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37岁的我端坐在波音747客机上。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夹雨云层，俯身向汉堡机场降落。11月砭人肌肤的冷雨，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使得身披雨衣的地勤工、呆然垂向地面的候机楼上的旗，以及BMW广告板等的一切的一切，看上去竟同佛兰德派抑郁画幅的背景一段。罢了罢了，又是德国，我想。 　　飞机刚一着陆，禁烟字样的显示牌倏然消失，天花板扩音器中低声传出背景音乐，那是一个管弦乐队自鸣得意演奏的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那旋律一如往日地使我难以自已。不，比往日还要强烈地摇撼着我的身心。 　　为了不使头脑胀裂，我弯下腰，双手捂脸，一动不动。很快，一位德国空中小姐走来，用英语问我是不是不大舒服。我答说不要紧，只是有点晕。　　"真的不要紧？"　　"不要紧的，谢谢。"我说。她于是莞尔一笑，转身走开。音乐变成彼利·乔的曲子。我仰起脸，忘着北海上空阴沉沉的云层，浮想联翩。我想起自己在过去人生旅途中失却的许多东西--蹉跎的岁月，死去或离去的人们，无可追回的懊悔。 　　机身完全停稳后，旅客解开安全带，从行李架中取出皮包和上衣等物。而我，仿佛依然置身于那片草地之中，呼吸着草的芬芳，感受着风的轻柔，谛听着鸟的鸣啭。那时1969年的秋天，我快满20岁的时候。 　　那位空姐又走了过来，在我身边坐下，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可以了，谢谢。只是有点伤感。"我微笑着说道。 　　"这在我也是常有的，很能理解您。"说罢，她低下头，欠身离座，转给我一张楚楚可人的笑脸。"祝您旅行愉快，再会！" 　　"再会！" 　　即使在经历过十八载沧桑的今天，我仍可真切地记起那片草地的风景。连日温馨的霏霏轻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泻翠，抽穗的芒草在10月金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仿佛冻僵似的紧贴着湛蓝的天壁。凝眸远望，直觉双目隐隐作痛。清风拂过草地，微微卷起她满头秀发，旋即向杂木林吹去。树梢上的叶片簌簌低语，狗的吠声由远而近，若有若无，细微得如同从另一世界的入口处传来似的。此外便万籁俱寂了。耳畔不闻任何声响，身边没有任何人擦过。只见两只火团样的小鸟，受惊似的从草木从中蓦然腾起，朝杂木林方向飞去。直子一边移动步履，一边向我讲述水井的故事。 　　记忆这东西真有些不可思议。实际身临其境的时候，几乎未曾意识到那片风景，未曾觉得它有什么撩人情怀之处，更没想到十八年后仍历历在目。那时心里想的，只是我自己，致使我身旁相伴而行的一个漂亮姑娘，只是我与她的关系，而后又转回我自己。在那个年龄，无论目睹什么感受什么还是思考什么，终归像回飞棒一样转回到自己身上。更何况我正怀着恋情，而那恋情又把我带到一处纷纭而微妙的境地，根本不容我有欣赏周围风景的闲情逸致。 　　然而，此时此刻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却仍是那片草地的风光：草的芬芳、风的清爽、山的曲线、犬的吠声……接踵闯入脑海，而且那般清晰，清晰的只消一伸手便可触及。但那风景中却空无人影。谁都没有。直子没有。我也没有。我们到底消失在什么地方了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看上去那般可贵的东西，她和当时的我以及我的世界，都遁往何处去了呢？哦，对了，就连直子的脸，遽然间也无从想起。我所把握的，不过是空不见人的背景而已。 　　当然，只要有时间，我会忆起她的面容。那冷冰冰的小手，那流线型泻下的手感爽适的秀发，那圆圆的软软的耳垂及其紧靠底端的小小黑痣，那冬日里时常穿的格调高雅的驼绒大衣，那总是定定注视对方眼睛发问的惯常动作，那不时奇妙发出的微微颤抖的语声（就像在强风中的山岗上说话一样）--随着这些印象的叠涌，她的面庞突然自然地浮现出来。最先出现是她的侧脸。大概因为我总是同她并肩走路的缘故，最先想起来的每每是她的侧影。随之，她朝我转过脸，甜甜地一笑，微微地低头，轻轻地启齿，定定地看着我的双眼，仿佛在一泓清澈的泉水里寻觅稍纵即逝的小鱼的行踪。 　　但是，为是直子的面影在我脑海中浮现出来，我总是需要一点时间。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所需的时间愈来愈长。这固然令人悲哀，但事实就是如此。起初5秒即可想起，渐次变成10秒、30秒、1分钟。它延长的那样迅速，竟同夕阳下的阴影一般，并将很快消融在冥冥夜色之中。哦，原来我的记忆的确正在同直子站立的位置步步远离，正如我逐渐远离自己一度战国的位置一样。而惟独风景，惟独那片10月草地的风景，宛如电影中的象征性镜头，在我的脑际反复推出。并且那风景是那样执著地连连踢我的脑袋，仿佛在说：喂，起来，我可还在这里哟！起来，起来想想，思考一下我为什么还在这里！不过一点也不痛，一脚踢来，只是发出空洞的声响。甚至这声响或迟或早也将杳然远逝，就像时间万物归根结底都将自消自灭一样。但奇怪的是，在这汉堡机场的德意志航空公司的客机上，它们比往常更长久地、更有力地在我头部猛踢不已：起来，理解我！惟其如此，我才动笔写这篇文字。我这人，无论对什么，都务必形诸文字，否则就无法弄得水落石出。

她那是究竟说什么来着？ 　　对了，她说的是荒郊野外的一口水井。是否实有其井，我不得而知。或许是只对她才存在的一个印象或一种符号也未可知--如同在那悒郁的日子里她头脑中编织的其他无数事物一样。可是自从直子讲过那口井以后，每当我想起那片草地景致，那井便也同时呈现出来。虽然未曾亲眼目睹，但井的模样却作为无法从头脑中分离的一部分，而同那风景混融一体了。我甚至可以详尽地描述那口井--它正好位于草地与杂木林的交界处，地面上豁然闪出的直径约1米的黑洞洞的井口，给青草不动声色地遮掩住了。四周既无栅栏，也不见略微高于井口的石愣，只有那井张着嘴。石砌的井围，经过多年风吹雨淋，呈现出难以形容的混浊白色，而且裂缝纵横，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绿色小蜥蜴"吱溜溜"地钻进那石缝里。弯腰朝井下望去，却是一无所见。我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井非常之深，深得不知道有多深；井筒非常之黑，黑得如同把世间所有种类的黑一古脑儿煮在里边。 　　"那可确实--确确实实很深哟！"直子字斟句酌地说。她说话往往这样，慢条斯理地物色恰当的字眼。"确确实实很深，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晓得它的位置--肯定在这一带无疑。"她说着，双手插进粗花呢大衣袋里，觑了我一眼，妩媚地一笑，仿佛说自己并非说谎。 　　"那很容易出危险吧，"我说，"某处有一口深井，却又无人知道它的具体位置，时吧？一旦有人掉入，岂不没得救了？" 　　"恐怕是没救了。飕--砰！一切都完了！" 　　"这种事实际上不会有吧？" 　　"还不止一次呢，每隔三年两载就发生一次。人突然失踪，怎么也找不见。于是这一带的人就说：保准掉进那荒草地的井里了。" "这种死法怕有点不太好。"我说。 　　"当然算不得好死。"她用手拂去外套上沾的草穗，"要是直接摔折脖颈，当即死了倒也罢。可要是不巧只摔断腿脚没死成可怎么办呢？再大声呼喊也没人听见，更没人发现，周围触目皆是爬来爬去的蜥蜴蜘蛛什么的。这么着，那里一堆一块地到处是死人的白骨，阴惨惨湿漉漉的。上面还晃动着一个个小小的光环，好像冬天里的月亮。就在那样的地方，一个人孤零零地一份一秒地挣扎着死去。" 　　"一想都叫人汗毛倒立，"我说，"总该找到围起来呀！" 　　"问题是谁也找不到井在哪里。所以，你千万可别偏离正道！" 　　"不偏离的。" 　　直子从衣袋里掏出左手握住我的手。"不要紧的，你。对你我十分放心。即使黑天半夜你在这一带兜圈子转不出来，也绝不可能掉井里。而且只要紧贴着你，我也不至于掉进去。" 　　"绝对？" 　　"绝对！" 　　"怎么知道？" 　　"知道，我就是知道。"直子仍然抓住我的手说。如此默默地走了一会。"这方面，我的感觉灵验得很。也没什么道理，凭的全是感觉。比如说，现在我这么紧靠着你，就一点儿都不害怕。就是再黑心肠的，再讨人厌的东西也不会把我拉去。" 　　"这还不容易，永远这样不就行了！" 　　"这话--可是心里的？" 　　"当然是心里的。" 　　直子停住脚，我也停住。她双手搭在我的肩上，目不转睛地凝视我的眼睛。那瞳仁的深处，黑漆漆、浓重重的液体旋转出不可思议的图形。这对如此美丽动人的眸子久久地，定定地注视着我。随后踮起脚尖，轻轻吻了一下我的脸颊。一瞬间，我觉得一股暖流穿过全身，仿佛心脏都停止了跳动。 　　"谢谢。"直子道。　　"没什么。"我说。 　　"你这样说，太叫我高兴了，真的。"她不无凄凉意味地微笑着说，"可是行不通啊！" 　　"为什么？" 　　"因为那是不可以的事，那太残酷了。那是--"说到这里，直子蓦地合拢嘴唇，继续往前走着。我知道她头脑中思绪纷乱，理不清头绪，便也缄口不语，在她身边悄然移动脚步。 　　"那是--因为那是不对的，无论对你还是对我。"少顷，她才接着说道。 　　"怎么样的不对呢？"我轻声问。 　　"因为，一个人永远守护另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呀？咦，假定、假定我们结了婚，你要去公司上班吧？那么在你上班的时间里，有谁能守护我呢？我到死都寸步不离你不成？那样岂不是不对等了，对不？那也称不上是人与人的关系吧？再说，你也早早晚晚要对我生厌的。你会想：这辈子是怎么了，只落得给这女人当护身符不成？我可不希望这样。而这一来，我面临的难题不还是等于没解决么！" 

