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康宁 （与叶国泉合作）

一、“热土”效应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广东有不少东西渐渐走红：“广货”引起青睐，“粤菜”香飘南北，就连广东的流行歌曲，也由于那股浓重的“粤”味而颇受各地少男少女的喜爱。还有一种值得注意而又使一些人大惑不解的，是粤语的走红。 　　许多外省人踏进广州，第一印象也是最深印象，莫过于满耳听不懂的粤语。有人甚至说：“叽哩咕噜的”，“跟听外国话差不多。”如今，这种“叽哩咕噜的”粤语却成了一股“热”，其势头并不亚于广货与粤菜。

　　日常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因此，人们选择什么语言来进行思想交流尤其是进行经济上的交往，不可避免地受到功利主义思想的支配，在市场经济成为国民经济发展主要取向的时代尤其是这样。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许多企业在招聘管理人员时，都特别声明一条：“会说粤语者优先录用”。说其他方言的人要到珠江三角洲求职，或者要到珠江三角洲及香港、澳门去经商，去办事，与其学讲普通话，倒不如学讲粤语，因为粤语在这些地方更有交际用途，更有经济价值。为了适应经济交往的需要，省内许多讲闽语或客家话的地方都兴起学习粤语的热潮。汕尾市原属闽语区，通行“福佬话”。从1984年起，就举办粤语培圳班，每一期都开一二十个班，参加学习人数之多，实在罕见。有人粗略统计过，在操福佬话的汕尾居民中，现在能讲粤语的将近90％，能听懂的就几乎100％了。

　　由此看来，在不断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粤语不但不会削弱，而且还有进一步发展和扩大的趋势。有的专家预见：这一趋势如果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在不远的将来粤语必然会成为广东全省的另一种共同语。 　　随着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经济不断发展，粤语的地位也随之而提高，其影响也遍及全国。在北方各个省市，近几年来掀起了一股广东热和香港热，随之也带来了粤语热，出现一种“北方人南下，广州话北上”的情况。

　　在上海，就先后举办过各种不同程度的粤语培训班。参加学习的多半是一些青年大学生，他们的学习目的很明确：有的要出国留学，学好粤语为的是要在美国唐人街打工吃得开；有的要到特区中外合资企业工作，深感不懂粤语对日后开展工作不利。据说上海长宁区的中华职业补习学校粤语班自1980年创办至今，学员已有1200人，现在更趋于兴旺。此外，还出现了“上海粤语学会”，开办低中级粤语班，徐汇区的侨联也办起了侨光补习学院粤语专修科。

　　在普通话中心的北京，也有不少人学讲广州话。一些企业招工、招干，优先录用会说广州话的应聘者。广东人在京开办的各种商店、企业约有三千家之多，顾客到那里购货，便趁机向老广学讲广州话。街道上到处出现了不少诸如“机恤”之类的商品广告，出现了“发型屋”之类的招牌，个别小餐馆的门口还竖起“食先比钱”的牌子，至于“打的”、“炒更”之类的口语，更是随处都可以听到。

　　粤语走红不仅反映于经济生活，而且也反映于文化生活。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风靡全国的粤语歌曲，有香港的，也有广东的。这些歌本来大都有“国语版”，但相当一部分少男少女总觉得非用粤语唱不够味儿。比如，在那遥远的sai zong，当你漫步在laaisaat的街头，不仅可以看到一间间的zong粤商场、香港时装屋、广州粤菜馆，还可以听到各种粤语歌。在歌舞厅和夜总会，青年zong胞歌手们轮番上场。什么《护花使者》，什么《烟雨凄迷》，什么《爱得比你深》，什么《不装饰你的梦》，粤语模仿得完全可以乱真。一曲《一生何求》，引起了满座的掌声!

　　至于夹带着粤语的广东文学作品，近年来也出现了一种方兴未艾的势头。30年代欧阳山等作家曾经提倡“粤语文学”并身体力行，结果响应者寥寥；60年代初欧阳山又提出“东西南北调”，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到了80年代，老作家吴有恒进一步提出“南腔北调”的主张，认为“广东人讲官话，非其所长，我宁可避其短”，呼吁“我们有责任把我们这地方语言中精彩的东西介绍给全国。”(《应有个岭南文派》)这一主张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运用方言的问题，成为广东文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许多中青年作家，还以其创造性的实践，使作品的语言产生了新的突破，杨干华的《天堂众生录》、《天堂挣扎录》等小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运用方言之出神入化，简直到了令人拍案叫绝的地步。近年崛起的青年女作家刘西鸿，则以其带有浓重的南方都市气息的“粤味普通话”令人耳目一新，形成一种引起全国关注的“刘西鸿现象”。

