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给百度

（二） 然而，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是不会放过小人的。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历史症结，于是在他冷静的叙述中不能不时时迸发出一种激愤。 众所周知，司马迁对历史情节的取舍大刀阔斧，但他对于小人的所作所为却常常工笔细描，以便让历史记住这些看起来最无关重要的部位。例如，司马迁写到过发生在公元前五二七年的一件事。那年，楚国的楚平王要为自己的儿子娶一门媳妇，选中的姑娘在秦国，于是就派出一名叫费无忌的大夫前去迎娶。费无忌看到姑娘长得极其漂亮，眼睛一转，就开始在半道上动脑筋了。 ——我想在这里稍稍打断，与读者一起猜测一下他动的是什么脑筋，这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小人的行为特征。看到姑娘漂亮，估计会在太子那里得宠，于是一路上百般奉承，以求留下个好印象，这种脑筋，虽不高尚却也不邪恶，属于寻常世俗心态，不足为奇，算不上我们所说的小人；看到姑娘漂亮，想入非非，企图有所沾染，暗结某种私情，这种脑筋，竟敢把一国的太子当情敌，简直胆大妄为，但如果付诸实施，倒也算是人生的大手笔，为了情欲无视生命，即便荒唐也不是小人所为。费无忌动的脑筋完全不同，他认为如此漂亮的姑娘应该献给正当盛年的楚平王。尽管太子娶亲的事已经国人皆知，尽管迎娶的车队已经逼近国都，尽管楚宫里的仪式已经准备妥当，费无忌还是准骑了一匹快马抢先直奔王宫，对楚平王描述了秦姑娘的美丽，说反正太子此刻与这位姑娘尚未见面，大王何不先娶了她，以后再为太子找一门好的呢。楚平王好色，被费无忌说动了心，但又觉得事关国家社稷的形象和承传，必须小心从事，就重重拜托费无忌一手操办。三下两下，这位原想来做太子夫人的姑娘，转眼成了公公楚平王的妃子。 事情说到这儿，我们已经可以分析出小人的几条重要的行为特征了： 其一，小人见不得美好。小人也能发现美好，有时甚至发现得比别人还敏锐，但不可能对美好投以由衷的虔诚。他们总是眯缝着眼睛打量美好事物，眼光时而发红时而发绿，时而死盯时而躲闪，只要一有可能就忍不住要去扰乱、转嫁（费无忌的行为真是“转嫁”这个词汇的最佳注脚），竭力作为某种隐潜交易的筹码加以利用。美好的事物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灾难，但最消受不住的却是小人的作为。蒙昧者可能致使明珠暗投，强蛮者可能致使玉石俱焚，而小人则鬼鬼祟祟地把一切美事变为丑闻。因此，美好的事物可以埋没于荒草黑夜间，可以展露于江湖莽汉前，却断断不能让小人染指和过眼。 其二，小人见不得权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小人的注意力总会拐弯抹角地绕向权力的天平，在旁人看来根本绕不通的地方，他们也能飞檐走壁绕进去。他们表面上是历尽艰险为当权者着想，实际上只想着当权者手上的权力，但作为小人他们对权力本身又不迷醉，只迷醉权力背后自己有可能得到的利益。因此，乍一看他们是在投靠谁、背叛谁、效忠谁、出卖谁，其实他们压根儿就没有人的概念，只有实际私利。如果有人的概念，那么楚平王是太子的父亲，有父亲应有的尊严和禁忌，但费无忌只把他看成某种力量和利益的化身，那也就不在乎人伦关系和人际后果了。对别人没有人的概念，对自己也一样，因此千万不能以人品和人格来要求他们，小人之小，就小在人品人格上，小在一个人字上，这可能就是小人这一命题的原始含义所在。 其三，小人不怕麻烦。上述这件事，按正常逻辑来考虑，即使想做也会被可怕的麻烦所吓退，但小人是不怕麻烦的，怕麻烦做不了小人，小人就在麻烦中找事。小人知道越麻烦越容易把事情搞混，只要自己不怕麻烦，总有怕麻烦的人。 当太子终于感受到与秦国姑娘结婚的麻烦，当大臣们也明确觉悟到阻谏的麻烦，这件事也就办妥了。 其四，小人办事效率高。小人急于事功又不讲规范，有明明暗暗的障眼法掩盖着，办起事来几乎遇不到阻力，能象游蛇般灵活地把事情迅速搞定。他们善于领会当权者能以启齿的隐忧和私欲，把一切化解在顷刻之间，所以在当权者眼里，他们的效率更是双倍的。有当权者支撑，他们的效率就更高了。费无忌能在为太子迎娶的半道上发起一个改变皇家婚姻方向的骇人行动而居然快速成功，便是例证。