　　"也不是一生一世都这样。"我抚摸她的背。说道，"总有一天要结束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在另作商量也不迟，商量往下该怎么办。到那时候，说不定你倒可能助我一臂之力。我们总不能眼盯着收支账簿过日子。如果你现在需要我，只管使用就是，是吧？何必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呢？好么，双肩放松一些！正因为你双肩绷得紧，才这样看待问题。只要放松下来，身体就会变得更轻些。" 　　"你怎么好说这些？"直子用异常干涩的声音说。 　　听她这么说，我察觉自己大概说了不该说的话。 　　"为什么？"直子盯着脚前的地面说，"肩膀放松，身体变轻，这我也知道。可是从你口里说出来，却半点用也没有哇！嗯，你说是不？要是我现在就把肩膀放松，就会一下子土崩瓦解的。以前我是这样活过来的。如今也只能这样活下去。一旦放松，就无可挽回了。我就会分离甭析--被一片片吹散到什么地方去。这点你为什么就不明白？不明白为什么还要说什么照顾我？"　　我默然无语。 　　"我心里要比你想的混乱得多。黑乎乎、冷冰冰、乱糟糟……嗯，当时你为什么同我一起睡觉？为什么不撇下我离开？" 我们在死一般寂静的松林中走着。路面散落的夏末死去的知了外壳，在脚下发出清脆的响声。我和直子犹如寻觅失物似的，眼看着地缓缓移步。 　　"原谅我。"直子温柔地抓住我的胳膊，摇了几下头说，"不是我存心难为你。我说的，你别往心里去。真的原谅我，我只是跟自己跟自己怄气。" 　　"或许我还没真正理解你。"我说，"我不是个头脑灵敏的人，理解一件事需要有个过程。但只要时间，总会完全理解你的，而且比世上任何人都理解得彻底。" 　　我们止住步，在一片岑寂中侧耳倾听。我时而用脚尖踢动知了残骸或松塔，时而抬头仰望松树间露出的一角天空。直子两手插在外衣袋里，目光游移地沉思着什么。 　　"嗳，渡边君，真喜欢我？" 　　"那还用说？"我回答。 　　"那么，可依得我两件事？" 　　"三件也依得" 　　直子笑着摇摇头："两件就可以，两件就足够了。第一件，希望你能明白：对你这样来看我，我非常感激，非常高兴，真是--雪里送炭，可能表面上看不出。" 　　"还会来的。"我说，"另一件呢？" 　　"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这样活过、这样在你身边呆过。可能一直记住？" 　　"永远。"我答道。 　　她便没再开口，开始在我前边走起来。树梢间泻下的秋日阳光，在她肩部一闪一闪地跳跃着。犬吠声再次传来，似乎比刚才离我们稍近了些。直子爬上小土丘般的高冈，钻出松林，快步走下一道胁迫。我拉开两三步距离跟在后面。 　　"来看呐，这儿好像有井。"我冲着她的后背招呼道。 　　直子停下，动情地一笑，轻轻抓住我的胳膊，然后肩并肩地走那段剩下的路。 　　"真的永远都不会把我忘掉？"她耳语似的低声询问。 　　"是永远不会忘。"我说，"对你我怎么能忘呢！"

尽管如此，记忆到底还是一天天模糊起来。在如此追踪记忆的轨迹写这篇东西的时间里，我不时感到惴惴不安。我忘却的东西委实太多了。甚至不由怀疑自己：是不是连最关键的记忆都丧失了。说不定我体内有个叫记忆堆那样的昏暗场所，所有的宝贵记忆统统堆在那里而化为一滩烂泥。 　　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我现在所能掌握的全部。于是我死命抓住这些已经模糊并且仍在时刻模糊下的记忆残片，敲骨吸髓地利用它来继续我这篇东西的创作。为了信守我对直子做出的诺言，舍此别无他路。 　　很久以前，当我还年轻、记忆还清晰的时候，我就几次有过写一下直子的念头，却连一行也未能写成。虽然我明白只要写出第一行，往下就会文思泉涌。但就是死活写不出那第一行。一切都清晰得历历如昨的时候，反而不知从何处着手，就像一张详尽的地图，有时反倒因其过于详尽而不便于使用。但我现在明白了：归根结底，我想，文章这种不完整容器所能容纳的，只能是不完整的记忆和不完整的意念。并且发觉，关于直子的记忆愈是模糊，我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她。时至今日，我才恍然领悟到直子之所以求我别忘掉她的原因。直子当然知道，知道她在我心目中的记忆迟早要被冲淡。也惟其如此，她才强调说：希望你能记住我，记住我曾这样存在过。 　　想到这里，我就悲哀得难以自禁。因为，直子连爱都没爱过我的。很久很久以前——其实也不过大约20年前，我住在一座学生寄宿院里。我18岁，刚上大学。对东京还一无所知，独自生活也是初次。父母放心不下，在这里给我找了间宿舍。这里一来管饭，二来生活设施也一应俱全。于是父母觉得即使一个未通世故的18岁少年，也可在此生活下去。当然也有费用方面的考虑。同一般单身生活开支相比，学生宿舍要便宜得多。因为，只要有了被褥和台灯，便无须添置什么。就我本人来说，本打算租间公寓，一个人落得逍遥自在。但想到私立大学的入学费以及每月的生活费，也就不好意思开口了。况且，住处对我原本也是无可无不可的。　　寄宿院建在东京都内风景不错的高地上，占地很大，四周围有高高的混凝土墙。进得大门，迎面矗立一棵巨大的桦树。树龄听说至少有150年。站在树下抬头仰望，只见天空被绿叶遮掩得密密实实。　　一条水泥甬道绕着这棵树迂回转过，然后再次成直线穿过中庭。中庭两侧平行坐落着两栋三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楼房。这是开有玻璃窗口的大型建筑，给人以似乎是由公寓改造成的监狱或由监狱改造成的公寓的印象。但绝无不洁之感，也不觉得阴暗。大敞四开的窗口传出收音机的声音。每个窗口的窗帘一律是奶黄色，属于最耐晒的颜色。　　沿甬道径直前行，正面便是双层主楼。一楼是食堂和大浴池，二楼是礼堂和几个会议室。另外不知何用，居然还有贵宾室。主楼旁边便是三栋宿舍楼，同是三层。院子很大，绿色草坪的正中有个喷水龙头，旋转不止，反射着阳光。主楼后面是棒球和足球两用的运动场和六个网球场，应有尽有。　　寄宿院唯一的问题，在于它根本上的莫名其妙。它是由以某一个极右人物为中心的一家性质不明的财团法人所经营的。其经营方针——当然是以我的眼光看——是相当奇特的。这点只消看一下那本寄宿指南的小册子和寄宿生守则，便可知道十之八九。“就教育之根本，在于培育于国有用之材。”此乃寄宿楼的创办精神，赞同这一精神的诸多财界人士慨然解囊……这是对外的招牌，而其内幕，便以惯用伎俩含糊其词。明确地来说，没有任何人晓得实情，称其无非是逃税对策者有之，谓其沽名钓誉者有之，说其以建寄宿舍之名而采取形同欺骗的巧妙手腕骗去这片一等地产者有之。甚至有人说其中包藏着非同小可的老谋深算。照这种说法，创办者的目的在于通过这里做过寄宿生的人在财政界建立一个地下财阀。确实，寄宿院内，有个清一色由寄宿生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特权俱乐部，详情我自然不清楚。据说一个月总要召开几次邀请创办者参加的什么研究会。只要加入这俱乐部，将来就职便万无一失。至于这些说法中何对何错,我便无从判断了。但所有这些说法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反正莫名其妙”。　　不管怎样，1968年春到1970春这两年时间里，我是在这莫名其妙的寄宿院内度过的。如果有人问起何以在如此莫名其妙的地方竟然待了两年之久，我也无法回答。就日常生活这点来说，右翼也罢、左翼也罢、伪善也罢、罪恶也罢、并无多大区别。

