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沛） [本文是《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笔谈之一]《历史研究》编者按：为纪念《历史研究》创刊50周年，本刊编辑部于2004年4月27日召开“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学术座谈会，邀请部分在京学者参加。与会者就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以及其他涉及当前中国史学发展的诸多问题，如历史学的时代特点与学科定位、中学与西学、现代史学与后现代史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史实重建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探讨。--------------------------------------------------------历史学的“界限”和历史学的界限何以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关系，可以简单地描述为“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它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加密切，在历史研究中，广泛地采用其他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在有些人看来，历史学变得越来越不像“历史学”了，甚至产生了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的疑问。这样，就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回答：其一，历史学在近代作为一个独立的、完备的科学学科，始于19世纪，即这时才有了历史学的“界限”，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究竟是怎样划分出来的?其二，这条“界限”自19世纪以来，始终很清晰，为什么在今天却“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讲过这样一句值得人们深思的话(大意)，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由于自己的无知，由于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显然，历史学各个学科一样，也是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从来就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历史学。为什么当代历史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加密切?首先因为最初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界限的划分，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地割裂彼此之间内在的联系。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始终是存在的，因为各个学科所需要研究或认识的客体，都是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尽管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殊性，但历史不过是昨天的现实，历史、现实和未来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因此并不会改变这种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有时十分隐蔽罢了。但在中外史学发展史上，人们从不少享有盛誉的史学名著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文化的普及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这些联系开始凸现出来，因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使生态、环境、能源、人口、战争、和平等全球性问题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而要从历史的视角回答生活本身提出的这些复杂的、宏观的问题，仅仅依靠所谓“有明显界限的历史学”显然是无能为力的，于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被广泛采用，那些人为的界限便自然被打开了，出现了历史研究一体化的趋势，这个趋势至今方兴未艾。以近年得到迅速发展的“生态一环境史”研究为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英国历史学家克莱夫．庞廷在1991年著有《绿色的世界历史》，专门探讨“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他认为以往的史学著作中，最为活跃的，并且充满戏剧性的，似乎只是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和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等。然而在人类200万年存在的历史中，这些方面并不是真正基础性的。他想写作“绿色”层面的人类史一一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他认为在这样的层面上，以往被当成历史构成的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伟人、智者或者枭雄奸邪，就显得那样微不足道，无足轻重。他们上演的一幕幕活剧，与这条沉缓流淌的历史长河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顶多不过是旋起旋灭的细碎的浪花罢了。

与历史研究中重视宏观问题研究的同时，对于微观问题的研究也受到空前的重视，这些研究和宏观研究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并行发展的两条主线，以至在当代西方史学的研究中产生了“微观史学”这样的科学术语。如果没有今天的“微观史学”，所谓“宏观史学”就失去了支撑它的基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1997年，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在《20世纪的历史学》一书中，专门写有一章“从宏观到微观的历史学： 日常生活史”。他列举了几部微观史学研究的代表作，如凯斯。汤玛斯的《宗教与巫术的衰落：十六、七世纪欧洲民间信仰研究》、彼得．柏克的《早期近代欧洲民间文化》、那塔利．Z．戴维斯的《早期近代法国的社会与文化》、卡罗．金斯堡的《奶酪和蠕虫：一个16世纪磨坊工的宇宙》等。正是这些日常生活史的研究一一“微观”的历史研究，才使人们对于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和宗教等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有了更真切的认识，今天的“微观史学”，已不是传统史学中一般意义的微观研究，仅仅依靠传统的史学方法进行研究，同样是无法进行的。不难看出，无论是历史学的宏观研究，还是微观研究，都已经离开了、甚至远远地离开了传统历史学的界限。在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见到历史研究一体化的趋势之外，还可以明显地见到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早在1976年，英国历史学家G．S．琼斯著文《从历史社会学到理论社会学》，强调理论性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特征。历史研究要有理论深度，就一定要放弃以经验为特征的史学方法及原则。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重视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其进行理论性的描述，而非仅仅是历史过程的堆砌或历史文献的积累，也不是在历史认识中仅仅停留在感性的“考实性”的判断上。这样，就需要揭示“考实性”判断所传达的历史信息背后蕴涵的深刻的历史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借助于传统史学以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即只有传统史学的“界限”不断被打开、被扩展的情况下，才能使人们的历史认识更加接近客观历史真理。至于这样会不会使历史学不再像历史学，或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先定的、标准的历史学“模式”，如果一定要有什么模式的话，那就只能在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去寻找。这样，人们就不难回答什么是历史学的“界限”，和历史学的界限何以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这个问题了。那就是界限的“划定”和这条界限的“模糊”，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呼唤，而非人为的、外力所强加。《历史研究》创刊50周年之际，探讨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与时俱进，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出发，不仅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而且在认识中国、认识世界、传承文明、不断加强历史学科建设、增强中国历史科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等方面，也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今天，中国和世界都处于深刻的变化之中，当代中国历史科学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更加艰巨的任务。衷心祝愿《历史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高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一如既往地顺应社会和科学发展的大势，为推动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文章原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