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中国人，一群麻木不仁的看客。
鲁迅绝然弃医从文，写出了《呐喊》、《狂人日记》。
一群如痴如醉的观众，犹如汹涌的潮水，突破了监刑队的密集防线，扑了上来。疯狂的人群吓跑了吃人肉的凶禽和猛兽。他们要抢那只耳朵，也许是为了那只挂在耳垂上的金耳环。师傅见势不好，风快地旋下妓女的另外一只耳朵，用力地、夸张地甩到极远地方。疯狂的人群立刻分流。
莫言从文不弃医，下笔万言《檀香刑》。
《祥林嫂》被猛男拉进高粱地，从还是不从？祥林嫂一定不从，终被猛男强暴之。强暴者爽了，祥林嫂是何感受呢？痛苦且快乐着，耻辱且幸福着。这就是莫言的《红高粱》情结。想通了就会明白：《红高粱》乃《祥林嫂》之续集。
莫言不言，不是有话说而不说，实在是都被鲁迅说完了。

先赞再看。九儿怎么也比林嫂好看点吧

鲁迅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喜欢电影红高粱里那个曲:
颠轿歌
客未走,席未散, / 四下寻郎寻不见. / 急猴猴,新郎倌, / 装进洞房盖头掀. / 我的个小乖蛋!
定神看,大麻脸, / 踏鼻豁嘴翻翻眼. / 鸡脖子,五花脸, / 头上虱子接半豌./ 我的小乖蛋!
丑新娘,我的天, / 呲牙往我怀里钻. / 扭身跑,不敢看, / 二蛋今晚睡猪圈!

萨特
我很遗憾这是一件颇招非议的事情：奖金被决定授予我，而我却拒绝了。原因仅仅在于我没有更早地知道这件事的酝酿。我在十月十五日《费加罗文学报》上读到该报驻瑞典记者发回的一条消息，说瑞典科学院可能把奖金颁发给我，不过事情还没有决定。这时我想，我只要写一封信给瑞典科学院（我第二天就把信给发了），我就能改变这件事情，以后便不会再有人提到我了。
那时我并不知道颁发诺贝尔奖是不征求受奖者的意见的。我还认为我去信加以阻止是及时的。但我知道，一旦瑞典科学院做出了决定，他就不能再反悔了。
我拒绝该奖的理由并不涉及瑞典科学院，也不涉及诺贝尔奖本身，正如我在给瑞典科学院的信中说明的那样。
我在信中提到了两种理由，即个人的理由与客观的理由。
个人方面的理由如下：我的拒绝并非是一个仓促的行动，我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如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有人就提议给我颁发荣誉勋章，我拒绝了，尽管我有一些朋友在政府部门任职。同样，我也从未想进法兰西学院，虽然我的一些朋友这样向我建议。
这种态度来自我对作家的工作所持的看法。一个对政治、社会、文学表明其态度的作家，他只有运用他的手段，即写下来的文字来行动。他所能够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其读者产生一种压力，我认为这种压力是不可取的。我是署名“让-保罗·萨特”还是“让-保罗·萨特：诺贝尔奖获得者”，这决不是一回事。
接受这类荣誉的作家，他会把授予他荣誉称号的团体或机构也牵涉进去。我对委内瑞拉游击队抱同情态度，这件事只关系到我。而如果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罗·萨特支持委内瑞拉的抵抗运动，那么他就会把作为机构的所有诺贝尔奖得主牵连进去。所以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哪怕是以接受诺贝尔奖这样令人尊敬的荣誉为其形式。
这种态度完全是我个人的，丝毫没有指责以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意思。我对其中一些获奖者非常尊敬和赞赏，我以认识他们而感到荣幸。我的客观理由是这样的：
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为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存而进行的斗争。我并不是说，双方应该相互拥抱，我清楚地知道，两种文化之间的对抗必然以冲突的形式存在，但这种冲突应该在人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进行，而无须机构的参与。