敢死队在一间国立大学攻读地理学。　　“我嘛，是学地、地、地图的。”刚见面是他对我这样说。　　“喜欢地图？”我问。　　“嗯。大学毕业，去国土地理院、绘地、地、地图。”　　于是，我不禁再次感叹：世上果然有多种多样的希望，人生目标也各所不同。我来东京后一开始便发出诸多感叹，此其一。不错，假若没有几个人对绘制地图怀有兴趣和强烈热情——人多了怕也大可不必——那是有些不好办。不过，想进国土地理院的却是每说到“地图”两字便马上口吃之人，也真是有些奇妙。他也不总是口吃，但一说到“地图”一词，便非口吃不可，百分之百。　　“你、你学什么？”他问。　　“戏剧。”我答说。　　“戏剧？就是演戏？”　　“步步，那不是的。是学习和研究戏曲。例如拉辛啦易卜生啦莎士比亚啦。”　　他说，除了莎士比亚外都没听说过。其实我也半斤八两，只记得课程介绍上这样写的。　　“不管怎么说，你是喜欢的喽？”　　“也不是特别喜欢。”我说。　　我这回答使他困惑起来。一困惑，口吃便更厉害了。我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件十分对不起人的事。　　“学什么都无所谓，对我来说。”我解释道，“民族学也罢，东洋史也罢，什么都行。连看中这戏剧，也纯属偶然，如此而已。”这番解释，自然还是没能使他理解。　　“我不明白，”他真的一副不明白的脸色，“我、我嘛，因为喜欢地、地、地图，才学地、地、地图的。为了这个，我才让家里寄、寄钱，特意来东京上大学。你却不是这样……”　　他讲的自然是正论，我不便再解释了。随后我们用火柴杆抽签，决定上下床。结果他住上床，我在下床。　　他身上的打扮，总是白衬衫黑裤子和蓝毛衣。光头，高个儿，颧骨棱角分明。去学校时，时常一身学生服。皮鞋和书包也是一色黑，看上去俨然一个右翼学生。也正因如此，周围人才叫他是“敢死队”。但说实话，他对政治百分之百的麻木不仁。不过是嫌选购西装麻烦罢了。他所留心的仅限于海岸线的变化和新铁路隧道的竣工之类。每当接触这方面的话题，他便结结巴巴地一讲一两个小时，直到我抽身溜走或睡着才住嘴。　　清晨6点，他随着足可代替闹《君之代》歌声起床。看来那故弄玄虚的升国旗仪式也并非毫无效用。旋即穿衣，去洗脸间洗漱，洗脸时间惊人地长，我真怀疑他是不是把满口牙一颗颗拔下来刷洗一遍。返回房间后，便“噼噼啪啪”地抖动毛巾，小心翼翼地按平皱纹后，放在暖气片上烘干，并把牙膏和香皂放回搁物架。随后，拧开收音机做广播体操。　　　　我晚间看书看得很晚，一觉睡到早上8点多钟。所以即便他起来弄得簌簌作响。甚至打开收音机作广播体操，一般我都只管大睡其觉。可是，惟独到了广播体操那跳跃动作部分，却是非醒不可。不容你不醒。因为他跳跃之时——也确实跳得相当之高——便把床板震的上下颤抖。头三天，我都忍了。听人说集体生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忍耐的。但到第四天早上，我认识到可不能再忍下去了。　　“对不起，广播体操在楼顶什么地方做好么？”我开门见山，“你那么一做我就不用睡了。”　　“可都6点半了呀！”他一副难以置信的样子。　　“那我知道，不久6点半了吗？6点半对我是睡眠时间。原因不好解释，反正就这习惯。”　　“那怎么成！在楼顶做，三楼就有意见了。这是因为下面房间是贮藏室，谁都不会说三道四。”　　“那就在院子里做，在草坪上！”　　“也不行。我、我那收音机不是晶体管的。没、没电源不能用，没音乐我又做不了操。”　　的确，他的收音机相当原始，是交流电源式的。而我那个倒是晶体管，可又是音乐专用，只能收立体声短波。罢了罢了，我想。　　“让你一步，”我说，“做体操可以，只是把跳跃动作去掉。那部分太吵了。这回总可以了吧？”　　“跳、跳跃？”他满脸惊异，反问道，“跳跃是什么，跳跃？”　　“跳跃就是跳跃。就是上上下下一蹦一跳的！”　　“没那回事啊！”　　我开始头痛，没心思再和他罗嗦下去。但转而一想，既然话已出口就该说清楚才是。于是，我一边哼着广播协会那段“广播体操第一”的曲子，一边在地上实际蹦跳一番。　　“看见没有，就这个，怎么能没有呢？”　　“啊，倒也是，倒是又的，没、没注意。”　　“所以我说，”我一屁股坐在床沿上，“希望你把这部分免掉，其他的我全部忍胜吞气了。只要你不跳，就能让我睡个安稳觉，行吗？”　　“不行不行。”他说得倒也干脆，“怎么好漏掉一节呢。我是十年如一日做过来的。一旦开了头，就、就下意识地一做到底。要是去掉一节，就、就、就全部做不出来了。”　　我再也说不出什么，能说出什么呢？最有效的莫过于把他那个活气死人的收音机称他不在从窗口一甩了事。可是不用说，那一来肯定像打开地狱之门似的捅出一场骚乱。因为敢死队这小子拿自己的东西极其注意。我哑口无言，在床边茫然坐着。这当儿，他笑嘻嘻地安慰道：　　“渡、渡边君，你也一块儿起来不久得了。”言毕，到食堂吃早餐去了。

第一次同直子见面，是高中二年级的春天。她也是二年级，就读于教会背景的正统女笑。正通倒是正统，但如果对学习太热心了，便会被人指脊梁骨说成“不本分”。我有一个叫木月的要好朋友（与其说要好，不如说是我绝无仅有的唯一朋友），直子是他的恋人。木月和她几乎是从一降生就开始的青梅竹马之交，两家相距不到两百米。　　正像其他青梅竹马之交一样，他们的关系非常开放，单独相处的愿望似乎也不那么强烈。两人时常相互去对方家里，同对方家人一起吃晚饭、打麻将。还有好几次拉我赴四人约会。直子领过一个同班女生，四人一同去动物园，去游泳池，去看电影。但坦率地说，直子领来的女生尽管可爱，但对我太高雅了。作为我，合得来的还是公立高中那些虽然多少有些粗俗之感却可以无拘无束地交谈的女孩子。直子领来的女孩子那招人喜爱的头脑中到底在想什么，我实在莫名其妙。估计她们对我也同样莫名其妙。　　由于这个原因，木月便放弃了四人约会，而只我们三人——木月、直子加我，或外出游玩或谈天说地。想起来是有些不正常，但就效果而言，这样倒最是其乐融融，相安无事。而四人相聚，气氛总有些不太融洽。三人在一起，便俨然成了电视中的专题采访节目：我是客串演员，木月是精明强干的主持人，直子则是助手。木月总是节目的中心，而他又干的的确得心应手。木月有一种喜欢冷笑的倾向，往往被人视为傲慢，但本质上却是热情公道的人。三人相聚时，对我对直子他都一视同仁，一样地搭话，一样地开玩笑，，注意不让任何人受到冷落。倘若有一方长久默然不语，他就主动找话，巧妙地把对方拉入谈话圈内。每见他这样，就觉得他煞费苦心，而实际上恐也不致如此。他有那么一种能力，可以准确无误地捕捉住气氛的变化，，从而浑洒自如地因势利导。另外他还有一种颇为可贵的才能，可以从对方并不甚有趣的谈话中抓出有趣的部分来。因此，每次与他交谈，我就觉得自己俨然是个妙趣横生的人，在欢度妙趣横生的人生。　　然而他决非社交式人物。在学校里，除我以外它同谁也合不来。我总不明白，此等头脑机敏、谈吐潇洒之人为何不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施展才华，而对只有三个人的小天地感到满足。至于我纯属凡夫俗子，并无引人注意之处，只喜欢独自看书独自听音乐。更不具有值得木月刮目相视并主动攀谈的某种出人头地的才能。可是我们却一拍即合地要好起来。他父亲是牙科医生，以技术高明和收入丰厚知名。　　“这个星期天来个四人约会如何？我那个她在女校，会领些可爱的女孩儿来的。”相处后不久木月便这样提议。　　“好哇。”我说。就这样我遇到了直子。　　我和木月、直子三人不知如此欢聚了多少次但当木月暂时离开只剩下两个人时，我和直子还是谈不上三言两语。双方都不晓得从何谈起。实际上我同直子之间也没任何共同语言。所以，我们只好一声不吭地喝水，或者摆弄桌面上的东西，等待木月的转来。他一折回，谈话便随之开始。直子不怎么喜欢开口，我么，更乐意听别人说。这样，和直子单独留下来，便每每觉得坐立不安。并非不对胃口，只是无话可说。　　木月的葬礼过后大约两周，我和直子见了次面。因有点小事，我们在一家饮食店碰头。事完之后，便没什么可谈的了。我搜刮了几个话题向她搭话，但总是半途而废。而且她话里似乎带点棱角。看上去直子好像对我有所不满，原因我揣摸不出。从那次同直子分手，到这次在中央线电车中不期而遇，其间一年没有见面。　　直子对我心怀不满，想必是因为同木月见最后一次面说最后一次话的，是我而不是她。我知道这样说有些不好，但她的心情似乎可理解。可能的话，我真想由我去承受那次遭遇。但毕竟事情已经过去，再怎么想也于事无补。　　那是5月一个令人愉快的下午。吃完午饭，木月问我能不能不上课，和他一起去打桌球。我对下午的课也不是很有兴致，便出了校门，晃晃悠悠地走下坡路，往港口那边逛去。走进桌球室，玩了四局。第一局我轻而易举地赢了，他于是顿时认真起来，一举赢了其余三局。我按事先讲好的付了费用。玩球时间里，他一句玩笑也没说——这是十分少有的。玩完后，我们吸了支烟，休息一会。　　“今天怎么格外的认真？”我问。　　“今天我可是不想输。”木月满意地笑着说。　　那天夜里，他在自家车库中死了。他把橡胶软管接在N360车排气管上，用塑料布封好窗缝，然后发动引擎。不知他到底花了多长时间才死去。当他父母探罢亲戚的病，回来打开车库门放车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车上的收音机仍然开着，脚踏板夹着加油站的收据。　　既无遗书，也没有推想得出的动机。警察以我是同他最后见面说话的人为由，把我叫去了解了情况。我对负责问询的警察说：根本没有那种前兆，与平时完全一样。警察对我对木月似乎都没什么好印象。仿佛认为：上高中还逃学去打桌球的人，即使自杀也没什么不可思议。报纸发了一小条报道，时间就算了结了。那台N360车被处理掉。教室里他用过的课桌上，一段时间里放了束百花。　　木月死后到高中毕业前的十个月时间里，我无法确定自己在周围世界中的位置。我结交了一个女孩子，同他睡过觉，但持续不过半年。她也从未找我算帐。我选择了东京一所似乎不怎么用功也可考取的私立大学。考罢入了学。考中也没使我如何欣喜。那女孩儿劝我别去东京，但我死活都要离开神户，想在无一熟人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你和我睡过了，所以就不拿我当回事，是不是？”她哭了。　　“那不是的。”我说。我只不过想离开这个城市。但她想不通。随后我们就分道扬镳了。在去东京的新干线电车中，我回想起她的长处和优点，后悔自己干了一件十分亏心的事。可是已经追悔莫及了。我决定把她忘掉。　　到得东京，住进寄宿宿舍开始新生活时，我要做的仅有一件事，那就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想的过于深刻，对任何事物都保持一定距离。什么敷有绿绒垫的桌球台呀，，红色的N360车呀，课桌上的白花呀，我决定一股脑儿把它们丢到脑后。还有火葬场高大烟囱中腾起的烟，警察署问询室中呆头呆脑的镇纸，也统统一扫而光。起始几天，进行的似乎还算顺利。但不管我怎么努力忘却，仍有恍如一团薄雾状的东西残留不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雾团状东西开始以清楚而简练的轮廓呈现出来。那轮廓我可以诉诸语言，就是：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家境富裕的永泽所以住寄宿宿舍，原因就在于他拈花惹草。他 父亲担心他一个人在东京难免和女人厮混，便强制他在寄宿宿舍 里度过四年时间。当然，对永泽来说怎么都不在话下，他几乎不把什么宿舍规则放在眼里，过得随心所欲。心血来潮，他便请假夜不 自宿，或去勾引女孩子，或去恋人的公寓过夜。请假在外留宿，获准相当不易，而对他却如探囊取物。只消由他开口，我也得以沾光。　　从一人学开始，永泽就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女朋友。名叫初美， 和他同岁，我也见过几次，是个难得的女性。她长得并不十分出众， 或者不如说外表普普通通。最初我甚至想永泽怎么找这样的姑娘。然而多少交谈几句以后，谁都不能不对她怀有好感，她就是这种类 型的女性。娴静、理智、幽默、善良，穿着也总是那么华贵而高雅。我 非常喜欢她。心想如果自己有这样的恋人，压根儿就不会去找那些 无聊的女人睡觉。她对我也颇关心，一再说要给我介绍她们俱乐部 里一个低年级女孩，四人一同约会。但我不愿意重复过去的失败， 便适当敷衍几句把话引开。初美就读的大学，里边全都是百万富翁 的千金小姐，同那等女孩，不可能情投意合。 　　永泽时常同别的女孩厮湿的事，她基本晓得，但一次也没有口 出怨言。她真心真意爱着永泽，却丝毫不加于涉。 　　"配我太可惜了！"永泽说。我也有同感。冬天，我在新宿一家小唱片铺找了一份零工，报酬并不很多， 但工作轻松，一周值三个晚班即可，时间上正合适。而且还可低价 买唱片。圣诞节的时候，我为直子买了一盘她最喜欢的亨利·马歇 尼的收有《宝贝儿》的唱片。我自己包装好，并用红绸带打了礼品 结。直子送我一副她亲手织的毛线手套，大拇指部分有点不够长， 但还是很暖和的。 　　"对不起，我笨得很。"直子脸红了，羞赧地说。 　　"不要紧。瞧，这不蛮好么？"我戴上手套给她看。 　　"不过这回，总可以不用再把手插到大衣袋里去了吧。"直子 说。 　　这年冬天直子没回神户。我因为那份零工要做到年底，归终也 呆在东京没动。即使回神户，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又没有要见的 人。新年的时候，宿舍食堂关了门，我便在直子公寓里搭伙。两人 烤饼，简单地做了煮年糕。 　　１９６９年一二月间，可说是多事之秋。 　　ｌ月底，敢死队发烧近四十度，卧床不起。我同直子的约会也 因此告吹。我好不容易弄到两张音乐会的招待票，约直子一同去 看。管弦乐队将演奏直子最喜欢的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她正满 怀期待。不料敢死队在床上不停地翻滚，一副垂死挣扎的狼狈相。 我总不能把他扔下不管。而且也找不到能代为照料他的热心人。我 买来冰块，用好几个塑料袋套在一起做成冰袋，拿冷毛巾给他擦 汗，每隔１小时量次体温，连衬衣也为他换了。高烧整整一天未退。 但第二天清早他居然"咕噜"一声翻身下床，若无其事地做起广播 体操来了，一量体温，三十六度二，实非常人可比。 　　"奇怪啊，这以前我从来没发过什么烧！"听敢死队这语气，俨然罪过在我。 　　"可到底发烧了嘛！"我气恼地说。并把两张因他发烧而作废的票掏给他看。 　　"晤，好在是招待票。"敢死队说。我恨不得一把抓起他的收音 机抛出窗口。头又痛了起来，我重新上床，掀被便睡。 　　２月间下了几场雪。 　　近２月末，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和同住一个楼层的高年级生吵 了一架，打了他一顿，把他的头往水泥墙上撞。幸亏没受大伤，永泽 又妥善处理了事态，我才只是被管理主任叫去训了几句。但从此以 后，便总觉得宿舍生活有些快快不快起来。 　　 如此一来二去，学年结束，春天来临。我丢了几个学分，成绩很 平常，大半是Ｃ或Ｄ，Ｂ少得可怜。直子却一个学分不少地升人二 年级。季节转了一轮。