　　粤语的走红几乎是全国性的。不但是粤语本身走红，就连粤语字典之类的工具书及其出版读物、录音带等也畅销全国。饶秉才先生于1983年主编的一部《广州音字典》，成为全国最畅销的书籍之一。此书年年重版，已印刷十多次，至目前仍然供不应求。植符兰先生于1992年写了一本《广州话六百句》，也颇受读者的欢迎。此书本来是内部教材，是为外国留学生开设粤语课程而写的，植先生根据国内大学本科生的要求，将它公开出版发行。此书一发到书店，不几天便抢购一空。

　　随着粤语不断地由南向北扩散、幅射，在粤语区内部，各个次方言区的语言也逐渐地向广州话靠拢，缩小了与广州话的差别，其语音、词彚和语法等也越来越标准化与规范化。粤语在全国七大方言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它充分显示了一种“强势语言”的冲击力量，其地位仅次于全国使用人口最多的北方话。

二、劝君少学秦始皇

　“粤语热”也同广东的其他“热”一样，一出现就受到某些人士的责难。所不同的是，这些人士对其他各种“热”的责难往往斥之为“过热”，而对粤语的责难则没有这个词。因为他们认为：粤语只能“冷”而不能“热”，无须考究“过”与“不过”。“粤语热”反映了广东“推普”不力。

　　广东“推普”是否不力?我们不妨稍作回顾。且不说五六十年代的推普热，就以开放改革以后来说，广东从省委领导直到教育部门宣传部门，从大学专家到小学教师，为推广普通话做了多少工作，花了多少气力！ 1982年上半年，当时任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就指示广东电台加强推普工作，组织语言专家编写推广普通话的广播稿，在电台开设《广东人怎样学好普通话》的讲座，该讲座共设64讲，电台反复播放了三次。之后，所编写的教材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有录象，有录音，有大部头，也有小册子。笔者之一的叶国泉，就参与写过一本《粤语区人学习普通话趣谈》，销量颇佳。电视台除了坚持播放《每天一句话》、《口语“三合一”》、《你我都学普通话》等节目外，还定期举办竞赛活动。小学、中学、大学均有汉语拼音课，有关行业也办过多期普通话培训班。所花费的人力、财力，在全国各省市中大约可算首屈一指。能说广东“推普”不力吗?

　　也不能低估广东“推普”的效果。事实上，现在的广东人，尤其是城镇居民，凡有相当文化水平的，都会说普通话。广州街头的个体户，大都善于察颜观色，如果顾客是外地人，便用普通话接待，因为这样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不过，即使是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广东人，当他们与说粤语的人打交道时，便自然地使用粤语而不使用普通话。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必须从粤语本身来考察了。

　　唐人贺知章有两句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由此可见，方言区的人们对自己的“乡音”怀有何等深厚的感情。这是因为，语言，包括方言，是它所通行的这个地区人们文化心理的积淀，正是这种文化心理，使人们热爱自己所习得的语言和方言，即使后来掌握了民族共同语甚至其他语言，所习得的语言和方言也会作为母语而长期存在，只要这种文化心理没有消失，它就不会被别的语言或方言所取代。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它主要是北方人文化心理的积淀，而粤语区人们由于文化心理与北方人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对母语的热爱就比湘、赣等方言区更为强烈，这是很自然的。这种文化心理并不影响他们对普通话的学习，却必然影响到他们对普通话的使用频率。只要他们基本掌握了普通话，不影响与其他方言区人们的交际，又何必对其语言习惯横加干涉呢?同样，其他方言区的人在学习并掌握普通话的同时，学习并掌握粤语，也完全是为了交际更加方便。这本是件好事，又何必诸多指责?