暂且先讲这四项行为特征吧，司马迁对此事的叙述还没有完，让我们顺着他的目光继续看下去—— 费无忌办成了这件事，既兴奋又慌张。楚平王越来越宠信他了，这使他满足，但静心一想，这件事上受伤害最深的是太子，而太子是迟早会掌大权的，那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他开始在楚平王耳边递送小话：“那件事之后，太子对我恨之入骨，那倒罢了，我这么个人也算不得什么，问题是他对大王您也怨恨起来，万望大王戒备。太子已握兵权，外有诸侯支持，内有他的老师伍奢帮着谋画，说不定哪一天要兵变呢！” 楚平王本来就觉得自己对儿子做了亏心事，儿子一定会有所动作，现在听费无忌一说，心想果不出所料，立即下令杀死太子的老师伍奢、伍奢的长子伍尚，进而又要捕杀太子，太子和伍奢的次子伍员（伍子胥——引者注）只得逃离楚国。从此之后，连年的兵火就把楚国包围了。逃离出去的太子是一个拥有兵力的人，自然不会甘心，伍员则发誓要为父兄报仇，曾一再率吴兵伐楚，许多连最粗心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关注的著名军事征战此起彼伏。然而楚国人民记得，这场弥天大火的最初点燃者，是小人费无忌，大家咬牙切齿地用极刑把这个小人处死了，但整片国土早已满目苍痍。 ——在这儿我又要插话。顺着事件的发展，我们又可把小人的行为特征延续几项了： 其五，小人不会放过被伤害者。小人在本质上是胆小的，他们的行动方式使他们不必害怕具体操作上的失败，但却不能不害怕报复。设想中的报复者当然是被他们伤害的人，于是他们的使命注定是要连续不断地伤害被伤害者。你如果被小人伤害了一次，那么等着吧，第二、第三次更大的伤害在等着你，因为不这样做小人缺少安全感。楚国这件事，受伤害的无疑是太子，费无忌深知这一点。因此就无以安身，必欲置之死地才放心。小人不会怜悯，不会忏悔，只会害怕，但越害怕越凶狠，一条道走到底。 其六，小人需要博取同情。明火执仗的强盗、杀人不眨眼的侩子手是恶人而不是小人，小人没有这股胆气，许要掩饰和躲藏。他们反复向别人解释，自己是天底下受损实最大的人，自己是弱者，弱得不能再弱了，似乎生就是被别人欺侮的料。在他们企图囫囵吞食别人产权、名誉乃至身家性命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让低沉的喉音、含泪的双眼、颤抖的脸颊、欲说还休的语调一起上阵，逻辑说不园通时便哽哽咽咽地糊弄过去，你还能不同情？而费无忌式的小人则更进一步，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心为他人、为上司着想而遭至祸殃的人，那自然就更值得同情了。职位所致，无可奈何，一头是大王，一头是太子，我小人一个侍臣有什么办法？苦心斡旋却两头受气，真是何苦来着？——这样的话语，从古到今我们听到的还少吗？ 其七，小人必须用谣言制造气氛，小人要借权力者之手或起哄者之口来卫护自己，必须绘声绘色地谎报“敌情”。费无忌谎报太子和太子的老师企图谋反攻城的情报，便是引起以后巨大历史灾祸的直接诱因。说谎和造谣是小人的生存本能，但小人多数是有智力的，他们编造的谎言和谣言要取信于权势和舆情，必须大体上合乎浅层逻辑，让不习惯实证考察的人一听就产生情绪反应。因此，小人的天赋，就在于能熟练地使谎言和谣言编制得合乎情理。他们是一群有本事诱使伟人和庸人全都深陷进谎言和谣言迷宫而不知回返的能工巧匠。 其八，小人最终控制不了局势。小人精明而缺少远见，因此他们在制造一个个具体的恶果时并没有想到这些恶果最终组接起来将会酿发出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当他们不断挑唆权势和舆情的初期，似乎一切顺着他们的意志在发展，而当权势和舆情终于勃然而起挥洒暴力的时候，连他们也不能不瞠目结舌、骑虎难下了。小人没有大将风度，完全控制不了局面，但不幸的是，人们不会忘记他们这些全部灾难的最初责任者。平心而论，当楚国一下子陷于邻国攻伐而不得不长年以铁血为生的时候，费无忌也已经束手无策，做不得什么好事也做不得什么坏事了。但最终受极刑的仍然是他，司马迁以巨大的厌恶使之遗臭万年的也他。小人的悲剧，正在于此。