这天夜里，我同直于睡了。我不知这样做是否正确。即使 ２０年 后的今天仍不知道。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不过那时候却只能这样 做。她情绪激动，不知所措，希望得到我的抚慰。我关掉房间的电 灯，缓缓地轻轻地脱去她的衣服，自己也随之脱掉，然后抱在一起。 那是个温和的雨夜，我们赤身裸体也未感到寒意。我和直子在黑暗 中默默相互抚摸身体，吻着嘴唇。她的下部温暖湿润，等待着我。　　然而当我探进去时，她却说很痛。我问是不是初次，直子点了 点头。这倒使我有点不解了--我一直以为本月和直子早已睡过。 我一动不动，久久地紧紧抱住她，等她镇静下来……最后，直子用 力抱住我发出呻吟声，在我听过的最冲动时的声音里边，这是最为 凄楚的。 　　全部结束之后，我问她为什么没和本月睡过，其实是不该问 的。直子把手从我身上松开，再次啜泣起来。我从壁橱里取出被褥， 让她躺好，一边吸烟一边看着窗外的绵绵春雨。 　　 早上，雨已停了。直子背对我睡着，说不定昨晚她彻夜未眠。睡 也罢没睡也罢，她的嘴唇已失去语言，身体冻僵一般硬挺挺的。我 搭了几次话她都不做声，身体纹丝不动，我许久地看着她裸露的肩 头，无可奈何地爬起身来。 　　席子上和昨晚一个样，散乱放着唱片套、玻璃杯、葡萄酒瓶、烟 灰缸等等。桌上剩有一半变形的生日蛋糕，就好像时间在这里突然 终止似的。我把它们归拢在一起，喝了两杯自来水。书桌上放着辞 典和法语动词表。桌前墙壁上贴着年历，那是一张既无摄影又无绘 画的年历。上面只有数字，一片洁白，没写字，也没记号。 　　我拾起落在地板上的衣服，穿在身上。衬衣胸口仍然湿冷冷 的。凑近一闻，漾出直子的气味。我在书桌的便笺上写道：等你冷 静下来以后，想好好跟你谈谈，希望尽快打电话给我，祝生日快乐。 然后再次看看直子的肩，走出房间，悄悄带上了门。

"拖这么久才回信，请原谅。但也请你理解：我花了很 长时间才能够写东西。这封信就写了不下十次之多。对 我来说，写东西是件十分吃力的苦差事。 　　先从结果写起吧。我已决定暂时休学１年。虽说暂 时，但重返大学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休学只是履行手 续。你也许觉得事出突然，但这是我长期以来考虑的结 果。有好几次我想跟你谈起，但终于未能开口。我非常害 怕把它说出口来。 　　很多事都请你不要介意。即便发生了什么，或者没有 发生什么，我想结局恐怕都是这样的。也许这种说法有伤 你的感情。果真如此，我向你道歉。我想要说的，是希望 你不要因为我而自己责备自己，这确确实实是应该由我 一个人来全部承担的。一年多来我一再拖延，觉得给你添 了很大麻烦，或许这已是最后极限。 　　我搬出国分寺的公寓后，回到神户家里，跑了一段时 间医院。医生说京都一座山中有一家可能对我合适的疗 养院，我便打算前去试试。准确说来，那并不是医院，而是 自由得多的疗养设施。详情下次再写。现在还写不好。对 现在的我来说，需要的是在某个与世隔绝的静寂地方休 养神经。 　　你在我身边陪伴了一年时间，对此我以我的方式表示感谢。这点无论如何请你相信。你没有伤我的心，伤我 心的是我自己，我想。　　眼下我还没有见你的准备，不是不想见，是没完成见 的准备。一旦准备完成，我马上写信给你。到那时候，我 想我们也许会多少相互了解。如你说的那样，我们应该加 深对对方的了解才是。 　　再见。" 　　这封信我读了几百遍。每次读都觉得不胜悲哀。那正是同被 直子盯视眼睛时所感到的同一性质的悲哀。这种莫可名状的心绪， 我既不能将其排遣于外，又不能将其深藏于内。它像掠身而去的阵 风一样没有轮廓，没有重量。我甚至连把它裹在身上都不可能。风 景从我眼前缓缓移过，其语言却未能传人我的耳底。 　　每到周六晚间，我依旧坐在大楼沙发上消磨时间。不可能有电 话来，也没有要做的事，我常常打开电视的棒球转播节目，似看非 看地看着。我把横亘在我与电视之间空漠的空间切为两半，又进而 把被自己切开的空间一分为二。如此反复无穷，直至最后切成巴掌 大小。 　　１０点一到，我便关掉电视，返回房间，倒头便睡。

