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没有写错，的确是天山上的故事，是感人，不是戆人。
可以说，认识天山，有很多方面，天山精神，就必须要从守望天山开始了。
守望天山
一条冰雪之路
一段雪藏30年的历史
一个老兵与168座坟茔
一家人29年孤独的守望

我当兵就是为了能吃上馒头
但是，我母亲不是父亲花钱骗来的，是她自己主动来到我们孟家岗。来的时候，母亲怀里还抱着一岁多的大姐。我父亲三十多岁还没结婚，就娶了我母亲。母亲以前的丈夫是谁？为啥来到我们孟家岗？我一直没弄明白。母亲不说，父亲也不说，这事就成了一个谜。现在父母都不走了，这个谜永远也解不开了。
母亲生下我后大出血，几乎死掉。我一声没哭，也不睁眼，一动不动。父亲以为是个死胎，就拿破布一卷，用草绳一捆，扔到了山上的野沙岗。父亲走出老远，听到我了的哭声，又把抱我了回来。我确实也不争气，小时候多病多灾，长到11岁才会说话。村里的土医生说，是因为我的舌头大。
那时我们那里以吃高粱米、玉米、大豆为主，想吃大米白面得到外地去换。过年的时候村里才发几斤面粉，让大家初一包顿饺子。一年到头，三十那天能吃顿猪肉炖粉条。粉条是自己用土豆或者红薯加工的。把红薯放在缸里，捣烂，加水，把浆打出来，淀出淀粉，然后加上白矾和成面，支一个大锅，下面烧苞米杆，上面“漏鱼”，就是粉条。生产队分的粮食，一年总有一两个月接不上顿。
记得有一次，锅里就剩下了两个苞米贴饼子。我和弟弟放学回来，揭开锅一看，谁都舍不得吃，又悄悄去了学校。父母和哥哥还要下地干活，饿着肚子可不行。我和弟弟坐在教室里上学，省力气，饿一顿也没啥。
可是我们经过苞米地时，实在饿得走不动了，就溜进去扳青苞米啃。青苞米不好消化，容易放屁，而且还特别臭。又不赶放，怕同学听见，就拿
捏
着，一点一点悄悄放。同学嗅到之后，问谁放的臭屁？我也左顾右盼，寻找放屁的人。
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去世那一年，在城里工作的堂姐夫来我们家，拿了一盒点心，用红纸包着。堂姐夫走后，母亲将点心挂在屋梁上。母亲不让我们吃，一是舍不得，二是想让人家看看，我们家来城里客人了，还带了这么好的点心，觉着很有面子。点心里面的油把红纸都洇湿了，看着真是让人眼馋。我瞅着那东西，心里想：哎呀，咋整啊，怎么才能尝一尝呢？等家里没人的时候，我踩着凳子，用手指头将红纸抠开一点点，沾了点心上的油，用舌头舔了舔手指，算是解了馋。后来时间久了，那红纸上落了厚厚一层灰，母亲才取下来分给我们吃。那时点心已经有点变味了，但是吃起来还是很甜，很香。
你知道，我们东北农村都睡大炕。家境不好的一家人挤一个大炕。有人开玩笑说：老公公把儿媳妇的鞋都穿错了。我们一家六口人就挤在一个大炕上。我大姐长大了，还和我们挤在一个炕上。但是大姐穿衣服优先，她毕竟是女娃，不能让她穿露屁股的衣服。大姐穿过我们再穿。我16岁以前，一直都穿大姐的旧裤子。那时女式裤子前面不开叉，解手很麻烦，我就在前面自己开一个小洞。一条裤子你穿了我穿，穿破了也舍不得扔，补一补又穿。有时来不及补，就用书包当着屁股后面的破洞往家走。哎呀，别提多别扭了。
小时候捡棉花的事，印象也很深。说是捡棉花，其实捡的是遗留下来的青桃。棉花地归生产队，白天队长不让捡，我们就晚上偷偷去捡。捡回来剥开来晒，用棒子敲，敲完之后，我母亲用摇车纺成线，织成布。每天晚上，母亲坐在炕上用摇车摇啊摇，嘎吱嘎吱的，我们睡的时候她在那里摇，等我们醒来了她还在那里摇，也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睡的，什么时候起来的。母亲真是辛苦！
当时谁都想穿一身绿，但是买不起绿布啊，咋办？母亲就把莲花叶子和生布放在锅里一起熬，捞出来就成了绿布。母亲用这样的绿布给我做了一身衣裳，穿在身上心里别提多美了。我终于有了自己的一身新衣裳，不用再穿大姐的女式裤子了。我喜欢绿军装。我做梦都想长大了去当兵，穿上真正的绿军装。还因为当兵能吃上馒头，而且管饱。这话是我姐夫告诉我的。