　　不过，即使秦始皇当初搞起“统一语言”，也未必能殃及粤语，因为那时候粤语尚未形成。粤语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语言学界有些人认为粤语源于古百越的语言，至少也是古百越的语言跟古中原汉语混合而成。古百越亦称“百粤”，“百”是个音译，意为“族”或者“人”，“百越”或者“百粤”意为“粤人”。今天的广东人绝大部分并非古粤人之后代，而是从中原移居岭南的汉族移民之后代。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虽然广东简称“粤”，广东人却不大愿意自称为“粤人”。那么，粤语是否粤人语言?或者是否可以说，粤语是从古百粤语演变而成?答案同样是否定的。首先，古粤人的各部落互不统属，不可能形成什么统一的“古百粤语”。至于古粤人某些部落的语言，我们可以从一些地名中找到痕迹。笔者曾对粤西部分地名作过考究，发现其中有些音节，从粤语无法解释其意义，例如电白县“那霍”“那笈”以及化州县“那平”“那务”中的“那”，信宜县“六贺”“六琶”“六云”以及广西容县“六吟”“六振”中的“六”，其原来意思今天居住在那里的汉人已不晓得，而从壮语中却可以找出它们的所指。“那”意为“田”，“六”意为“山冲”。它们均置于地名开头，这亦与壮语的构词特点相符。由此可见，说壮语与古百粤某些部落的语言有点渊源，似乎还可信；认为粤语来自“古百粤语”，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还有学者举出今天粤语与壮语中一些通用的口语词，并据此说明两种语言的“母体”“曾经发生过相互混合的阶段，然后才各沿着不同的道路继续发展”，由此证实“粤语的形成跟古越语 (准确地说是跟“古百越语”)本来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见李敬忠《粤语是汉语族群中的"读"立语言》)这也不成为其理由。因为这种通用的词语本来就不多，而且相当部分可从古汉语中找出它们的来历。何况，使用这类口语词的并不仅是粤语和壮语，客家话同样也有，而谁也没有认为客家话的形成跟古百粤语有什么重要关系。在今天的粤语中，我们倒是可以找到不少英语词，是否能据此而认定粤语与英语有什么“渊源”?显然不行。萨丕尔指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语言论》)粤语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从其他方言和语言吸收一些因素，但这不能视作它来源的依据。同时，今天的粤语语音比其他汉语方言更接近《切韵》音系，而《切韵》音系正是中古汉语的代表音系。由此足可证明，粤语虽然姓“粤”，却跟古“百粤”的语言没有亲缘关系。它不是“本地特产”，而是从外地“引进”的，是汉族移民从中原带来的。而首先将中原汉语带入岭南的，正是秦始皇平定百越之后“谪徙民五十万戍之”的那些“徙民”。他们所带入的，当然是那时地道的中原汉语，也就根本用不着秦始皇来“统一”。倘若秦始皇再世，他也根本听不懂今天的普通话，倒是可以听懂一点粤语。

　　汉族“徙民”所带入的古代中原汉语发展形成为粤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一大特点，是每隔数十年或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战乱，而这种战乱基本上发生在封建王朝统治中心中原地区，因而每一次战乱，便出现一次较大规模的中原汉人南迁潮，广东则成为这些南迁汉人的一个主要目的地。其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原汉人南迁潮，出现于西晋永嘉年间至隋朝统一中国前后，历时 270多年之久。岭南的汉族移民数量大增，其汉语也逐渐成为西江流域至珠江三角洲一带的通行语言；而这个时期，中原基本上为北方游牧民族所控制，其语言面貌随之而发生明显的变化，岭南的汉语也就跟中原汉语逐渐拉开了距离，沿着自己的轨迹而发展成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方言，这就是早期的粤语。

　　由此可见，岭南汉族移民的语言对中原汉语，经历了一个“趋同”到“求异”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旦完成，就标志着岭南汉族移民的语言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有了一定的流通范围及中心，也就标志着粤语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粤语便停止接受甚至抗拒中原汉语的进一步同化了。这种转变，突出地表现于它对客家话的态度上。我们知道，客家人进入岭南，大约始于唐朝开元年间“横浦之道”修通，到宋高宗南渡时形成高潮。那时岭南原有汉族移民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因而新迁入的客家人只得定居于粤北和粤东北山区。本来，客家话在当时要算是较为标准的中原汉语，只要将它与元代《中原音韵》加以对照便可证实这一点，然而这种中原汉语传入岭南之后，已经无法同化那里的粤语了。相反，有些客家人逐渐接受了粤语。可见，方言之间的“趋同”抑或“求异”，是有其规律的。如果违背这种规律，用政治手段去强行“统一”，后果只会适得其反。前苏联急于搞什么“语言共同体”而导致国内矛盾激化，便是一个“前车之鉴”的好例子。

　　语言学家陈建民先生曾经指出：“现在，有些地方提出既然推广普通话，方言就无须调查、研究了。事实上仍然把方言看作消灭对象。对此，方言区的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甚至会产生逆反心理。根据普通话与方言势力的消长与地方文化传统的关系，普通话与方言将长期幷存，未来的语言格局不会是一元化(普通话化)，而将是多元化(普通话与诸方言共存分用)。” (《从语言接触看中国大陆的封闭性文化》)可见，不管是在今天还是在未来，谁想效法秦始皇“书同文”去搞什么“统一语言”，都是蠢之又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