月底，敢死队送我一只萤火虫。 　　萤火虫装在速溶咖啡的空瓶里。里边放了些许草叶和水，瓶盖 钻了几个细小的气孔。因为四周天光还亮，看上去不过是个平庸无 奇的水边栖生的小虫而已。敢死队却一口咬定是萤火虫，还说他对 此十分熟悉。而我又没掌握什么反驳的理由和证据。也好，就算是萤火虫吧！萤火虫一副睡眼惺论的样子，企图爬上光溜溜的瓶壁， 但每次都滑落下来。 　　"在院子里来着。" 　　"这儿的院子？"我吃了一惊。 　　"喏，附、附近那家宾馆为了招待顾客，一到夏天就放萤火虫 吧？就是从那边错飞过来的。"他一边说一边往大旅行箱里塞放衣 服、本子等物。 　　暑假已经过去几周时间了，滞留宿舍的只有我们这样的人。我 不大乐意回神户，继续打工，他因为有实习任务。现在实习已经结 束，正准备回家。敢死队的家在山梨。 　　"这个，送给女孩子，她肯定高兴得不行。"他说。 　　"谢谢" 　　日落天黑，宿舍院里十分寂静，竟同废墟一般，国旗从旗杆降下，食堂窗口亮起灯光。由于学生人数减少，食堂的灯一般只亮一 半。左半边是黑的，只有右半边亮。但还是微微荡漾着晚饭的味道， 是奶油加热后的气味儿。 　　我拿起装有萤火虫的速溶咖啡瓶，爬上楼顶天台。天台上空无 人影，不知谁忘收的白衬衣搭在晾衣绳上，活像一个什么空壳似的 在晚风中摇来荡去。我顺着天台角上的铁梯爬上供水塔。圆筒形 的供水塔白天吸足了热量，暖烘烘的。我在狭窄的空间里弓腰坐 下，背靠栏杆。略微残缺的一轮苍白的月亮浮现在眼前，右侧可以 望见新宿的夜景，左侧则是池袋的灯光。汽车头灯连成闪闪的光 河，沿着大街往来川流不息。各色音响交汇成的柔弱的声波，宛如 云层一般轻笼着街市的上空。　　萤火虫在瓶底微微发光，它的光过于微弱，颜色过于浅淡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萤火虫是很早以前。但在我的记忆中，萤火虫该是 在夏日夜幕中拖曳着鲜明璀璨得多的流光。于是我一向以为萤火虫发出的必然是那种灿烂的、燃烧般的光芒。 　　或许，萤火虫已经衰弱得奄奄一息。我提着瓶口轻轻晃了几 晃，萤火虫把身子扑在瓶壁上，有气无力地扑棱一下。但它的光依 然那么若隐若现。 　　我开始回想，最后一次看见萤火虫是什么时候呢？在什么地方 呢？那情景我是想起来了，但场所和时间却无从记起。沉沉暗夜的 水流声传来了，青砖砌就的旧式水门也出现了。那是一座要一上一 下摇动手柄来启闭的水门，河并不大，水流不旺，岸边水草几乎覆 盖了整个河面。四周一团漆黑，熄掉电筒，连脚下都不易看清。水 门内的积水潭上方，交织着多达数百只的萤火虫。萤火宛似正在燃 烧中的火星一样辉映着水面。 　　我合上眼帘，许久地沉浸在记忆的暗影里。风声比平时更为真 切地传人耳畔。尽管风并不大，却在从我身旁吹过时留下了鲜明得 不可思议的轨迹，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夏夜已有些深了。 　　我打开瓶盖，拈出萤火虫，放在大约向外侧探出３厘米的给水 塔边缘上。萤火虫仿佛还没认清自己的处境，一摇一晃地绕着螺栓 转了一周，停在疤痕一样凸起的漆皮上。接着向右爬了一会，确认 再也走不通之后，又拐回左边。继之花了不少时间爬上螺栓顶，僵 僵地蹲在那里，此后便木然不动，像断了气。 　　我凭依栏杆，细看那萤火虫。我和萤火虫双方都长久地一动未 动。只有夜风从我们身边掠过。榉树在黑暗中磨擦着无数叶片，籁 籁作响。 　　我久久、久久地等待着。 过了很长很长时间，萤火虫才起身飞去。它顿有所悟似的，蓦地张开双翅，旋即穿过栏杆，淡淡的萤光在黑暗中滑行开来。它绕 着水塔飞快地曳着光环，似乎要挽回失去的时光。为了等待风力的 缓和，它又稍停了一会儿，然后向东飞去。　　萤火虫消失之后，那光的轨迹仍久久地印在我脑海中。那微弱 浅淡的光点，仿佛迷失方向的魂灵，在漆黑厚重的夜幕中往来彷徨。 　　我几次朝夜幕中伸出手去，指尖毫无所触，那小小的光点总是 同指尖保持一点不可触及的距离。

"住在半岛区北大冢这鬼地方的，找遍全校也只我自己。这还不算，父亲职业一栏还填这么一笔：'经营书店'。这么着，班上的人都对我感到新奇，说喜欢什么书就能看什么书。天大的玩笑！她们脑袋想的，是像纪伊国那样的大型书店。对她们来说，提起书店，只能做那样的想象。可实况简直惨不忍睹，小林书店，我可怜的小林书店！咣咣当当地打开门一看，迎面一排除杂志没别的。脱手最快的是《妇女杂志》，就是附录中带有四十八种性生活新技巧插图的那种货色。附近的
太太
们买回家，坐在厨房餐桌旁背得滚瓜烂熟，等丈夫回家演习一番。那东西真是黄得可以，鬼晓得世上的太太们每天想的是什么！再就是连环画，也有些销量，什么《月报》、《星期天》、《飞人》。当然还有周刊。总之几乎全靠杂志赚钱。文库丛书也有一点，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什么推理啦演义啦色情啦。因为只有这些卖得出去。再往下就是实用书籍，例如《围棋谱》、《盆景 制作方法》、《婚礼致辞大全》、《性生活人门》、《快速戒烟法》等等。另外我们连文具也卖。账台旁边摆着圆珠笔、铅笔和本子之类。就这些。没有《战争与和平》，没有《性的人》，没有《麦田里的守望者》。这就是小林书店，这烂摊子到底有什么可值得羡慕的？莫非你羡慕不成？" 　　"你讲得真够活灵活现的！" 　　"喏，就是这么个店。附近的人都来买书，也送货上门，老顾客也还不少，一家四口糊口是绰绰有余。没有债款，可以供两个女儿上大学，如此而已。此外再想干大一点的事，就力不从心了。所以， 本来就不该把我送去那样的学校，那只能活受罪。每逢要捐什么款的时候，都要给父亲罗嗦个没完没了；和同学外出游玩，一到吃饭时间就心惊胆战，生怕走进价钱贵的饭店弄得掏不出钱。这样的人生简直漆黑一团。你家有钱？" 　　"我家？我家属于再普通不过的工薪阶层。既不很富，也不特穷。送儿子到东京读私立大学，我想怕是够吃力的。好在子女只我这一个，还不成问题。汇款没那么多，就打点零工。非常一般的家 庭。有个小院子，有丰田，有皇冠。" 　　"打什么零工？" 　　"每星期在新宿一家唱片店干三个晚上。工作满舒服，坐在那里看东西不丢就行了。" 　　"唔--"绿子说，"我还以为你从来没在钱上吃过苦头呢，总觉得你不像。" 　　"也算不得吃苦头，是的。不过是说钱不是大把大把的。世上的人大都如此。" 　　"我读过的那间学校大多都是富翁。"她手心朝上地放在膝部， "问题就在这里。" 　　"那么，以后可就要同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打交道喽，哪怕你再讨厌也罢。" 　　"嗯，你认为有钱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不晓得。" 　　"是可以说没钱呀。例如我向班上的朋友提议做点什么，对方就说'我现在没钱，不行'，可要是我处在对方的立场，就无论如何也说不出口。我要是说'现在没钱'，那就真的是没钱。太惨了！长得漂亮的女孩儿可以说'我今天脸难看得很，不想外出'，可要是换个丑八怪女孩同样说一句试试，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哩！二者同一道理。这就是我所处的世界，６年时间，直到去年。" 　　"不久就会忘掉的。"我说。 　　"恨不得马上忘掉。这次上了大学，我着着实实出了口长气，周围都是普通人。"她微微扭一下嘴角，笑吟吟地用手心摸摸短发。 　　"你在打什么零工？" 　　"呃，写地图解说词。知道吧，买地图时不是附带一份小册子么？上面有城镇的说明，有人口和名胜的介绍等等。例如这里有如此这般一条郊游路线，有如此这般一个传说，开着如此这般的花，飞着如此这般的鸟，这个那个的，我的工作就是写这类解说稿。没有比它再容易的了，眨眼工夫就完。去日比谷图书馆翻一天书，足可以写出一册。只要摸透一点点诀窍，有的是事儿可做。" 　　"诀窍？什么诀窍？" 　　"就是--把别人不写的内容多少加进去一点。这一来，地图公司的负责人就会认为'那孩子会写文章'，心里佩服得不得了，就又找工作给你。其实也用不着大动脑筋，一点点就足够了。比方说吧，有个村庄由于修筑水库而在这里沉没了，但候鸟至今仍记得这个村庄，每当那个季节来临，便会出现小鸟们在水面上空盘旋不已的情景。这类趣闻只消写进去一个，公司的人就会喜出望外。还不是，多形象多有气氛啊！可是一般打零工的人却不怎么用这份心 计。所以，靠写这解说稿，我正经挣了几个好钱。" 