龙头你好!好久都没见到你了!~握手!你说的太好了!~你太有才了,文章还是那么棒~

转的好！！

我举冯道的例子只想说明，要充分地适应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一个人的人格支出会非常彻底，彻底到几乎不象一个人。与冯道、杜周、费无忌等人相比，许多忠臣义士就显得非常痛苦了。忠臣义士平日也会长时间地卑躬屈膝，但到实在忍不下去的时候会突然慷慨陈词、拼命死谏，这实际上是一种“不适应反应”，证明他们还保留着自身感知系统和最终的人格结构。后世的王朝也会表扬这些忠臣义士，但这只是对封建政治生活的一个追认性的微小补充，至于封建政治生活的正常需要，那还是冯道、杜周、费无忌他们。他们是真正的适应者，把自身的人格结构踩个粉碎之后获得了一种轻松，不管干什么事都不存在心理障碍了，人性、道德、信誉、承诺、盟誓全被彻底丢弃，朋友之谊、骨肉之情、羞耻之感、侧隐之心都可一一抛开，这便是极不自由的封建专制所哺育出来的“自由人”。这种“自由人”在中国下层社会的某些群落获得了呼应。我所说的这些群落不是指穷人，劳苦大众是被物质约束和自然约束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一群，不能不循规蹈矩，并无自由可言，贫穷不等于高尚却也不直接通向邪恶；我甚至不是指强盗，强盗固然邪恶却也有自己的道义规范，否则无以合伙成事，无以长久立足，何况他们时时以生命做为行为的代价，冯道、杜周、费无忌他们根本无法与之相比；我当然也不是指娼妓，娼妓付出的代价虽然不是生命却也是够具体够痛切的，在人生的绝大多数方面，她们都要比官场小人贞洁。与冯道、杜周、费无忌这些官场小人呼应得起来并能产生深刻对位的，是社会下层的那样一些低劣群落：恶奴、乞丐、流氓、文痞。除了他们，官场小人再也找不到其它更贴心的社会心理基础了。而恶奴、乞丐、流氓、文痞一旦窥知堂堂朝廷要员也与自己一般行事处世，也便获得了巨大的鼓舞，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有资格自称“朝中有人”的皇亲国戚。这种遥相对应，产生了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就象电磁的两极之间所形成的磁场，一种巨大的小人化、卑劣化的心理效应强劲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上有朝廷楷模，下有社会根基，那就滋生蔓延吧，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呢？人们后来处处遇到的小人，大多不是朝廷命官，也不是职业性的恶奴、乞丐、流氓、文痞，而是中间地带非职业意义上的存在，人数多，范围广，渗透力强，几乎无所不在。上层的社会制度可以改变，下层的社会渣滓可以清除，而这种中间地带的存在将会是一种幅员辽阔的恶性遗传，难以阻遏。据我观察，中间地带的大量小人就性质而言，也可分为恶奴型、乞丐型、流氓型、文痞型这几类，试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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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知县怎么着？照样敢把杀人犯咀边的饭食抢过来塞进咀里！你来打吗？我已经咽下肚去了，反正迟早要杀头，还怕打？——人到了这一步，也真可以说是进入一定的境界了。尚未进牢狱的流氓型小人比其它类型的小人显得活跃，他们象玩杂耍一样在手上交替玩弄着诬陷、造谣、离间、偷听、恫吓、欺榨、出尔反尔、被信弃义、引蛇出洞、声东击西等等技法，别人被这一切搞得泪血斑斑，他们却谈笑自若，全然不往心里放。他们的一大优势在于，不仅精通流氓技法，而且也熟悉人世间的正常规矩，因此善于把两者故意搅浑，诱使不知底里的善良人误认为有讲理的余地，来与他们据理力争。以为他们不明真象，其实他们早就明白；以为他们一时误会，其实他们从来没有误会过。你给他们讲道理，而他们想鄙弃的就是一切道理。当你知道了这个秘密，刚想回过头去，他们又热呼呼的递过来一句最正常的大道理，使人觉得最终要鄙弃大道理的竟然是你。曲彦斌的《中国乞丐史》曾引述雷君曜《绘图骗术奇谈》里收集的许多事例，结论是：“对这类人不理无事，一沾边就无论如何难免要上套圈的。”此话大概能感应许多读者。反观我们身边，有的人，相处多少年都平安无事，而有的人，亲亲热热自称门生贴上来，没过多久便滋生出没完没了的恼心事，那很可能就是流氓型小人了。流氓型小人乍一听似乎多数是年轻人，其实未必。他们的所做作为是时间积累的恶果，因此大抵倒是上了一点年岁的。谢国桢曾经记述到明末江苏太仓沙溪一个叫顾慎卿的人，做过家奴，贩过私盐，也在衙门里混过事，人生历练极为丰富，到老在乡间组织一批无赖子不断骚挠百姓，史书对他的评价是三个字：“老而黠”，简洁地概括了一个真正到位的流氓型小人的典型。街市间那些有流氓气息的年轻人，大体不在我们论述的范畴。

