，那实在是太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