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研究2010．03
Tangut Research
论北宋攻城战
———以元丰五路攻夏战役为中心
籍勇
摘要：攻城战是宋军在战争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之一。宋代攻城战分为直接攻城与间接攻城两类。在元丰四年(1081)宋军五路攻夏这一战争中，攻城战是战争的主要任务。但宋将高遵裕却缺乏对战局的整体把握，在缺乏攻城器具的情况下盲目选择直接攻城，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利。
关键词：宋朝；攻城战；元丰攻夏；宋神宗
作者简介：籍勇(1982－)，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宋辽夏金史。
战争由攻、守两个要素组成，“用兵之道，不过战守两端而已”[1]1634。北宋时期的战争基本可分为野战中双方的攻守与攻城战中双方的攻守这四种情况。在宋朝统治者一直以收复陷于辽和西夏的幽云、灵夏地区这一军事目标的作用下，攻城战成了北宋军队所亟待解决的问题，这要求北宋将官在战争中必须合理地选择攻城战术以实现这一军事目标。然而自宋太宗北伐至宋徽宗出兵攻辽，北宋军队一直未解决攻城乏力这一难题。王曾瑜先生曾在《宋代兵制初探》中指出宋朝军队比较擅长城池防守战，认为这是宋军的优点之一[2]336。但学界对于宋朝军队的城池攻击战重视稍有不足，如上所述，攻城战在北宋军事史的研究中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以宋神宗时期元丰五路攻夏战役为中心，对北宋的攻城战进行简要论述。

二、元丰五路攻夏战争中的攻城战
元丰四年(1081)，西夏梁太后囚禁惠宗秉常导致国内政乱。宋神宗认为攻占西夏的良机已至，遂诏王中正自河东路、种谔自鄜延路、高遵裕自庆州、刘昌祚自泾原路(刘昌祚军受高遵裕节制)、李宪自熙河秦凤五路出兵，欲一举攻克西夏兴、灵二州[3]7644。这场战争的目的为攻克西夏的政治中心兴、灵二州，并收复陷落于西夏的宋朝失地。这种目的也决定了在战争中攻城战必然是宋军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宋初所进行的一系列攻城战建立在后周强大的军事基础之上，周世宗在位时士卒精强，先后发兵击败后蜀、南唐、辽。宋太祖建立宋朝后，继承的是一支无论将领与士兵都有着丰富的攻城作战经验的军队，这对于其攻城战的成功无疑是有巨大帮助的。宋神宗在位时的军事实力则与之不同，其在位期间的宋朝军队已有近90年未进行大规模的攻城战，而在之前宋军所接触的战争或是以守城为主，或是以构建堡寨为主，军队缺乏攻城的必要训练，多以防御见长。即使宋神宗熙宁年间攻占熙河的战争，也多以修筑城寨的方式以巩固成果，在这种将领、士兵普遍缺乏攻城经验的情况下，宋神宗贸然发兵围困对方城池，并希望攻而占之的方法，明显难以取胜。
这种客观情况决定了宋军在战争中应力求避免直接攻城的出现，而应视战局的不同，合理选取间接攻城这一战略。宋神宗自己也清醒地认识到了宋军的这一弱点，下诏诸路统帅在战争中“岂可专与土木为敌”[3]7709，希望他们积极采用间接攻城的方法以赢得战争的胜利，而五路将帅却在战争中表现出了三种攻城形式。
其一，兵出河东路的王中正选择了消极的方式参与战争，整个战事中几乎没有遭遇西夏军队。李宪出兵熙河路后在古兰州地区击败夏军，但此后李宪却以修筑兰州城为名逗留此地，随后也仅是出兵击败汝遮谷的夏军而已。此二人都选择了逃避的态度参与了此次战争。
其二，兵出鄜延路的种谔则通过一系列间接攻城战略的运用，先后攻取了西夏米脂寨、石州、夏州、银州等处。其中在进攻米脂寨时，西夏守军坚防城寨以待西夏万人之军前来支援。在这种情况下，种谔采纳了郭景修“今强敌在前，若一鼓而破，则米脂可传缴而下”的建议，设伏大败西夏援军后，米脂寨守军果然“知单弱无援，即日乞降”[7]5。其后，种谔借攻取米脂之威继续西进，夏州、银州等西夏守军皆遁城而逃[3]7682。但由于种谔军距离灵州路途较远，很难迅速到达灵州城下。
其三，在这一战争中，仅有环庆、泾原路出兵的高遵裕和刘昌祚分别率领军队到达了灵州城下，而在攻取灵州的战术选择上，宋军将领高遵裕却因先后犯错而最终导致了这一战役的失败。