文痞型小人。 当上述各种小人获得了一种文化载体或文化面具，那就成了文痞型小人。我想，要在中国历史上举出一大串文才很好的小人是不困难的。宋真宗钓了半天鱼钓不上来正在皱眉，一个叫丁谓的文人立即吟出一句诗来：“鱼畏龙颜上钓迟”。诗句很聪明，宋真宗立即高兴了。在宫廷里做文化侍从，至少要有这样的本事。至于这样的文化侍从是不是文痞，还要看他做多少坏事。文痞其实也就是文化流氓。与一般流氓不同的是他们还要注意修饰文化形象，时不时愿意写几笔书法，打几本传奇，冒充一下学术辈分，拂拭一块文化招牌，伪称自己是哪位名人的师长，宣扬自己曾和某位大师有过结交。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一点文化品格的基本经纬，因而总要花费不少力气把自己打扮的慷慨激昂，好象他们是民族气节和文化品格的最后代表，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今日义士。他们有时还会包搅词讼，把事情搞颠倒了还能蒙得一个主持正义的美名。作为文人，他们特别知道与论的重要，因而把很大的注意力花费在谣言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手段上。在古代，造出野心家王莽是天底下最廉洁奉公的人，并把他推上皇帝宝座的是这帮人；在现代，给弱女子阮玲玉泼上很多赃水而使她无以言辩，只得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自尽的也是这帮人。这帮人无德、无行、无耻，但偏偏隔三差五地要打扮成道德捍卫者的形象，把自己身上最怕别人说的特点倒栽在别人身上。他们手上有一支笔，但几乎没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像模像样地做过什么，除了阿谀就是诽谤。记得一位阅世极深的当代艺术大师临终前曾经颇有感触地说：“一个文化人，如果一辈子没有做成任何一件实实在在的文化事业而居然还在文化界骗得一点小名，那他到老也只能靠投机过日子，继续忙忙颠颠地做文痞。”文痞型小人脚跨流氓意识和文化手段之间，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里特别具有伪装，也特别具有破坏性，因为他们把其它类型小人的局部性恶浊，经过装潢变成了一种广范的社会污染。试想，一群街边流氓看到服饰齐整一点的行人就丢石子、泼脏水、瞎起哄，这种很容易看出来的恶行如果由几个舞文弄墨的人在哪本杂志上换成文绉绉的腔调来干，有多少人能看出来呢？说不定都被看成是文艺批评和艺术讨论了。

老龙头~~````着实不错~~~~~```

等百度审查，没发完。

顶！

第二，情感上的牵扯。小人是善于做情感游戏的，这对很多劳于事功而深感寂寞的好人来说正中下怀。在这个问题上小人与正常人的区别是，正常人的情感交往是以袒示自我的内心开始的，小人的情感游戏是以揣摩对方的需要开始的。小人往往揣摩得很准，人们一下就进入了他们的陷阱，误认他们为知己。小人就是那种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却曾有很多人把他误认为知己的人。到后来，人们也会渐渐识破他们的真相，但既有旧情牵连，不好骤然反脸。我觉得中国历史上特别能在情感的迷魂阵中识别小人的是两大名相：管仲和王安石。他们的千古贤名，有一半就在于他们对小人的防范上。管仲辅佐齐恒公时，齐恒公很感动地对他说：“我身边有三个对我最忠心的人，一个人为了伺候我愿做太监，把自己阉割了；一个人来做我的臣子后整整十五年没有回家看过父母；另一个人更历害，为了给我滋补身体居然把自己儿子杀了做成羹给我吃！”管仲听罢便说：“这些人不可亲近。他们的作为全部违反人的正常感情，怎么还谈得上对你的忠诚？”齐恒公听了管仲的话，把这三个小人赶出了朝廷。管仲死后，这三个小人果然闹得天翻地复。王安石一生更是遇到过很多小人，难于尽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谏议大夫程师孟，他有一天竟然对王安石说，他目前最恨的是自己身体越来越好，而自己的内心却想早死。王安石很奇怪，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先死，您就会给我写墓志铭，好流传后世了。”王安石一听就掂出了这个人的人格重量，不再理会。有一个叫李师中的小人水平更高一点，在王安石推行新法而引起朝廷上下非议纷纷的时候，他写了长长的十篇《巷议》，说街头巷尾都在说新法好，宰相好。本来这对王安石是雪中送炭般的支持，但王安石一眼就看出了《巷议》的伪诈成分，开始提防他。只有象管仲、王安石这样，小人们所布下的情感迷魂阵才能破除，但对很多人物来说，几句好话一听心肠就软，小人要俘虏他们易如反掌。