那时大姐已经出嫁，嫁给了一个解放军。姐夫是沈阳军区的，叫何长友。他第一次来我们家，看着他那一身绿军装真是眼馋。我说何哥，能不能把你的军装脱下来，让我过过瘾？他只把上衣脱下来让我穿了一会儿。哎呀，那领章，那帽徽，真是让人羡慕。姐夫说，你要是喜欢，等长到18岁也报名参军，部队不光能穿绿军装，还能吃上馒头和猪肉炖粉条。那时我就发誓，一定要去当兵。不为别的，就为了能穿上绿军装，能吃上馒头。

为了当兵，我给大队书记跪下了
其实，我最先想当的不是基建工程兵，而是云南的野战军。那是78年3月份。当时我已经体检合格了，有人告我，说我高中还没毕业，结果没去成，我心里很难过。那时政审很严，大家都想当兵，争破了头。
你不是告我高中没毕业吗？那好，我干脆不上学了，回家务农，就等着当兵。但是我不会铲地铲苞米，队长见我有点文化，就让我跟人去拉草，拉回来粉碎了喂牛喂马。生产队有一头瘸骡子，没人愿意赶，队长让我试着赶。那骡子也怪，别人赶它不走，我赶着它却很听话。队长很高兴，说这骡子也喜欢读过书人。
那年冬天，又开始征兵。这次是我们基建工程兵。当时不知道基建工程兵是干啥的，也不管那么多，只要能当兵就行。
我们大队五个体检合格，另外那四个都有来头，一个父亲是我们大队的医生，一个是大队民兵连长的弟弟，一个姐姐是我们大队的妇女主任，还有一个跟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是邻居，两家关系钢钢的。就我没有一点关系。这可咋整呀？上次没整成，这次再黄了，我当兵的梦不就破灭了吗？
我夜里长吁短叹，睡不着觉。母亲也替我难过，可是有啥办法呢？我们家没有一点关系，找谁帮忙呢？后来母亲想了个办法。大队书记姓王，我母亲也姓王，母亲就跟人家书记套近乎，提着半篮子鸡蛋，领着我去找书记。
母亲见了书记说，大兄弟，咱们都姓王，五百年前是一家，我求求你了，让你这个外甥去当兵吧。母亲说着眼泪就下来了。母亲一边流泪一边让我跪下，喊书记“舅舅”。我心里很难过，很不情愿，可是为了当兵，我还是扑通一下跪在书记脚下，喊了一声“舅舅”。那一刻，我的泪水也落了下来。
书记很高兴，答应研究研究。
书记说话还真算数，没过多久，我就穿上了崭新的军装。
生产队长对我父亲说，陈彦令，你儿子要当兵走了，放你一天假，你去赶大集。父亲就抱着家里唯一的一只母鸡去赶集，准备卖了钱再买点肉和菜，请大队干部吃饭。可是父亲把老母鸡揣在怀里，在集市上转了一圈又一圈，没舍得卖，又抱了回来。母亲说那就把老母鸡杀了吧，给大队干部吃。这是规矩，人家请，我们不能不请，我们家再穷也不能少了人家这顿饭。
父亲就把母鸡宰掉了。我心疼啊。家里就指望这只老母鸡下蛋换钱，给母亲买药呢，鸡蛋送给了书记，现在连鸡也杀了，母亲以后靠啥买药？母亲说，儿子你放心走吧，妈以后吃黄连素，黄连素便宜。我当时就暗下决心，到部队后好好干，将来混出个人样来，为父母争气。
穿上军装后，我在家只待了一晚上。那一晚，我根本就没睡。我一直想离开家乡，但是真的就要离开了，心里还真有些舍不得，有些难过。
第二天，民兵连长把我们带到公社，然后坐汽车直接去了辽中县。当兵前我没去过县城，还没看清县城是啥模样，又集合了，爬上汽车继续往沈阳走。晚上我们到了沈阳，啥也没看见，又被送上闷罐子兵车。刚坐下，火车就咣当咣当地开走了，也不知道要把我们拉到那里去。
我们把背包往草垫上一铺，靠车厢规规矩矩地坐好着。闷罐车上只有一个小窗户，车厢里光线很暗，接兵干部都着穿“四个兜”，也分不清谁大谁小，见了“四个兜”都叫首长。我第一次坐火车，心里很激动。想问“四个兜”我们去哪里，但始终没敢问。

在天山修路，牺牲是常事
那时，天山公路已经修六年了，大部分毛路已经开辟出来了。
部队没有大型机械，用的全是钢钎、铁锹，最先进的工具就是风钻。后来机械能开上山了，才配备了几台D80推土机。我们连队主要任务是备料。说实话，施工环境相当艰苦，劳动强度也相当大。早上天麻麻亮就得上工地，晚上天黑得看不见了才收工，中午饭在工地吃，一天至少要工作十三四个小时。
我们白天施工，晚上还要学习。学些啥？学政治，学“两报一刊”社论，学在天山上牺牲的烈士们的先进事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姚虎成和李善国，他们两个的墓碑你刚才在陵园里都看见了。