其中刘昌祚领泾原兵先破夏军于磨脐隘，随后行至赏移口，这时有“一北出黛黛岭，一西北出鸣沙川”两条道路可供刘昌祚选择，其中“鸣沙少迂，诸将欲之黛黛”，刘昌祚选择了兵穿鸣沙川以奇袭灵州。灵州当时守御并不严密，处于“环庆军未至，城门未阖，先锋夺门几入”[3]7697的状态。但刘昌祚却未选择率军攻城，史书中关于此事有两种解释。其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史籍记载，高遵裕得知刘昌祚领兵攻击灵州后，即遣使告知刘昌祚已派人招降灵州，命刘昌祚暂勿攻城，在高遵裕这一争功的举措作用下，刘昌祚不得不“命按甲勿攻”[8]11054，最终错失攻取灵州的最佳战机。其二据《长编》记载，当高遵裕在得知刘昌祚兵临灵州城下后，错误地认为刘昌祚已攻克灵州，立即向神宗请功，“臣(高遵裕)遣昌祚进攻，拔灵州城”[3]7700。假若第一种情况下的高遵裕令刘昌祚停止进军的事实成立，那么，高遵裕是不会向朝廷请功的。《长编》中对这一事实记载略显矛盾。其原因或许是高、刘二将在攻灵州不克后，都存在着互相推诿责任的可能性，从而导致《长编》中两种记载的出现。
而刘昌祚未攻灵州的真正原因，在其随后面见高遵裕时业已讲明：“畴昔即欲取之，以幕府在后，故止，城不足拔也。前日磨脐隘之战，余众皆保东关镇，东关在城东三十里，旁直兴州渡口，平时自是要害，今复保聚，若乘此急击之，外援既歼，孤城当自下。”[3]7700从中可以看出，刘昌祚认为当时战争的重要环节在于歼灭驻守在距灵州30里处的东关镇及其附近兴州渡口的西夏军队，这样灵州就会变为孤城。宋军可趁其守城士兵士气低落，一举攻克灵州。这样做的好处还包括宋军在击溃东关镇的守军后，可以为继续进攻兴州提供军事上的便利。刘昌祚是将攻占兴灵二州作为整体来看待这场战争的，如果击败了东关镇的西夏守军，宋军即可以北上渡河攻取兴州，也可以攻占灵州，宋军可以获得更多的选择权，既可以避免大规模的攻城战，又可以达到攻占兴灵的目的。
刘昌祚的军事设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大军出师前，宋神宗也认为宋军应“败贼援军，分兵留攻灵州。乘河冰合，简精锐兵将径趋兴州。若先下兴州，则灵州不攻自破。更审度机便施行”[3]7709。但由于高遵裕之前听信了错误的战报，认为刘昌祚业已攻克灵州，已然上奏报捷。而在伐夏军出师之前，宋神宗刚刚将在泸州战场冒功上奏的宋将韩存宝斩首以正军规[8]303，同为冒功上奏的高遵裕自然心存忌惮。这种形势决定了高、刘二军这时必须强攻灵州以免除高遵裕冒功之罪。这种形势决定了高遵裕必然要抛弃刘昌祚之前所设计的方案，将其改为强攻灵州。尽管泾原钤辖种诊认为高遵裕攻击灵州会带来“顿兵攻坚，兵法所忌，而食且尽，吾营布列稻塍，若贼决河水灌之，吾其鱼矣”[3]7720的不利战局，希望高遵裕暂时停止对灵州的攻击，但高遵裕此时别无他选。
高遵裕主观上认为灵州“朝夕可拔”并非难事，但战争的发展却未如他所料。宋朝军队在艰难击败西夏援军后，发现眼前呈现的是一座“高三丈，尽以毡裹水沃之”[3]7737的坚固城池。面对灵州，这时的宋军无论是士气、后勤补给、攻具都不符合攻城的要求。第一，高遵裕与刘昌祚产生了矛盾。在攻城进行中，高遵裕多次“欲以军法斩昌祚”，这导致刘昌祚所统率的泾原兵士气低落，“皆愤怒”[9]292。第二，西夏军队时常骚扰宋军的运粮队，导致宋军不能得到充足的后勤补给。这两点多被人们认为是攻灵州城失败的决定性原因，但高遵裕所独自率领的环庆兵，在灵州城下驻扎18天之多，在这宝贵的18天中，高遵裕都做了些什么呢？
面对高三丈的灵州城，高遵裕发现“军中皆无攻具”，一支攻城的军队却不携带攻具，其结果可想而知。而高遵裕军中“亦无知其法者”，甚至都没有懂得制造攻器技艺的军匠。即使宋军想勉强地砍伐当地树木制作一些简单的攻具，却又遇到了灵州城外的树木“皆细小朴拙不可用”[3]7707的难题。这导致围困灵州城的宋军士兵没有攻器可用，高遵裕无力发起大规模的攻城之战。于是，这场所谓的攻城战既没有将领“飞矢贯臂，流血被体”[3]17，奋力先登的情形出现，也没有士兵“矢下如雨”[3]610的攻城场景，比宋初任何攻城战役都要温和，根本原因是攻具的缺乏。无奈之下，高遵裕使军兵“呼城上人曰：‘汝何不速降？’其人曰：‘我未尝叛，亦未尝战，何谓降也？’”[3]7707不难看出宋军的无奈与西夏守城军的怡然自得。最终，西夏守军在被围18天后发七级渠水淹宋军，宋军大败而归，元丰五路攻夏战争以宋朝惨败而告终。

能写这样一篇论文也敢发表，真的是要有勇气的！
要是俺专业里要有人写这样的论文，都不好意思拿出去给导师修改了！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