我个人深切地感受到两种文化的矛盾：我本人身上就存在着这些矛盾。我的同情无疑趋向社会主义，也就是趋向于所谓东方集团，但我却出生于一个资产阶级的家庭，在资产阶级的文化中长大。这使我能够与一切愿意使这两种文化相互靠拢的人士合作共事。不过，我当然希望“优胜者”，也就是社会主义能取胜。
所以我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哪怕我完全理解这些机构的存在。尽管我所有同情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这方面，不过我仍然无法接受譬如说列宁奖，如果有人想授予我该奖的话。现在当然不是这种情况。
我很清楚，诺贝尔奖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一项文学奖，但它事实上却成了这样的文学奖。有些事情恐怕并不是瑞典文学院的成员能决定的。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譬如，南美一位伟大的诗人聂鲁达就没有获得这项荣誉。此外人们也从来没有严肃地对待路易·阿拉贡，而他却是应该获得这一荣誉的。很遗憾，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一文学奖，而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本国却是一本禁书。人们也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通过相似的举动来获得平衡。倘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当我们签署“一二一人权宣言”的时候，那我将十分感激地接受该奖，因为它不仅给我个人，而且还给我们为之而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可惜这并没有发生，人们只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把该奖授予我。
瑞典科学院在给我授奖的理由中提到了自由，这是一个能引起众多解释的词语。在西方，人们理解的仅仅是一般的自由，而我所理解的却是一种更为具体的自由，它在于有权利拥有不止一双鞋和有权利吃饭。在我看来，接受该奖，这比谢绝它更危险。如果我接受了，那我就顺从了我所谓“客观上的回收”。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人们“并不计较我那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我知道这篇文章并不代表科学院的意见，但它却清楚地表明，一旦我接受该奖，右派方面会做出何种解释。我一直认为这一“政治上有争议的过去”是有充分理由的，尽管我时刻准备在我的同伴中间承认我以前的某些错误。
我的意见并不是说，诺贝尔奖是一项“资产阶级”的奖金，这正是我所熟悉的那些阶层必然会做出的资产阶级的解释。
最后我再谈一下钱的问题。科学院在馈赠获奖者一笔巨款的时候，它也同时把某种非常沉重的东西放到了获奖者的肩上，这个问题使我很为难。或者接受这笔奖金，用这笔钱去支持我所认为的重要组织或运动。就我来说，我想到了伦敦的南非种族隔离委员会。或者因为一般的原则而谢绝这笔奖金，这样我就剥夺了该运动可能需要的资助。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显然我拒绝这笔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只是因为我不愿被机构化，无论东方或是西方。然而你们也不能为了二十五万克郎的奖金而要求我放弃原则，须知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你们的，而且也是你们所有的同伴所赞同的。正是这一点使我无论对奖金的馈赠还是对我不得不做出的拒绝感到十分为难。 最后，我谨向瑞典公众表示我的谢意。

读到这里我掉泪了，我想这是农业集体化最生动的历史，让人联想到一连串“偷盗”集体产品的故事，以及更惊心动魄的死亡故事！与此同时，这个故事也让人们知道什么是善良和宽容。
第三，世上没有神，每个人都是复杂的多面体，没有毫无缺陷的圣人。
莫言也是凡人，肯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此外，长期生活在专制统治下的中国知识阶层，有“外圆内方”的传统；对有些知识人要关注其圆和方乃至更多方面，才能比较公允判断其言行。例如，要是说抄讲话可以用应付环境来辩解的话，他赋诗歌颂薄王唱红打黑，就活该挨骂了！
杨子云：写作者莫言该如何接起“道义担当”的重担？如果不接又会怎么样？
袁伟时：莫言一再说：“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继续讲故事，就是他的道义担当。我相信他会不断给我们讲故事。会不会像鲁迅、巴金等先辈一样，直接用匕首和投枪揭露这世界的荒唐？偶然因素很多，连他自己恐怕也说不准。即使他现在就宣布归隐林泉，不再关心世事，他的数以百万计的作品，已经是留给这个“国族”的无法忽视的精神财富。
2013年1月8日，发表在《腾讯文化》2013年1月10日

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