姚虎成是你们陕西人，城固县的，牺牲的时候是副营长。入伍前他是个孤儿，到部队后特别能吃苦，有点拼命三郎的劲头。部队打导洞出现塌方，他冲进去排险，连续42个小时没合眼。战士们把他硬从导洞里拉出来，强迫他休息。他从手腕上摘下手表交给通讯员，说你半小时后必须叫醒我，否则我处分你。他只打了一个盹，又钻进洞里指挥排险。有一次，几台筑路机械要运上山，上级要求他带领战士们炸山开路。那时机械可是宝贝疙瘩，不能有半点闪失。他用七天就开辟出一条道路来，保证将机械按时运上了山。后来他荣立了二等功，还当选了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十一大代表。
我到天山的前一年，姚虎成和打前站的战友为大部队开辟道路。他们从早上一直干到中午，他看时间不早了，就让战士们先回去吃饭，自己和两个推土机手留下继续清除积雪。战士们刚走不久，冰达坂上突然传来一阵轰隆隆的响声，雪崩发生了，把推土机冲出50多米，两个推土机手昏迷在变了形的驾驶室里，姚虎成不幸牺牲，年仅28岁。当时他还没有结婚。姚虎成牺牲后，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好干部”荣誉称号，号召全军指战员向他学习。
另一个就是李善国。他是湖北武昌人，1965年入伍，牺牲时是政治指导员。1974年，他跟随大部队第一批进军天山。第二年6月底，他爱人来队，他正带领部队打“飞线”，没有
下山
去接，他爱人自己上山找到部队。爱人来队他也没有休息一天，坚持带领官兵在“飞线”施工。半个月后，一场意外的大塌方发生了，李善国等五位同志不幸牺牲。李善国终年29岁。他爱人就在不远的营地等着他，可是等来的却是他牺牲的消息。你想想多惨。
新疆军区有个作家叫李斌奎，好像也是你们陕西人，他根据姚虎城和李善国的事迹写了小说《天山深处的大兵》，还改编成了电影，就是八十年代初轰动一时的《天山行》。
我再给你讲一个比这还悲惨的故事。但不是发生在我们团，而是另一个团，我是听战友讲的。部队在“老虎口”施工，突然塌方了，一块巨石头落了下来，把一个入伍不到一年的四川兵砸住了，整个身子都被压在巨石下面，压成了饼子，只有头露在外面。当时人没死，还能说话。战友们用钢钎撬，想把石头扳开，把他救出来。可是那么大的石头，咋撬得动啊！当时“老虎口”在悬崖峭壁上，机器又上不去。想用炸药炸开石头，又怕伤了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看见战友的惨状，全连人哭着喊着围着石头跑来跑去，就是无从下手。
被压在石头下面的那个兵说，你们别白费劲了，我肯定活不成了，你们就把我和石头一起炸了吧，别影响施工。
谁忍心炸？没人这么干！
那兵说，我还没来及给家里写封信呢。
战友们急忙找来纸笔，说，你说，我们写，一定寄到你家去。
那兵就说：爸，妈，我在部队挺好，工作也不累，吃得也不错，首长很关心我，战友关系很不错，跟亲兄弟一样，你们就放心吧。爸，妈，我啥子都好，就是有点想念你们。
说着，那兵的眼泪涌了出来，跟鼻子里的血一起流在了雪地里。
那兵最后说，爸，妈，我在部队很努力，干得不错，没有给你们丢脸。
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战友们把全连所有好吃的东西找出来，轮流给他喂吃喂喝，陪他说话。第二天，那兵才牺牲。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朝夕相处的战友一点一点死去，那是一种啥心情？我每次想起这事都流泪。
当年在天山修路，确实很艰苦，很危险，战友牺牲的事时有发生，要不烈士陵园里咋会有168座墓碑？
有一个叫石博韬的湖北兵，在隧道施工时遇到了塌方，他为了救战友，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2006年，总队组织“重走天山路”活动时，也邀请了他父亲石文华。老人七十多岁了，当时站在儿子的坟墓前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老人说：我没有一天不想念儿子，我人在湖北，心在新疆，因为新疆还有我的儿子。每天晚上，我都和老伴要看新疆的天气预报，三十年来天天都是这样，已经养成习惯了……
有一个老兵，叫董二龙，当年他们营打2号隧道，去年他从河南老家来新疆捡棉花，回去的时候专门跑到天山来，想看看牺牲的战友，看看2号隧道。他走到隧道口，“扑通”一声就跪下了，泪流满面，他哭着说：三十年前，我在这里奋战了5年，我的好几个战友就牺牲在这里啊……