我帮她洗碗。站在她旁边，把她洗过的碗用毛巾擦干，放在烹调台上。 　　"噢，你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今天？"我问。　　"妈妈在坟里，两年前死的。" 　　"这个，刚才听你说了。" 　　"姐姐同未婚夫幽会。好像到什么地方兜风去了。她的那位在汽车厂工作，所以她特别喜欢汽车。我可是不大喜欢。" 　　说完默默洗碟子，我便默默地擦。 　　"往下就是我爸爸了。"绿子停了一下说。 　　"呃。" 　　"爸爸他去年６月去了乌拉圭，一直没回来。" 　　"乌拉圭？"我一愣，"何苦去乌拉圭那样的地方？" 　　"想移居乌拉圭，他那人，活像天方夜谭的阿拉伯人。当兵时的一个熟人在乌拉圭办农场，心血来潮地说去那里很好混，就一个人搭飞机走了。我死说活说劝他别去，告诉他去那样的地方根本行不通，又不懂语言，再说首先连东京都没怎么离开过，但怎么说也不顶用。肯定是我妈死了以后，他悲伤得不知怎么才好，脑袋那根弦也随着断了。他爱我妈就爱到这个地步，真的。" 　　我不便应和什么，张着嘴，望着绿子。 　　"妈妈死的时候，你猜爸爸对着我和姐姐说什么来着？这么说的：'我十分懊悔，真不如叫你们两个替你妈妈死算了！'听得我俩目瞪口呆。还不是，再怎么样也不好那样说话呀。当然喽，那是出于丧失至亲至爱伴侣后的难过、悲哀和痛苦，这我知道，也很同情。但也不至于说什么让亲生女儿去替死那样的话，你说是不？你不认为未免过分了？" 　　"啊，倒也是的。" 　　"我们也很伤感情。"绿子摇摇头，"总而言之，我们这家人都有点神经兮兮的，多少有点出格离谱。" 　　"有点儿。"我也承认。 　　"不过，你不觉得人与人相爱是件好事？爱夫人爱得甚至当女儿面说什么不如叫你们替死是件好事？" 　　"或许。" 　　"这还不算，还跑到乌拉圭去了，没事似的甩下我们不管。" 　　我闷头擦拭盘子。全部擦完，绿子把我擦过的所有碟碗整整齐齐地放进餐具橱。 　　"父亲那边没音信？"我问。 　　"今年３月，来过一张带画的明信片。可具体也没写什么。只是说那边很热，水果不像预想的那么好吃--就这么点。简直是开玩笑！那明信片上还居然画的是一头蠢驴！真神经！连见到哪个朋友或熟人没有也没提。最后还写，等稍微安顿下来后，把我和姐姐叫去。以后再杳无音信。这边去信也不理。" 　　"那么，假如你爸爸叫你去乌拉圭，你怎么办？" 　　"就去看看嘛，不是挺有趣的？姐姐说她坚决不去。我姐她最最讨厌不卫生的东西不卫生的地方。" 　　"乌拉圭就那么不卫生？" 　　"不晓得。姐姐认定是那样。说路上一层驴粪，上面趴满苍蝇， 冲厕所的水又不通，蜥蜴蝎子到处一动一动地乱爬。说不定她在哪里看了这类电影。姐姐对虫子算是深恶痛绝的。她最开心的就是坐着狂吼乱叫的车子在湘南一带来回兜风。" 　　"呃--" 　　"乌拉圭，满不错嘛，去也未尝不可。" 　　"那一来这店谁来管呢？"我问。 　　"姐姐在半死不活地管着。住在附近的伯父每天都来帮忙，还去送货。我有时间也帮把手，反正开书店也不是什么重活儿，怎么都干得了。要是怎么都干不下去的话，就干脆连店铺一卖了事。" 　　"你喜欢父亲？" 　　绿子摇摇头："也不是很喜欢。" 　　"那为什么要跟到乌拉圭去呢？" 　　"信赖他。" 　　"信赖？" 　　"是啊。喜欢倒不怎么喜欢。但是我信赖，信赖爸爸。在失去夫人的打击下，扔下家扔下孩子扔下工作，手一甩去了乌拉圭-- 我信赖这样的人。明白？" 　　我喟叹一声："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 　　绿子好笑似的笑着，轻轻捶一下我的脊背，说： 　　"好了好了，怎么都无所谓。"

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兵荒马乱地出了不少事。好个奇妙的日子。就在绿子家附近发生了一场火灾，我们爬上三楼的晾衣台观看，而且不知不觉地接了吻。这么说也许像是装傻，可过程确实如此。 　　我们一边说学校里的事一边喝饭后咖啡。这时传来消防车的警笛声。声音越来越大，数量也似乎越来越多。楼下有很多人奔跑，８０有几个人大声呼号。绿子跑到临街房间，推窗往下看了看，然后说声"等一下"就不见影了。只传来"咚咚"上楼的音响。 　　我边喝咖啡边思索乌拉圭在什么地方。那里是巴西，那里是委内瑞拉，这边是哥伦比亚--如此想了半天，却怎么也弄不清乌拉圭的确切位置。这工夫，绿子下来，叫我赶紧一起过去。我便尾随其后，爬上走廊尽头处一架又窄又陡的木楼梯，到得一处很宽敞的晾衣台。晾衣台比周围住宅的屋脊明显高出一截，临近一带尽收眼底。隔三四座房子的对面，浓烟滚滚，腾空而起，顺着微风朝大街那边荡去。空气中飘着焦烟味儿。 　　"是阪本那里。"绿子从栏杆探出身子说，"阪本搬来之前是一家开室内建材店的，现在早已关门不做买卖了。" 　　我也从栏杆上探出上身朝那边张望。不巧正位于一座三层楼的背后，详细情形看不清，好像有三四辆消防车在进行灭火作业。由于路本来就窄，至多能开进两辆，其他车只好在大街那边伺机而动。路面自然给看热闹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我看最好把贵重的物品收抬收拾，这里也得避一下难。"我对绿子说，"现在风向相反，但不知什么时候转过来，而且加油站就在跟前。收东西吧，我来帮忙！" 　　"根本就没有贵重东酉。"绿子说。"可总该有什么吧？存款原始印章证书……首先钱没有了就是麻烦事。" 　　"不要紧，我不跑的。" 　　"这里烧着也……？" 　　"嗯。"绿子说，"死了就死了呗！" 　　我看着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着我的眼睛。她一下子把我弄晕了：不知她话里多少成分是真，多少成分是假。我注视了她一会儿， 渐渐地，开始觉得反正都无所谓。　　"好，明白了，奉陪就是，陪你。"我说 　　"和我一块儿死？"绿子眼睛一亮。 　　"难说。一旦势头不妙我可得逃走。 要死你一个人死好了！" 　　"冷酷。"　　"只讨你一顿午饭，怎么能连命都一块搭进去呢，晚饭也招待的话倒另当别论。" 　　"你这人！算啦算啦。反正先在这儿看一会吧。我来唱歌给你听。" 　　"唱歌？" 　　绿子跑去下面，拿上来两张坐垫、四瓶啤酒和吉他。于是两人眼望团团涌起的黑烟喝起啤酒来。我问绿子如此做法是否会招致左邻右舍的白眼。因为我觉得：面对附近失火的场景在阳台上饮酒唱歌委实算不得正当行为。 　　"没事儿，管它！我们早已决定对周围的事来个不屑一顾！" 　　她唱起以往流行过的民歌。歌也好吉他也好实在不敢恭维，但本人却是满脸自我陶醉的神情。她唱了《柠檬树》、《粉扑》、《五百英里》、《花落何处》、《快划哟米歇尔》，一首接一首唱下去。起始，绿子教了我低音部分，准备两人合唱，可惜我的嗓音实在南腔北调，只好忍痛作罢，由她一个人尽情尽兴地引吭高歌。我口呷啤酒，耳闻歌乐，眼观火势，而且专心致志。眼见浓烟骤然腾空，旋即不大不小，周而复始。人们或狂喊乱叫或发号施令。报社的直升飞机自天 外飞来，震天价地吼个不止。取完镜头便掉头就跑，但愿别连我俩的行径也拍进去。警察的大音量扩音机对着幸灾乐祸的围观者大吼大叫，命令他们再往后退。小孩没好声地哭爹叫娘，玻璃"劈啪" 乱响。俄而，风头开始倒转，白灰状物朝我们四周翩然飞来。然而绿子兀自吱吱有声地喝着啤酒，自鸣得意地大唱其歌。会唱的一股脑儿全部唱罢，又唱起了自己填词作曲的莫名其妙的歌。　　　　本想给你做领菜，　　　　可惜我没有锅。　　　　本想给你织围巾，　　　　可惜我没有线。　　　　本想给你写首诗，　　　　可惜我没有笔。

过了３０分钟，火终于熄了。烧的面积似乎不很大，也没有人受伤。消防车也只留一辆，其余都掉头跑了。人群吵吵嚷嚷地撤离了商店街。剩下维持交通秩序的警车在空荡荡的路面上来回旋转着警灯。不知从何处飞来两只乌鸦，蹲在电线杆顶头俯视地面上的光 景。 　　火灾过去后，绿子显得有些疲惫不堪。身体有气无力，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的天空，几乎不再开口。 　　"累了？"我问。 "不是累，"绿子说，"只是好久都没这么放松身体了，呼地一下子。" 　　我看看绿子的眼睛，绿子也看看我的眼睛。我搂过她的肩，吻住她的嘴。绿子只是肩头稍微抖动一下，旋即软绵绵地闭上眼睛。约有五六秒，我们悄无声息地对着嘴唇。初秋的阳光把她的眼睫毛投影在脸颊上，看上去微微发颤。 　　那是一个温柔而安然的吻，一个不知其归宿的吻。假如我们不在午后的阳光中坐在晾衣台上喝着啤酒观看火灾的话，那天我恐怕不至于吻绿子，而这一心情恐怕绿子也是相同的。我们从晾衣台上久久地观看着光闪闪的房脊、烟和红脑袋蜻蜓，心情不由变得温煦、亲密起来，而在无意中想以某种形式将其存留下来，于是我们接了吻，就是这种类型的吻。当然，正像所有接吻那样，我们的接吻也不是说不包含某种危险。 　　最先开口的是绿子。她轻轻拉住我的手，似乎难以启齿地说她有个正在相处的人。我说好像猜得出来。 　　"你有可心的女孩儿？" 　　"有的。" 　　"那星期天怎么老是闲着？" 　　"这复杂得很。"我说。 　　随即我意识到：这个初秋午后的瞬间魔力已经杳然遁去了。 　　５点时，我说要去打工，离开绿子家。我邀她出去简单吃点东西，她没答应，说怕有电话打来。 　　"整整一大天都憋在家里等电话，真是烦透了。孤零零一个人，觉得身体就像一点点腐烂似的。渐渐腐烂、融化，最后变成一洼黏糊糊的绿色液体，再被吸进地底下去，剩下来的只是衣服--就是这种感觉，在干等一天的时间里。" 　　"要是还有这类等电话的事，我来奉陪，不过可要搭一顿午饭。"我说。 　　"好的。连饭后的火灾也准备好。"绿子说。

