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我十六岁，高中毕业。高中毕业的体验是永远无法重复的。 一群既可称为少年也可称为青年的人突然要为自己作出终身选择了，选择的范围又毫无限制。你说将来想做中学语文教师、图书馆管理员，或外科医生、国际海员而去报考相应的专业，周围没有人会笑你。人的一生就这么短短的个把月时间的无限制状态，今后到死也不会再有了。照理父母和老师应该来限制一下，但他们那时也正在惊喜自己培养的成果怎么转眼之间拥有了那么多可能，高兴得晕颠颠的，一般也拿不定主意。于是，在那个绝对不应该享有那么大决定权的年岁，作出了不知轻重的决定。那个夏天那么烦热又那么令人兴奋，只有树上的知了在幸灾乐祸地叫着，使很多人成年后不愿再回忆这种叫声。 与很多男孩子一样，我照例也有两个小伙伴，一个姓丁，一个姓张，成绩都很好，相信只要自己愿意，任何一所大学都考得上。一天在操场边上商议，现在报考的大学分三类，一类为理工科，二类为医科，三类为文科，我们三人如果各报一类，二十年后一起周游世界，走到哪里都没有不懂的事情了，那该多痛快！这个想法很吸引人，立即通过，而且决定，一定要选每一类里最好(也就是最难考)的学校。那么，三类怎么分工呢？用三张小纸写上号码，折成小球往上一抛，抓阄。丁抓到了第一类，很快打听明白，最好的是清华大学；张抓到了第二类，经过衡量也作出了决定，当时最难考的医科是第二军医大学；我抓到了第三类，可恨的文科，该选哪个大学呢?三个人都苦恼开了。 肯定不能考名牌大学的中文系。为什么三个人如此快速地一起作出这种判断，现在回想起来还不大能够理解。大概是觉得中文系里闹不出一个极有意思的工作，或者是觉得我们在中学早已把《离骚》、《论语》和几十篇古文背得滚瓜烂熟，难道大学里再去做这种令人厌烦的事？张同学说：“我刚读过郭沫若的自传，连他也没有上过中文系!”丁同学说：“巴金也没有。”那天的初步意向，我应该报考外文系，至于哪个大学的外文系最好，还要分头打听。 但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情。班主任孙老师把我找去了，他身边站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瘦瘦的老师，自我介绍是上海戏剧学院来的。“我们学院要以最高的要求招收戏剧文学系的一个班，现在已有几千人报名，只招三十名，但我们还怕遗漏了最好的，听说你在全市作文比赛中得了大奖……”没等他说完我就急着问：“那你们是不是今年全国文科大学中最难考的?”“还没有作这种排列。”老师说，“你知道郭沫若先生吧?”“知道。”我回答，心想昨天张同学才提起过他。“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兼任了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他在这个大学高年级里发现了一个能写剧本的高材生，立即决定中止他的学业，转到我们学院来读书。”“你是说，连中国科学院院长也认为，科学技术没有戏剧文学重要?”我的班主任孙老师惊讶地问。 “我可没有这么说，”上海戏剧学院的老师含蓄地笑了一下，“但是科技大学的这位高年级学生只能进入我们的一年级，还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如果你来报考，”他把脸转向我，“他是你的竞争对象。”我的脑子开始有点发呆，他又丢过来一句：“你的竞争对象还有巴金的女儿。”果然还有巴金！昨天我们刚刚说郭沫若和巴金没读过中文系，没想到他们两位不约而同地把学生和子女托付给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怎么能怀疑这两位长者的判断?我当即下了报考的决心。 戏剧学院是提前考试，一共考了九场，真把人累死。还没有等到发榜，全国高校统考开始了，我当然还应该参加。统考的第一志愿填了军事外语学院，因为听说这个学校毕业后能做外交武官、情报人员，这对一个男孩子来说太刺激了。 不久传来消息，两校都录取了我，戏剧学院抢先一步，拿走了我的档案。军事学院一位姓刘的军官坐在我家里不走了，反复给我父母说，我的英语成绩在今年考生中是第一名，学

