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实是哈士奇，不是狼

2007年第1期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32No.1
第32卷(总第133期)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Feb.,2007
宋史研究
北宋黄河河防中的官员奖惩机制
李华瑞 郭志安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在黄河防治中，北宋王朝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官员奖惩机制。而在其运行中，宋廷通过行政升黜、经济赏罚乃至刑事制裁等多重手段的综合运用和实施，从而对激励和制约治河官员致力河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北宋；黄河；河防；官员奖惩机制
作者简介：李华瑞（1958—），男，四川绵竹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07）01-0021-05
收稿日期：2006-09-17
在中国古代黄河发展史上，经历了东汉到唐末较长时期的相对安流之后，北宋时期黄河的频繁决溢和改道层出不穷，黄河的防治也一直贯穿于北宋王朝的始终[1]（p25）。对于北宋的黄河治理，宋人曾巩曾以“盛宋之隆，河数为败”[2]（卷49，《本朝政要策·黄河》，p677）一言以蔽之。但如做具体分析，北宋黄河治理也不乏可取之处。在河防中，北宋王朝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考课和奖惩机制，“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3]（卷25《宋制禄之厚》,p534）的奖励原则在河政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同时对治河官员因渎职等因素所造成的失误亦有相应的惩处规定。这种奖惩机制，对激励和制约官员致力于河政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方面，日本学者吉冈义信《北宋黄河史研究》[4]一著和李华瑞《北宋治河管理机制述论》①一文中均有一定论述。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着重自以下几个方面对北宋黄河河防中的奖惩机制进一步予以探讨。

二、措施有方,顺利完工
天禧五年（1021年）正月，鉴于此前黄河于滑州天台埽屡堵屡决，知滑州陈尧佐“以西北水坏（滑州城），城无外御，筑大堤，又叠埽于城北，护州中居民；复就凿横木，下垂木数条，置水旁以护岸，谓之‘木龙’，当时赖焉；复并旧河开枝流，以分导水势”。为此，朝廷下诏对陈尧佐予以嘉奖[5]（卷91《河渠一·黄河上》，p2264）。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因塞大名第五埽决口导黄河入二股河成功，赐都大提举官宋昌言、王令图、程昉等钱绢有差[6]（方域14之23，p7543）。元丰元年（1078年）十二月，权御史中丞蔡确奏称，黄河决口曹村之际，转运使王居卿献横埽之法，黄河决口赖此堵塞。而事后奖赏之时，王居卿不欲自陈己功，以致被漏赏。因此，蔡确请求朝廷对王居卿所置横埽之法加以验定，如确实奏效，应令都水监加以推广，并对王居卿予以重赏[7]（卷295，元丰元年十二月丙辰，p7184）。宣和三年（1121年）八月，北外都水丞张克懋、知冀州韩昭、通判晁将之，在冀州信都等埽黄河暴涨之际，因措施得力，救护有方，“各特转一官”[6]（方域15之30，p7560）。
同时，因治河举措不当而致河役失败时，相关官员也会被予以严惩。如庆历年间，黄河于商胡决口时迟迟未能堵塞，水工高超献“合龙门”之策，监官三司度支副使郭申锡拒不采纳，“主前议，不听（高）超说……而河决愈甚，（郭）申锡坐谪”[8]（卷11《官政一·高超巧合龙门》，p101）。嘉祐元年（1056年）四月，蔡挺、李仲昌等人塞商胡北流而迫黄河水入六塔河，六塔河因其狭不能容而致使黄河决溢，兵夫伤亡、河料损失甚众，“修（商胡埽）河官皆谪”，其中“（张）怀恩流潭州，（李）仲昌流英州，施昌言、李璋以下再谪，蔡挺夺官勒停”[5]（卷91《河渠一·黄河上》，p2273）。不止于此，到六月时，朝廷再次追论此事，“降知澶州修河都总管、天章军节度观察留后李章知曹州，河北转运副使、同管勾修河、司封员外郎燕度知蔡州，提点开封府界县镇公事、同管勾修河、度支员外郎蔡挺知滁州，修河都钤辖、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侍省内侍押班王从善为濮州兵马监押，修河都监、供备库副使张怀恩为内殿承制，提举黄河埽岸、殿中丞李仲昌为大理寺丞”[6]（职官65之14，p3839），可见宋廷对治河失败官员的惩处之严、波及之广。元丰四年（1081年）五月，因此前陈佑甫、苏液协同堵塞小吴埽决口失败，在苏液已受冲替处分的情形下，陈佑甫此时也因大臣的弹劾而被给予冲替的处分。[7]（巻312，元丰四年五月已酉，p7578）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御史中丞刘挚弹劾河北转运司李南公、范子奇等人频繁兴役，却“未尝亲至（黄）河上……欲以侥幸有成”，李、范二人各被“罚铜十斤，展二年磨勘”[7]（巻374，元祐元年四月已丑，p9056—9057）。是年，御使吕陶弹劾范子渊此前“修堤开河，縻费巨万，护堤压埽之人，溺死无数。元丰六年兴役，至七年功用不成”，宋廷因此而将范子渊黜知兖州[5]（卷92《河渠二·黄河中》，p2288）。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黄河于内黄口决口，东流为之断绝，回河东流之役至此也即最终宣告失败。当此之际，左司谏王祖道等人极力建议朝廷严惩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之罪，“投之远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也为朝廷所接受[5]（卷93《河渠三·黄河下》，p2309）。

[注释]
①参见李华瑞：《北宋治河管理机制述论》，2004年河北大学“中韩宋辽金元史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ps：CNKI上下不了)
[参考文献]
[1]邹逸麟.宋代黄河下游横垅北流诸道考[A].椿庐史地论稿[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2]曾巩.曾巩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1.
[4]吉冈义信.宋代黄河史研究[M].东京：株式会社御茶の水书房，1978.
[5]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徐松.宋会要辑稿[M].台湾：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65.
[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
[8]沈括.梦溪笔谈[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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