　　读到最后，我又从头读起。然后下楼在自动售货机买来可口可乐，边喝边再次读了一遍。这才把七页信纸装进信封，放在桌面。淡红色信封上，用工工整整（作为女孩儿来说未免工整得过分）的小字写着我的姓名和地址。我坐在桌前，看这信封看了半天。信封后面的地址写着“阿美寮”。好奇特的名称。我思索了五六分钟，推想这名称可能来自法语的ａｍｉ（朋友）。 　　我把信塞入抽屉，换衣服出门。因我隐约觉得若守着这封信，说不定会反复读上十遍二十遍。我像以往同直子在一起时那样，在星期天的东京街头漫无边际地独自东游西逛。我一边走街串巷，一边一行行地回想她的信，以自己的看法左思右想。日落以后，我折回宿舍，给直子所在的“阿美寮”打长途电话。接电话的是位女事务员，明白了我的用意。我道出直子的名字，问可不可以在明天偏午 时分前去会面。她问罢我的姓名，叫我半个小时后再打一次。 　　饭后我便又打电话，接电话的仍是那位女性，告诉我可以会面，即可前去。我道过谢，放下听筒，把备换的衣服和牙具塞入帆布包。然后边喝白兰地边读《魔山》剩下的部分。好歹人睡时，已过半夜１点了。 　

玲子吐了口烟，把剩下的桔汁一口喝下：“这里的生活本身就是疗养。生活有规律，做体育运动，同外界隔离，安静，空气新鲜。我们有自己的田，生活基本自给自足。和眼下流行的那种公社差不多。只是这里收费相当高，这点又跟公社有所区别。” 　　“高到什么程度呢？” 　　“倒不是高得离谱，可也不便宜。瞧，多气派的设施啊，地方大，患者少，职员多。就我来说，长久以来就呆在这里，加之差不多顶半个工作人员用，住院费才实质上等于免除，倒还算是不错。嗳，不喝咖啡？” 我说想喝。　　她于是熄掉烟，欠起身，去咖啡加热器那边接满两杯端来。她放进砂糖，用小勺搅拌着，蹙起眉头喝了一口。 　　“这座疗养院，不是营利性企业。靠这笔不算特别高的住院费还维持得下去。用地全都是一个人捐赠的，建立了法人。以前这一带是那人的别墅，大约２０年前。看见那幢老房子了吧？” 　　我说看见了。 一以前建筑物只有那一座，把患者集中在那里集体疗养来着。说起事情的原委么，是这样的：那人的儿子同样有精神病倾向，专科医生便劝其进行集体疗养。那位医生的理论是说，在远离人烟的地方大家互助互爱，同时从事体力劳动，医生也参加，提出建议，检查症状，从而使某种病得到彻底治疗。这里就是这样创办的，后来规模逐渐扩大，成了法人。农场也扩展了，５年前又建了这座主 楼。” 　　“治疗是有效果的喽？” 　　“呃，当然不可能包治百病，治不好的人还是为数不少的。但另一方面，确实也有很多一度不行的人在这里康复出院。这里最大的好处在于大家互相帮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不健全，因此都想互相帮助。而其他地方则不是这样。遗憾的是，其他地方，医生始终是医生，患者一直是患者。患者求助于医生，医生给患者以帮助。但这里却是互相帮助，互相引以为鉴。而且医生是我们的同伴，在旁边一发现我们需要什么，便赶紧过来帮忙。有时候我们也帮他们忙。因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是强过他们的。例如我就教一个医生弹钢琴，有个患者教护士学法语，就是这样。得我们这种病的人，有不少人学有专长。所以在这里我们都一律平等，不论患者还是工作人员，你也在内。你在这儿的时间里就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我帮助你，你也帮助我。”玲子和蔼地牵动脸上的皱纹，笑道，“你帮助直子，直子也帮助你。” 　　“我怎么做才好呢，具体的？” 　　“首先你要有帮助对方的愿望，同时也要有请别人帮助自己的心情。其次要诚实。花言巧语、文过饰非、弄虚作假都是要不得的。只这样就可以了。” 　　“努力就是。”我说，“不过，你怎么会在这里呆７年呢？听你这么多话，我不觉得里面有什么不正常的。” 　　“这是白天，”她做出愁苦的样子，“到夜晚可就大变样了。一到夜晚，我就流着口水，在地板上团团打滚。” 　　“真的？”我问。 　　“骗你，怎么可能呢。”她边说边难以置信似的摇着头，“我已经恢复了，现在。我留在这里，只是因为喜欢帮助各种各样的人也恢复健康。教音乐，种蔬菜，我喜欢这儿。大家都像朋友一样。相比之下，外面的世界又有什么呢？我今年３８，眼看４０，和直子不一样。我从这里出去，也没有等待我的人，没有接收我的家，没有像样的工作，又几乎没有朋友。再说我来这里已经７年，世上的事，早就一无所知了。当然，有时也在图书室看看报。但这７年时间里我一步也没离过这里呀！就算现在出去，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也许会有新的世界在你面前展开的。”我说，“试一试的价值总还是有的吧？” 　　“这——或许。”说着，她把打火机在手心里翻来覆去转动了半天，“可是，渡边君，我也有我的具体情况。要是愿意听，下次慢慢讲给你。” 　　我点点头。 　　“那么，直子好转了？” 　　“嗯，我是这样看的。刚来的时候头脑相当没有条理，我们都不知所措，有些担心。但现在已安稳下来，讲话也比以前强多了，可以表达自己想要说的内容……可以说，确实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不过，那孩子真该更早些接受治疗。在她身上，从那个叫木月的男朋友死时就已开始出现症状。况且对这点家里人该看得出来，她本人也该知道。也有家庭背景……” 　　“家庭背景？”我一惊，反问道。 　　“哎哟，你还不知道？”玲子比我还要吃惊。 　　我默默点头。 　　“那么直接问直子好了，还是那样好些。那孩子会老实告诉你一切的，她有这个心思。”玲子又拿小勺搅拌咖啡，啜了一口，“此外，这里有条规定，我想还是一开始就挑明为好，就是禁止你同直子两人单独在一起。这是守则，外面的人同会面对象不能独处。因此，经常有监察员——实际上就是我——不离左右。我也觉得难为情，只好请你忍耐一下，好吗？” 　　“好的。”我笑道。　　“不过别有什么顾虑，两人尽管敞开说。别把我在旁边放在心上。你同直子之间的事，我全部晓得。” 　　“全部？” 　　“基本全部。”她说，“我们不是集体疗养么，所以我们差不多都晓得。再说我和直子两人是无话不谈的。这里没那么多秘密。”

我边喝咖啡边注视玲子的脸。“老实说，我弄不明白，又不明白在东京时我对直子所做的是不是真的正确。关于这点我一直在考虑，但现在也还是稀里糊涂。”　　“我也不明白呀，”玲子说，“直子也不明白。那是应由你们两个畅所欲言来判定的事。是吧？即使发生什么，也可以使其朝好的方向发展，只要互相理解。至于那件事做得是否正确，这以后再细想恐怕也未尝不可。” 　　我点点头。 　　“我想我们三人是可以互相帮助的，你、直子和我——只要我们以诚相待，有互相帮助的愿望。三个人要是心往一处想，有时候可以创造奇迹。你在这里住到什么时候？” 　　“打算后天傍晚回东京。一来要打工，二来星期四有德语考试。” 　　“可以的。那么就住在我们房间好了。这样既省钱，又能尽情畅谈。” 　　“我们？指谁？” 　　“我和直子的房间呀，这还用说。”玲子说，“房间是分开的。而且有个沙发床，保管你睡得香甜，放心就是。” 　　“可是，这不会有什么问题吗，男客住在女宿舍里？” 　　“瞧你，你总不至于半夜１点来我们房间轮流戏弄一番吧？” 　　“当然不至于，怎能那样！” 　　“所以不就什么问题就没有了！就住在我们那里，慢慢地聊，天南海北聊个够，这有多好！而且又没有隔阂，我还可以弹吉他给你们听。我正经有两手哩！” 　　“不过真的不打扰吗？” 　　玲子叼上第三支七星烟，嘴角猛地一撇，点上火，“这点，我们两人早都商量好了，还准备由两人共同招待你，私人性质的。你还是老实地接受下来吧。” 　　“当然求之不得。”我说。 　　 玲子蹩起眼角的皱纹，许久地盯着我的脸：“你这个人，说话方式还挺怪的。”她说，“是模仿《麦田里的守望者》里那个男孩吧？” 　　“从何谈起？”我笑了。 　　玲子也叼着烟笑了：“不过，你是个诚实的人。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在这里住了７年，来来往往的很多人我都见过，我会看人。知道肯掏心的人和不掏心的区别。你属于肯掏心的人。准确说来，是想掏就能掏心的人。 　　“掏出又怎么样呢？” 　　玲子仍然叼着烟，不无欣喜地在桌面上把两手攥在一起。“会康复的。”她说。烟灰落在桌上，她也没有顾及。

