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给三十万

《中国文化研究》
2014年冬之卷
传法之外：宋朝与周边民族战争中的佛寺僧侣*
廖寅
(作者通讯地址：廖寅 保定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071002)
[提要]10—13世纪，东亚大陆几乎所有民族都信奉佛教。鉴于佛寺及其僧侣在各个民族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在传法之外，在和善外衣之下，佛寺及其僧侣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到民族征服和民族战争之中，甚至成为民族征服和民族战争的工具。宋朝在开拓新领土和安定新占领区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借重佛寺和僧侣的力量；同时，在各个民族之间的长期对峙和拉锯战中，各个政权多有意招募僧侣为间谍，或者让间谍假扮僧侣，这些真假僧侣间谍在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典型案例首推蒙元征服南宋过程中的尤宣抚。
[关键词]宋朝；佛寺僧侣；民族征服；间谍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ZS021。
10—13世纪，东亚大陆陷入大分裂局面，宋、辽、西夏、金、蒙元、大理、交趾以及西南诸蛮、西北诸蕃并存或相继而立。就整个东亚大陆来说，当时各个民族最显著的共同点无疑是普遍崇奉佛教。[1]正因为如此，佛寺及其僧侣在当时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僧侣成为各个民族间友好交往的最佳使者。[2]但同时，因为佛寺及其僧侣在各个民族政治、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在各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冲突中，佛寺及其僧侣也不同程度地成为战争的工具和倚重力量。历来研究宋代佛教，关注点多集中在佛教教义与佛教文化、佛寺经济与阶级属性、社会慈善事业与公共工程等方面，而对佛教与战争则很少关注，鉴于此，本文就宋朝与周边民族战争中的佛寺僧侣问题略加阐释。

二 佛寺及其僧侣是战后新占领区统治的重要倚重力量
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23]，“因俗立教”，“诱化其心”[24]，对于不崇尚儒家文化的新占领区来说，佛寺及其僧侣或许是武力之外安定新区最重要的倚重力量，正如岷州《广仁禅院碑》所记载，“王师既开西疆，郡县皆复，名山大川，悉在封内。惟是人物之未阜，思所以繁庶之理；风俗之未复，求所以变革之道。诗书礼乐之外，盖有佛氏之道大焉。”[25]正因为如此，宋朝在新占领区采取了大规模兴建佛寺的政策。
(一)湖南方面
宋朝平定梅山蛮后，以下梅山设置安化县，知县毛渐谓瑶人畏果报之说，“因俗立教，创五寺以诱化其心，苗瑶始服”。[26]毛渐的思维和安蛮政策代表了湖南当时新占领区官员一般的思维和政策。正是在这些官员的扶持下，佛寺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遍布新占领区。潭州之安化县：(1)启宁寺，在县东南，熙宁间，上、下梅山各建佛寺，以“熙”“宁”字分名，新化建承熙寺，安化建启宁寺。[27](2)崇福寺，在县北七十里浮泥山，熙宁中建。[28](3)报恩寺，在县治西，僧恺禅建。[29]据[光绪]《湖南通志》记载，章惇开梅山后，曾向朝廷为密印禅寺请赐寺名“报恩”，[30]但据释觉范崇宁中所写《潭州大沩山中兴记》，密印禅寺并未曾更名“报恩”，[31]因此，章惇所请“报恩”寺名很可能就是僧恺禅新建寺之寺名。(4)—(8)五寺，熙宁年间知县毛渐所建，但五座寺庙的名称已不可考，是否包括启宁寺、崇福寺、报恩寺也不得而知。
邵州之新化县：(1)承熙寺，在县南，熙宁中建。[32](2)感化寺，在莳竹县上里堡，元丰中建。[33]
沅州：(1)报恩寺，在州城西南隅，熙宁中建。[34](2)普明寺，在黔阳县东龙标山，熙宁中建。[35](3)归化寺，在黔阳县西，熙宁中建。[36](4)净化寺，在黔阳县西南，熙宁中建。[37](5)天柱寺，在黔阳县东六十五里崖山，熙宁中建。[38](6)同天寺，在麻阳县西，熙宁间建[39]，在当地建筑物中格外醒目，“官舍民居类皆茅茨板屋，上漏旁穿，独同天僧舍，穹堂奥殿，楼阁环杰，门庑深邃”。[40]
靖州：(1)静化寺，在大步山，元丰中建。[41](2)怀化寺，在古融城，元丰中建。[42]另据上文所述，自靖(诚)州至融州，“每三十里建一佛寺”，则靖(诚)州境内至少建有六座佛寺，远不止两座。
(二)甘肃方面
宋朝收复熙河地区后，“惟是人物之未阜，思所以繁庶之理；风俗之未复，求所以变革之道”，“诗书礼乐之外，盖有佛氏之道大焉，乃敕数州皆建佛寺”[43]。“敕”，即以皇帝的名义下令，表明在熙河地区兴建佛寺是宋朝的国家战略。
熙州：(1)大威德禅院，熙宁五年，赐秦凤路缘边安抚司钱一万缗，于镇洮军(熙州)建僧寺，以大威徳禅院为额。[44](2)东山(慈云)禅院，熙宁六年，赐熙州新修东山禅院名曰慈云。[45](3)东湖(慧日)禅院，熙宁六年，赐熙州东湖禅院名曰慧日。[46]
河州：(1)广德禅院，熙宁六年，诏河州徳广禅院[47]岁赐钱五十万，“设道场，为汉蕃阵亡人营福”。[48](2)慈济寺，元丰元年(1078)，“河州请以城东北隅附山不食之地二顷作墓园，瘗蕃汉阵亡暴骸，已择僧看管修葺，乞赐院额”，“从之，仍以慈济为额”[49]。
岷州：熙宁七年，赐岷州新置寺名曰广仁禅院，仍给官田五顷，岁度僧一人。[50]
上述佛寺中，唯有岷州广仁禅院有始创碑记传世，兹节录于下：
……岷州之寺曰广仁禅院。于是，守臣为之力，哲僧为之干，酋豪为之助，虽经历累岁而数百区之盛若一旦而就。……