“司令员同志，能不能让我们握握女兵的手？”
唉，不说这些伤心的事了，说说高兴的事。
要说最高兴的事，那就是看电影。当年在天山，也没什么娱乐活动，最多也就是看场电影。但是看一场电影要等一两个月，全线560公路，大家得轮流看。
一听说晚上放电影，大家早早就完成了任务，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精神。看电影要到营部去，全营一起看，要走好几公里地呢。最远的连队要走十公里。我们排着队，拿着雨衣，提着马扎，朝营部走。为啥拿雨衣？天山上一会儿雪一会儿雨的，没个准，看到中途下起雨来咋办？不能等雨停了再看，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人家电影队第二天还要赶到下个营去放映。我那时觉得当个放映员最牛，可以天天看电影。
那时电影都在露天看，哪有现在坐电影院里舒服。我们有天看得正起劲，突然下起了大雨了。这咋整？没有一个人动，大家冒雨继续看。电影放完了，雨也停了。
营长喊：全体起立，各连带回！
没有一个人站起来。
营长说：吆喝，今天还较上劲了，咋回事？
一个班长站起来说：首长，能不能再放一遍？我保证我们班明天不耽误施工，并且超额完成任务。
大家一齐喊：再放一遍！
营长没办法，去给放映员说情。人家不同意，说今天太晚了，我们明天一大早还得到乌苏去放呢。别看团里的放映员是个兵，说不放就不放，营长说话也不灵。营长悄悄给放映员塞了一包烟，放映员这才勉强同意，又放了一遍。
我们连有个陕西兵，我来的第二年他就复员了。当了五年兵，从来没去过团部。一个团撒在两百公里的战线上，远哪，不立功授奖，参加团里年底的庆功会，很少有机会到团部。指导员对退伍老兵说，你们在天山干了这么多年，今天就要复员回家了，还有什么要求？陕西兵说，指导员，我没有别的要求，走的时候能不能绕个道，让我们看看团部，在大门口照张相？指导员向团长汇报，团长同意了，就让老兵绕道去看了看团部，还专门让安排人给老兵每人照了张相。
别说当兵五年没去过团部，就是女人也从来没有看见过。
有一年，新疆军区的司令员杨勇来天山公路视察，身边带着一个年轻女军医，顺便给山上官兵看个病。战士们哪儿见过女兵？眼睛都直了。
有个战士大着胆子报告说：司令员同志，能不能让我们握握女兵的手？
司令员一听这话，眼睛湿润了，对那位女兵说：去，跟战友们握一下手。
战士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大家正在施工，手很脏，急忙用雪将自己的手搓洗干净，等着跟女兵握手。跟女兵握过手后，有的战士好几天都舍不得洗手……
我哪儿有那福气？我当时不在场，那是另一段工地。这件事后来在整个部队传为佳话，现在总队的许多领导都记得。

作者手记——
陈俊贵抹了把泪，说：“今天见到老战友，我的话特别多，也特别容易掉泪。好了，不说了，吃菜吃菜。”又对在一边忙碌的妻子孙丽琴说：“菜凉了，你给热热。”孙丽琴也不说话，端了盘子去热菜。
吃罢饭，陈俊贵说：“老党，我这伤腿坐不住，得去墓地转转，你坐着烤火，跟我老婆唠唠嗑。她可是有一肚子委屈，让她往外倒倒畅快。可是有一条，她埋汰我的话你可别信，这娘们对我意见可大了。”
说着，他大咧咧一笑，独自走出屋门，扛着雪铲上了墓地。

退伍老兵陈卫星——
我们四个人那次去执行任务，确实很艰难，班长郑林书和罗强牺牲了，我和陈俊贵活了出来，我的脚趾头冻掉了，陈俊贵的腿冻残了。陈俊贵讲的一点没错，当时的情况就是那样。他讲过了，我就不罗嗦了。
我给你说句实话，其实当时我并不想执行那次任务。为什么？因为我想退伍。万一出了事，我就永远回不去了。这是真话。部队那时在天山上施工，每年都有十几个战友牺牲。当时并不是非去不可，不是命令，谁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可以换别人。罗强劝我，我才跟他们去了。
我跟罗强是同年兵。1978年3月，我们一起从广东连州入伍。罗强比我干得好，当上了副班长，还入了党。我什么都不是。对了，那次执行任务前，罗强入党才七八天。
