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地图上国界内的“领土”只是政治政力的领属空间，而作为政治领土的“空间”也不过就是地图上的国界所标志的地方（福柯 《权力的地理学》），与其用后设的这个政治空间来论述历史，不如淡化这个论述的基本单位。

5.应当承认，有时候，中国大陆学术界以现代中国的政治领属空间为古代中国来研究历史的习惯，确实会引起一些问题的。

12.日本的中华观
《华夷变态》：鞑虏横行中原，是华变于夷之态也。

13.朝鲜的中华观
《燕行纪事·闻见杂记上》：大抵元氏虽入帝中国，天下犹未剃发，今则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日亡，将不得复见。

17.古代中国的精神线，大约应当在长城以内，并批评所有中国学者都用现在的中国政治疆域来处理古代中国问题，什么都说成是中国的，这是民族主义。（郑钦仁 《当前中国史研究的反思》 ）

20.这个王朝既是汉地政权，又是大蒙古帝国中的一部分，正如萧启庆所说。“元代君主兼具蒙古大汗与中原帝王的双重性格……忽必烈及其子孙不能仅以中国的‘皇帝’自居，立法施政必须自蒙古‘大汗’的观点着眼，否则会引起严重的政治问题”，汉族在这个大帝国中始终只是被统治者，而“蒙古至上”也表明这个王朝绝不同于汉唐宋这样的汉族王朝。（萧启庆《元朝的统一与统合――以汉地、江南为中心》）

21.清朝能够成功维持三百年的统治，主要原因并非像柯炳棣等人所说的“汉化”或者“中国化”，而是满族作为一个入主中原的群体，不仅依赖保持本身的特点，实施异于汉族的统治方式，而且有效地得到了蒙古等非汉民族的支持，从这点上来说，清朝统治者是以中亚诸族的大汗身份，而不是中国传统皇帝身份出现的，满族只是利用了儒家的东西，所以，清帝国和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罗友枝 《最后的皇朝：清代皇家机构的社会史》）

23.历史上的国家常常是流动的，像罗布泊一样，空间有时大有时小，民族有时合有时分，历史有时整编在一起，有时又分开各成一系，因此，为了维护现代国家的“天经地义”，这种看起来很正当的历史书写，常常给我们带来一些尴尬。
（比如以现代中国的地理空间来描述古代中国，以现代中国的民族构成当作古代中国的民族构成，因而总觉得那个时代的“异族”也应当算在中国之内，因而不是把当时的异族入侵理解为“内部矛盾”，就是把汉族政权的征服描述成“中央对地方”的统一，像现在争论不休的高句丽问题，就是陷入了这一尴尬。关于高句丽的历史争论，我以为中国方面也许会不由自主地以现代中国的疆域来处理古代高句丽的历史归属，而韩国方面则常常会不由自主地从古代高句丽的疆域来期待现代朝鲜民族国家的空间领属。）

25.始终延续的中国却并不是在近代才重构的新建的民族国家；后现代历史学关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思路和依据，另一方面来自欧洲的近代史，我们知道，欧洲近代有民族和国家重构的普遍现象，因此霍布斯邦说“民族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相当晚近的新现象，而且还是源于特定地域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然而这里所说的“人类历史”其实只是欧洲历史，中国古代虽然也有分裂，但因为一是有覆盖更广的“汉文化”，二是经历了秦汉一统，习惯认同早期的“华夏”，三是中心和边缘、“汉族”和“异族”有大小之差异，所以，政治、文化与传统却一直延续，所以既无所谓传统“文艺的复兴”，也无所谓“民族国家”的重建。

26.中国的空间虽然边缘比较模糊和移动，但中心始终相对清晰和稳定，中国的政治王朝虽然变更盛衰起伏，但历史始终有一个清晰延续的脉络，中国的文化虽然也经受各种外来文明的挑战，但是始终有一个相对稳定、层层积累的传统。而在宋代之后逐渐凸显出来的以汉族区域为中心的国家领土与国家意识，则使得“民族国家”相对早熟地形成了自己认同的基础。

29.不要一听说“天下”一词就以为古代中国就没有“中国”意识，汉代也自称是“天下”，但是汉代铜镜铭文中却常常出现“中国”一词，它是与“匈奴”对举的。日本也把自己的国家叫做天下。。。对中国来说，似乎“天下”是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但是对于倭国来说，倭国也是“天下”。

31.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因为不仅各个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历代王朝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空间边界，更是常常变化。

32.不必以现代中国的政治边界来反观历史中国，高句丽不必是“唐王朝管辖下的地方政权”，吐藩也不在当时“中国（大唐帝国）版图”，现在的东北、西藏虽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控制范围内，但是，历史上它们却并不一定全是古代中国的领土；另一方面，也不必简单地以历史中国来看待现代中国，不必觉得历史上安南曾经内附、蒙古曾经由清帝国管辖、琉球曾经进贡，就觉得无法容忍和理解现代越南的独立、外蒙古与内蒙古的分离，和琉球最后归于日本，同楼，也不必因为原来曾经是高句丽的东北地区，现在归入中国版图，而觉得伤害了朝鲜的民族感情。

32.在文化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尤其在汉族中国的中心区域，是相对清晰和稳定的，经过“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文明推进之后的中国，具有文化上的认同，也具有相对清晰的同一性，过分强调解构中国（这个民族国家）是不合理的，历史上的文明推进和政治管理，使得这一以汉族为中心的文明空间和观念世界，经由常识化、制度化和风俗化，逐渐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乡村，从上层到下层扩展，至少在宋代起，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实际的，而不是“想象的”，所谓“想象的共同体”这种新理论的有效性，似乎在这里至少要打折扣。

顶，这本书看过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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