初，岷州之复也，诏以秦州长道、大潭二县隶之。长道有僧曰海渊，居汉源之骨谷，其道信于一方，远近归慕者众。州乃迎海渊以主其事，其道勤身以率下，爱人而及物，始至则程其力之所及，必使力胜其事；事足其日，又有药病咒水之术，老幼争趋，或以车致，或以马驮，健者则扶持而至，人大归信。

……又得佛宫塔庙以壮其城邑，凡言阜人物，变风俗者，信无以过此也。

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计其部人之多寡，推择其可奉佛者使为之。……虽然，其人多知佛而不知戒，故妻子具而淫杀不止，口腹纵而荤酣不厌，非中土之教为之开示提防而导其本心，则其精诚直质且不知自有也。

《传》曰：用夏变夷，信哉其言乎。恭惟圣主之服远也，不以羁縻恍忽之道待其人，必全以中国法教驭之。……知佛而不知戒，则塔庙尊严以示之。日计之不足，岁计之有余，必世而后仁，尽在于是矣。[51]
从广仁禅院的创建经历可以看出，宋朝对在新领占领区建设佛寺可谓不遗余力。朝廷拟定寺院的名称(“广仁禅院”)和规模(“岁度僧一人”)，并提供寺院的日常开销(“给官田五顷”)；地方政府负责具体的建设(“守臣为之力”)，并负责遴选有道高僧(“海渊”)以为主持。当然，僧人和当地部族首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哲僧为之干，酋豪为之助”)。
宋朝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在新占领区建立佛寺，是因为佛寺及其僧侣具有巨大的教化威力，具体有两点：一是迎合并拉拢蛮人之心。毛渐“因俗立教，创五寺以诱化其心，苗瑶始服”。同样，吐蕃俗“尊释氏”而“重僧”，宋朝为之修建宏伟壮丽的佛寺(“数百区之盛”)，并请高僧主其事，这无疑会大大地拉近宋朝与吐蕃民众的心。高僧海渊来到岷州后，“老幼争趋，或以车致，或以马驮，健者则扶持而至，人大归信”，佛寺及其僧侣征服了武力所无法征服的蛮人之心。二是变革风俗。以吐蕃为例，吐蕃信佛由来已久，但吐蕃本土佛教与中原佛教有较大差异，“其人多知佛而不知戒，故妻子具而淫杀不止，口腹纵而荤酣不厌，非中土之教为之开示提防而导其本心，则其精诚直质且不知自有也”。变革风俗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同化，即“用夏变夷”“以中国法教驭之”。变革吐蕃风俗，纯粹中土式的“诗书礼乐”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因此，“求所以变革之道”，“诗书礼乐之外，盖有佛氏之道大焉”。
教化之外，僧侣还是战后善后工作的重要力量，尤其是祈福亡灵，安葬阵亡士兵遗体。熙河地区收复后，朝廷每年都要划拨大量资金，建水陆道场，由僧侣“追荐蕃汉阵亡人”[52]，如熙宁六年，诏熙州大威徳、河州徳广禅院岁各赐钱五十万，“设道场，为汉蕃阵亡人营福”[53]。蕃汉阵亡士兵遗体也多由僧侣负责安葬，如河州收复后，专门在城东北隅作墓园，瘗葬蕃汉阵亡暴骸，并择僧人看管修葺，为此特建慈济寺。[54]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从根本意义上讲，所有历史皆为殖民史。……甚至从更严格的政治或文化意义上讲，殖民主义不只是一个近代现象。文明这个思想本身就其假设来说就是一个殖民概念。这一假设是，同文明相联的规范在消除其他规范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为转变文明的他者提供了手段。”[55]在华夷之辨，即文明与野蛮二分的思维范式下，宋朝佛寺及其僧侣同样“为转变文明的他者(即西南的蛮族、西北的吐蕃)提供了手段”。[56]

学习了谢谢

突然发现三十万这是个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