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佛教，道教都受到崇拜和景仰，特别是佛教，在民间的土壤很深，善男信女可说是不计其数。佛教的信徒遍布大江南北，南朝四百八十寺，佛像佛窟已经修建到了塞外，由此，佛教是中国成为最兴盛的宗教。 民间的崇拜确是佛教在中国得以壮大的极重要因素，下层人民的加入就是佛教传播的极大力量，他们生活贫苦，善良朴实，是很虔诚的信徒。但是要注意的是，一般的民众，并非是真正的，彻底的了解佛经，教义，也并不知道所谓的极乐世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他们只是随众的顶礼膜拜。 实际上看来，在中国真正对佛教具有深刻理解而抱着神圣情怀的，只有纯正的佛教徒，或者受到佛教化影响很深的某些文人，知识分子，而一般的大众，因缺乏对佛教经义的理解，对佛教并不能够形成那种圣洁和理想的情感的，应该说来，他有的，只是一中很朴素的善良情感，和极具有普遍性的心愿。比如乡下善良淳朴的老
太太
，虽然是目不识丁，跟她讲很高深飘渺的，诸如莲花法象，丈六金身的佛法之类，她不能够听懂，但不妨碍她每日虔诚的吃斋把素，念阿弥陀佛，企求观音菩萨保佑,因为她只是需要的是菩萨实实在在的保佑，能让她和家人一生都平平安安，作好事有好报，因而虔诚的信佛行善。这样则比较具有代表性，以下层人们为主的一般大众，文化知识低下，之所以那么崇信佛教，大半是因为接受了因果报应，轮回转世,善恶自古终有报等等这些通俗而听起来大有好处的话，才在心里相信存在着这么一个神佛，只要有足够善行，就能获得庇荫。佛教就是这样，并不靠繁冗的佛文和卷帙浩繁的经典来，广收信徒，而是靠着向大众许下美妙动人的承诺，和对幸福生活的具体描绘，并把这些天堂般的生活描绘得栩栩如生，如睹其事，才得那么多黎民百姓的支持，和世世代代的崇拜。 这可见老百姓是多么的朴实，他们只想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因而需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子子孙孙皆得善报，余者并无所求。而按照宗教的观念，神佛可以满足他们这样的生活要求，他们就把获得这样好兆头的心愿转载到神佛的身上，以香花灯烛，牛羊猪狗祭之，并将佛祖，菩萨视为神圣，而供奉有加，在心灵上时时刻刻对他们尊称祈祷，并且要子孙后代也一起敬仰，不得诋毁亵渎，以至长久以来成为民俗习惯，文化传统。说到底，都是因为出于对自身处境实实在在的考虑和盼望。 但这样也不能说明我国的民众追注重实在利益而别无远视， 毕竟，中国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衣食住行，吃饭穿衣，这些琐细而必要的基本生活需求，小农经济下的人们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劳动，安土重迁，许多民众劳苦贫困，多灾多难，只要求能够得到温饱，生活安宁，而如果神佛可以给他们带来这些最朴素的幸福，那他们还会有什么想法呢？老百姓是最容易满足的（说到这里，还真为千百年来的民众深深叹息，他们往往连这最基本的生活愿望都得布道实现，他们的命运还是那么的悲苦，对神佛的崇拜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大的幸福），谁只要得到他们的心，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就能取得中国宗教的话语权。 