没完，不让发，再等等。

第三，心态上的恐惧。小人和善良人们往往有一段或短或长的情谊上的“蜜月期”，当人们开始有所识破的时候，小人的耍泼期也就来到了。平心而论，对于小人的耍泼，多数人是害怕的。小人不管实际上胆子多小，耍起泼来有一种玩命的外相。好人虽然不见得都怕死，

占地观龙头主题我喜欢！

但要si也si在zan zheng、抢险或与 fei tu 的格斗中，与小人玩命，他先泼你一身脏水，把事非颠倒

得让你成为他的同类，就像拉进一个泥潭翻滚得谁的面目也看不清，这样的死法多窝囊！因此，小人们用他们的肮脏，摆开了一个比世界上任何真正的战场都令人恐怖的混乱方阵，使再勇猛的斗士都只能退避三舍。在很多情况下小人不是与你格斗而是与你死缠，他们知道你没有这般时间、这般口舌、这般耐心、这般情绪，他们知道你即使发火也有熄火的时候，只要继续缠下去总会有你的意志到达极限的一刻，他们也许看到过古西腊的著名雕塑《拉奥孔》，那对强劲的父子被滑腻腻的长蛇终于缠到连呼号都发不出声音的地步。想想那尊雕塑吧，你能不怕？有没有法律管小人？很难。小人基本上不犯法。这便是小人更让人感到可怕的地方。《水浒传》中的无赖小人牛二缠上了英雄杨志，杨志一躲再躲也躲不开，只能把他杀了，但犯法的是杨志，不是牛二。小人用卑微的生命粘贴住一具高贵的生命，高贵的生命之所以高贵就在于受不得污辱，然而高贵的生命不想受污辱就得付出生命的代价，一旦付出代价后人们才发现生命的天平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又倒过来在社会上普及着新的恐惧：与小人较劲犯不着。中国社会上流行的那句俗语“我惹不起，总躲得起吧”，实在充满了无数次失败后的无奈情绪。谁都明白，这句话所说的不是躲盗贼，不是躲灾害，而是躲小人。好人都躲着小人，久而久之，小人被一些无知者所羡慕，他们的队伍扩大了。

第四，策略上的失误。中国历史上很多不错的人物在对待小人的问题上每每产生策略上的失误。在道与术的关系上，他们虽然崇扬道却因政治思想构架的大一统而无法真正行道，最终都陷入术的圈域，名为韬略，实为政治实用主义。这种政治实用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政敌，用小人的手段来对付小人。这样做初看颇有实效，其实后果严重。政敌未必是小人，利用小人对付政敌，在某种意义上是利用小人来扑灭政治观点不同的君子，在整体文明构建上是一大损失。利用小人来对付小人，使被利用的那拨小人处于合法和被弘扬的地位，一旦成功，小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将邀功论赏、发扬光大。中国历史上许多英明君主、贤达臣将往往在此处失误，他们获得了具体的胜利，但胜利果实上充满了小人灌注的毒汁。他们只问果实属于谁而不计果实的性质，因此，无数次即便是好人的成功也未必能构成一种正当的文明积累。小人是不可多加利用的。雷君曜的《绘图骗术奇谈》中记述了不止一人先被小人利用，后来发觉后认为有利可图，将错就错地倒过来利用小人的事例，结果总是小人逃之夭夭，企图利用小人的人成了最狼狈的民间笑柄。我觉得这些故事带有寓言性质，任何历史力量若要利用小人成事，最终自己必将以一种小人化的丑陋形态被历史和人类所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