我们从小生活在广东，哪儿见过冰天雪地？冷得受不了，手都冻伤了，耳朵冻黑，吃的住的都不习惯，一年多时间才适应过来。部队整天在天山上修路，说难听点，跟劳改犯差不多。我当兵三年，没有下过一次山，连团部都没有去过。我看在部队干也没什么前途，所以就想等到年底退伍。
有一点陈俊贵忘了讲，或者当时又冻又饿，人都已经冻糊涂了，他没有注意罗强牺牲前给我说了些什么。罗强说，我不行了，你回去告诉我家人，说我是执行任务时牺牲的。他摸摸胸口。我明白他的意思，帮他从衣服兜里掏一张黑白照片。他看了一眼，又示意我装进去。然后他就闭上了眼睛。
那照片的人是他对象。
我跟陈俊贵继续往前走。我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背着我走。他后来也走不动了，我们就往前爬。再后来，我们俩都爬不动了，趴在雪地里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躺在一个哈萨克牧民的家里。毡房很温暖。哈萨克老大爷很高兴，朝我们叽哩咕噜说些什么，我们也听不懂。老人喂我们馕饼和奶茶，我一口气喝了七八碗奶茶。之后，我又昏迷过去。
直到15日早上，我才醒来。我们离开连队已经整整七天了。我们俩急着回去报信，哈萨克老人送我们。我趴在马背上，陈俊贵趴在牛背上，也不知道在风雪里走了多长时间，终于看见了穿军装的战友，我一下子昏了过去……
我先在团卫生队住了半个月，后来转到了野战军155医院。部队给立了三等功，评了残，那年底我就退伍了。
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天很冷，风很大，雪很厚，又结了冰，几乎把耳朵冻掉了。我们获救后，战友们找到郑林书和罗强的遗体，他们俩个已经冻在了雪地上，搬都搬不动，折腾了三天才把他们抬下山来。现在想想，心里都打颤。
要不是那位哈萨克老大爷，我们和陈俊贵早就没命了。我退伍之前，专门去寻找过老大爷，但是他已经不在那里了，不知道他游牧到了哪里去了。二十多年来，我经常想起老大爷。真的，特别感激他，想念他。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我有生之年，能看见那位哈萨克老大爷。
2006年，部队搞“重走天山路”活动，邀请我和罗强的家人一起参加。我去接罗强的父亲。老人又一次拿出儿子的照片、领章和红五星，还有二等功奖章，看了又看。
老人对照片说，罗强，我就要去新疆看你了。
罗强的家还是以前的老样子，父母都七十多岁了，还得自己下地干活。自从罗强当兵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过罗强。当年，罗强母亲得知儿子牺牲的消息，一下子就昏了过去，在医院住了好几天。现在俩个老人更加苍老了。
我们临出门时，罗强的母亲把早已准备好的纸钱装进罗强父亲的背包。我说纸钱到新疆再买。罗强母亲说，还是家乡的纸钱好，你们多带点，新疆那地方很冷，给罗强多烧点，别让他冻着。
罗强母亲把我们送出门，一路走一路对罗强父亲唠叨：你给罗强烧纸钱的时候，一定要大声喊罗强的名字，那里风大，你不大声喊他听不见。你告诉罗强，说我身体还好，还能干活，让他不要担心。回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把罗强的魂引回来，你要一路走一路喊他的名字。你无论到哪里都要喊，大声喊他才能听见。特别是走到十字路口，或者是换车的时候，汽车换火车，火车换汽车，一定要记着喊，别让罗强走丢了……
到了天山墓地，我见到了离别26年的战友陈俊贵，我们抱头痛哭。我把罗强的父亲介绍给陈俊贵，陈俊贵跪倒在老人面前。
我们带老人来到罗强的坟墓前。
老人扑倒在儿子坟前，哭喊着：罗强，罗强，罗强……
我们把老人带到当年罗强牺牲的地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老人流着泪说：当兵就是会死人的，我这一辈子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我把罗强献出去，就算是为国家做了一点事……

哭着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