只有一次——那白衣男子突然回头问我：“在这里呆到什么时候啊？” 　　“住两晚，星期四回去。”我回答。 　　“现在的季节不错吧？不过，等到冬天你再来看看，漫山遍野银白一片，壮观得很咧！”他说。 　　“直子说不定等不到下雪就出去了。”玲子对男子说。 　　“啊，可冬天确实不错的哟！”他神情认真地重复道。于是我愈发弄不清他是否真是医生了。 　　“大家都在谈什么呢？”我试着问铃子。她似乎不大明白我问话的用意。 　　“谈什么？平常事啊。一天中遇到的事，看的书，明天的天气，不外乎这些。大概你总不至于以为会有人突如其来地站起大声宣布‘今天北极熊吞食星座所以明日有雨’吧？” 　　“噢，当然我不是指这个。”我说，“我看大家说话都那么小声细气的，心里就不由纳闷他们究竟在谈什么。” 　　“因为这里静，所以人们说起话来声音自然就放低下来。”直子把鱼刺整齐地堆在盘子的一端，用手帕擦擦嘴角，“再说也没有必要提高嗓门，既用不着说服谁，又没有引人注目的必要。” 　　“怕也是。”我说。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静悄悄进食的时间里，我竟奇异地怀念起人们的嘈杂声来。那笑声、空洞无聊的叫声、哗众取宠的语声，都使我感到亲切。这以前我被那嘈杂声着实折磨得忍无可忍，可是一旦在这奇妙的静寂中吃起鱼来，心里却又总像是缺少踏实感。这食堂的气氛，类似特殊机械工具的展览会场：对某一特定领域怀有强烈兴趣的人集中在特定的场所，交换惟独同行间才懂得的信息。 　　饭后返回房间，直子和玲子说要去“Ｃ区”的公共澡堂，并说如果我只淋浴的话可用这里的盥洗室。我说也好。等她们走后，我便脱衣服淋浴，洗了头。然后一边用吹风机吹头发，一边抽出威尔·埃文斯的唱片放上。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它同直子生日那天我在她房间里放听几次的那张唱片是同一张。就是直子哭泣不止、我抱她睡觉的那个夜晚。事情不过发生在半年前，我却觉得似乎过去了很 久很久。或许因为我对此不知反复考虑了多少次的缘故。由于考虑的次数太多了，对时间的感觉便被拉长，而变得异乎寻常。　　月光十分皎洁，我便关掉房间的灯，倒在沙发上听威尔·埃文斯的钢琴曲。窗口泻进的明月银辉，把东西的影子拖得长长的，宛如涂了一层淡墨似的隐隐约约印在墙壁上。我从帆布包中取出装有白兰地的薄金属水筒，倒进嘴里一口，缓缓咽下。一种温煦的感觉从喉头往胃慢慢下移，继而又从胃向身体的各个角落扩散开来。我又喝了一口，然后把水筒盖好，放回帆布包。月光似乎随着音乐摇曳不定。

约摸过了２０分钟，直子和玲子从澡堂回来。　　“从外面看，房间的灯全都熄了，黑黑的一团，吓了我一跳。”玲子说，“我以为你打点行装回东京去了呢！” 　　“那怎么能。好久没看见过这么亮的月光，就把灯关了。” 　　“不满好的吗，这样。”直子说，“嗳，玲子姐，上次停电时用的蜡烛好像还有？” 　　“大概在厨房抽屉里吧。” 　　直子去厨房拉开抽屉，拿来一枝粗大的白蜡烛。我点上火，把它立在烟灰缸里。玲子对烛火点燃支烟。四周依旧一片寂然，在这寂然中我们三人围蜡烛一坐，恍若世界的角落里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悄无声息的月影，飘忽不定的烛光，在洁白的墙壁上重叠交映，影影绰绰。我和直子坐在沙发上，玲子在摇椅上落座。 　　“怎么样，不喝点葡萄酒？”玲子对我说。 　　“这里喝酒也不要紧吗？”我不免愕然。 　　“实际是不允许的。”玲子搔搔耳垂，不好意思地说，“不过一般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只要喝的是葡萄酒啤酒之类，而且又不过量的话。我托一个认识的职员买回来一点点。” 　　“我俩常常把盏同欢咧！”直子调皮地说。　　“不错嘛。”我说。 　　玲子从电冰箱里取出白葡萄酒，用开瓶盖的工具打开，拿来三只玻璃杯。葡萄酒香酣爽口，仿佛在内院贮藏了很久。唱片放完时，玲子从床下面掏出吉他，打开后不胜怜爱般地调了调弦，慢慢地弹起巴赫的赋格曲。虽然不少地方指法不甚姻熟，但感情充沛，疾缓有致，而且充满柔情，充溢着对于演奏本身的喜悦之情。 　　“吉他是来这里后才开始弹的。房间里不是没有钢琴吗？所以就……纯属自学，加上手指对吉他还不适应，弹得很不成样子。不过我喜欢吉他，又小巧又简单……就好像一间温暖的小屋。” 　　她又弹了一支巴赫的小品，是组曲中的一段。望着烛光，喝着葡萄酒，谛听着玲子弹的巴赫，不觉心神荡漾。弹罢巴赫，直子提议弹一支甲壳虫乐队的曲子。 　　“现在是听众点播节目时间。”玲子眯缝起一只眼睛对我说，“直子来到后，我就日复一日地没完没了地弹甲壳虫，活活成了可怜的音乐奴隶。”　　她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弹起《米歇尔》，弹得非常精彩。 　　“好曲子！我，无比喜欢！”说完，玲子喝了一口葡萄酒，吸了口烟，“简直就像霏霏细雨轻轻洒过无边无际的茫茫草原。” 　　接着，她弹了《寂寂无人》，弹了《茱丽娅》。有时边弹边闭目合眼地摇着头，然后又呷口酒吸口烟。 　　“弹《挪威的森林》。”直子说。 　　玲子从厨房拿出一个招手猫形的贮币盒，直子从钱包里找出一枚百元硬币，投了进去。 　　“怎么回事，这？”我问。 　　“我点弹《挪威的森林》时，往这里投一百元钱，这是规矩。”直子说，“因为我最喜欢这支曲，才特意这么做的，表示打心眼里喜欢。” 　　“还能成为我的买烟钱。” 　　玲子揉了好几下手指，开始弹《挪威的森林》。曲子注满了她的感情，而她又不为感情所驱使。于是我也从衣袋里拈出一枚百元硬币投进贮币盒。 　　“谢谢。”玲子说着，莞尔一笑。 　　“一听这曲子，我就时常悲哀得不行。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似乎自己在茂密的森林中迷了路。”直子说，“一个人孤单单的，又冷，里面又黑，又没一个人出来救我。所以，只要我不点，她是不会弹这支曲的。” 　　“瞧你说的像电影《卡萨布兰卡》里似的。”玲子笑着说。

３０分钟后，我折身回去。走至楼门口，里面传来玲子弹吉他的声响。我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敲了下门。走进房间，不见直子，玲子一个人坐在地毯上弹吉他。她指了指卧室的门，仿佛说直子在里边。随后玲子放下吉他，坐在沙发上，叫我坐在旁边，并把瓶里剩的葡萄酒分倒在两个杯里。 　　“她不要紧的。”玲子轻轻拍着我的膝头说，“独自躺上一会儿就会安静下来，别担心，只是心情有点激动。嗯，我们两人到外面散散步可好？” 　　“好的。”我说。 　　我和玲子沿着街灯下的路面缓缓移动脚步，走到网球场和篮球场那里时，在长凳坐下。她从长凳底下取出橙色的篮球，捧在手中团团转动。稍顷，问我会不会打网球，我说会倒是会，只是非常差劲儿。 　　“篮球呢？” 　　“也不怎么拿手。” 　　“那么，你拿手的到底是什么呢？”玲子堆起眼角皱纹笑着问，“除了同女孩子睡觉以外？” 　　“那也算不得什么拿手。”我有点不悦。 　　“别生气，开个玩笑。嗳，到底怎样？什么东西拿手？” 　　“没有称得上拿手的啊。喜欢的倒是有。” 　　“喜欢什么？” 　　“徒步旅行、游泳、看书。” 　　“喜欢一个人做事啰？” 　　“嗯--或许。”我说，“以前我就对同别人配合的活动提不起兴致。那类活动，无论哪样我都沉不下心，觉得怎么都无所谓。” 　　“那么冬天来这儿好了。冬天我们搞越野滑雪，你保准会喜欢上的。在大雪里边扑腾扑腾一走一整天，弄得浑身是汗。”玲子说道，然后拉起我的右手，像在街灯下检查乐器似的盯盯细看。 　　“直子经常那样吧？”我问。　　“是啊，不时地，”玲子这回看着我的左手说，“不时出现那种情况，亢奋、哭泣。不过不要紧，这样还好，因为可以把感情宣泄出去。可怕的是感情泄不出去。那一来，就会憋在心里，越憋越多，各种感情憋成一团，在体内闷死，那可就要坏事了。” 　　“我刚才没什么失言吧？” 　　“根本没有。不要紧，就算有什么失言也用不着担心，只管照实直说，那样再好不过。即使那样互相有所伤害，或者像刚才那样一时使对方情绪激动，长远看来也还是那样做最好。如果你诚心诚意地想使直子康复，就那样做好了。你刚来时我就向你说过，不是想帮助那孩子，而是想通过使她恢复而同时恢复自己自身，这就是这里的医疗方式。所以就是说，在这里你必须推心置腹地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外面的世界，不是什么话都不能全盘推出么？” 　　“是啊。”我说。 　　“我在这里呆了７年，亲眼看见很多人进来出去。”玲子说，“也许我看得太多了吧，因此我只要看上一眼，凭直觉就能看出这个人是能好还是不能好。但对于直子，我却完全摸不着头脑。那孩子到底将怎么样呢，我实在把握不住。也许下个月就能出院，也许年复一年地在这里长住下去。因此在她身上我对你提不出什么建议。提也只能是极为泛泛的，例如要诚实啦要互相帮助啦，等等。” 　　“为什么偏偏对直子看不出来呢？” 　　“大概是因为我喜欢那孩子的缘故吧，以至不能一下子看透，感情因素掺杂太多啦。我说，我喜欢那孩子，真的。另外与此不同的是，她身上有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挺复杂的，就像一团找不着 头绪的乱麻，关键是要一根一根地清理出来。而清理，一来可能花很多时间，二来说不定因某种偶然原因突然前功尽弃。情况大致就 是这样。所以我也有些不知所措。” 　　她再次把篮球捧在手里，团团转动一会，“砰”一声拍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