切检讨后还保留着位置，但他推荐来的曲信先却遇到了家庭出身问题。李婴宁同学父亲的党龄几乎和党史差不多长，但不幸他又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和文物鉴赏家，当造反派闯进他家打烂了那些文物，他也就不想活了。我父亲籍籍无名，居然也因是“阶级异己分子”而被关押，他可是我们一家八口人唯一的经济来源，我这个大儿子虽然不到二十岁却面对着一副家庭生计重担，盘算再三觉得能救我们全家的只有在安徽工作尚未成家的叔叔了，但刚刚想到，叔叔已在一场游街批斗之后自杀。他游街批斗的罪名是“蓄意美化大毒草《红楼梦》”。 这样大同小异的悲惨故事，在几天之内都压到了各位同学身上。不久前还嘻嘻哈哈的班级，一下子变得很沉默。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理解大家年纪轻轻为何那么懂事，不哭泣、不诉说、不求告，只是每天平静而怆然地走在处处飘拂着标语、大字报的校园里。背后的长者都不见了，热闹中的脚步迈得多么孤独。不知在何处阴暗的房间里，长者们正目光痴痴地悬想着这些脚步，而这些脚步却已走不到长者们身边。 学校中的造反派骂我们班级是顽冥不化的“三座大山”，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个班级压着多少个家庭悲剧，有什么心绪在学校里胡闹，又有什么资格胡闹？有一天，突然在校园里见到了张可老师，她历来不是那种常能见到的老师，从农村分别后就很少照面，不知在干什么。那天她显得很疲倦，走得很慢。猛地看到我她非常高兴，彼此问对方好吗，回答都含糊其词，艰难地找着话题。 “李惠民最近有联系吗？”她问。“谁?”“李惠民。”她又重复了一次，这下我想起来了，与我们一起住了很久的农村干部。倒不是我忘了他，是没有料到张可老师会在这样的时刻提起他。那些谈莎士比亚、练九成宫的夜晚又浮现在眼前，我把张可老师搀到路边草坪上谈了一会儿。她又告诉我，她家有一个邻居，是我中学的校友，每次见面都把我作为谈论对象。我想不起那位校友，但请张可老师代我向他问好。 “听说你们又要下农村?”她问。 “是的，已经动员了。”我说。“多久?”她问。 “说是一辈子。”“让带书吗？”她又问。“还不知道。总可以带几本吧。”但我心里明白，张可老师说的书，不是可让带的那几本。 “一辈子，与父母商量了？”我淡淡苦笑了一下。张可老师好像感觉到了这种问法有点不合时宜，便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说：“好好照顾自己。”这次下乡劳动的时间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漫无边际，等我们在几度春耕秋收之后突然被通知回到上海，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工宣队、军宣队和造反派之间吵闹得很厉害，造反派的一些头头被关起来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来二去，上级居然下令要复课了。复课又没有教材，于是一窝蜂地成立各种各样的教材编写组。原先被作为运动对象或运动阻力看待的那帮人，开始有点事干了。先听说有一批教师要去参加修订《辞海》，名单上有张可老师；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一些教师被抽调出去，一天在大食堂，有一个军宣队员找我谈话，要我参加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现代文学编写组。“每个文科学校都有人参加，以复旦、师大为主，我们是小学校，要谦虚。”他说。 当时所有的修订组和教材编写组都由市里的写作组统管，写作组对我这样一个“文革”以来未曾参加过任何组织的年轻人有点看重的意思，然而毕竟我的运气太好，一九七五年年初就发觉得了肝炎。在家休息一阵还不行，只得住院，出了医院就到故乡休养去了。要不然，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如果在上海，没准也会奉命参与一些诸如“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其他名目繁多的小运动，居然都让我逃过去了。古人说“因病得闲殊不恶”，信然。记得回乡休养前在学院医务室里还遇见过张可老师一次，她说：“没关系，我爱人也得过肝炎，少吃药，多休息，增加营养。”顺便她还愉快地告诉我，学院里受人尊敬的朱端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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