小说家也难免一样，小说中常常以佛道入门，象古今小说，拍案惊奇一类之类，里边的神仙僧道题材，还有众多传奇戏曲志异之类，如聊斋，济公全传，以及众多的经变，拟话本一类，就是这样的题材，元明清时，神怪宗教气息特点的叙事文学大为流行，在明清时代，僧道神仙宗教故事以及功能非常广泛，在此背景之下，神魔小说的风格倾向与写作者的宗教知识素养关系极为密切，作家们如果对佛道之理了解得多，那么在其作品中，便往往贯穿着较为严谨，正统的佛道思想，风格上也比较偏向于无为逍遥，或者是虚无淡定。同时，这还跟作家的人生哲学态度有关，若作家本身就是宗教徒，在平时就严格秉持佛道的学说思想，对佛道怀着非比寻常的情愫，其作品就会流露出对佛道的深厚感情，从而形成一种圣洁崇高的情结，这种情结在作家的笔下被渲染地非常的深挚，博大而感人。反之,如果创作者本身对宗教知识了解甚少,本人又不信佛信道,或者对佛道的教义缺乏深入研究的话,那么其作品也就不会有很多的宣扬宗教理念,反之，如果作者多佛道的了解知识不多，平时也不信不信道，对宗教产生了什么特殊的感情，那么其创作的作品便不会过多的宣扬宗教理论或表述悟道心得，也不会流露出对神仙佛祖的虔诚感情，而将表现出的，是对神奇曲折的，悬念陡生的情节的关注，对无所不知，神通广大的传奇人物的欣赏，对想象丰富，光怪陆离的神仙斗法的浓厚兴趣，和玄妙奇技的文法炫耀等等，稍有一些社会深度和文学性较强的，还会带有对世象百态的描绘，对众生疾苦的关怀对时弊怪状的讽刺，即便是对成仙成佛的理想有所向往钦羡，也并不会真的表示要去修炼仙道。

在神怪小说创作的实践中，真心崇信宗教，宣扬佛道思想的作品并不多见，即只有少数的作品作者是职业僧道，或者是深受宗教思想熏陶，僧道化的文人，他们不仅在作品理论里信奉宗教，在实际人生中也是秉持这样的态度，而大多数神怪作品的作家却不是虔诚的宗教徒，对佛道修行没有什么感情，形成不了深厚的情夙，他们之所以写这个题材，是为了描写神魔而讽喻世事凡人，刻画世俗人情，反映现实人生的喜怒哀乐，表现出凡人的愿望和渴求，并且常常用凡人的视觉，凡人的审美观念去渲染，去看待神仙所拥有的种种妙处，还不时表达出羡慕欣赏之情，而不是以出家人的观点去主张清心寡欲，因而对与具体的宗教知识理论，作家们自然不会去深入细究了，甚至不少人还会在作品创作中犯下了宗教的常识性错误，包括一些成绩卓著，才华盖世的作家，如吴承恩等，在他们的笔下，神仙佛祖，以及以仙佛为代表的天宫紫府，神话仙界，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有鲜明的世俗味道，人情味很浓，附有诙谐特点，在神怪小说中，文学性普遍大于宗教性，生活气息浓厚，宗教说教少甚至可说无，在艺术风格上，也颇多作家主观的技法因素和感情色彩。 很多作家，尤其是通俗小说作者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给神仙加上丰富的人间感情和亲切的面貌，增添世俗之气，使得其身上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减淡不少，民间文化底蕴增多，神仙的形象不仅饱满多彩，而且象是人间的性情中人，不再面目冰冷，与世隔绝，如八仙过海，三戏白牡丹等，再有，作者在刻画神仙僧道的过程中，也是基于普通民众的角度和心理来描写，这种心理和平民崇拜神佛时的心理动机是一致的，其实，这便是上文所说的实用性目的，神佛之所以高于人间的主宰，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有本领获得凡人所得不到的幸福，不受限制凡人的规则束缚，在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上完全自由，超越生命的极限，长生不老，神采俊逸，逍遥自在，并且能将这样的自由，幸福，甚至长生不老都赐予给任何一个凡人或者百姓，操纵人间的生死福祸，降妖伏怪，惩恶扬善，无所不能，他们的神圣崇高，是因为具有超能力，道德高深，用这种超能力切切实实的造福于人，普渡众生，甚至还能满足某些阶层心中较为特殊，但还不算过分的愿望。只有这样，他们才配做超凡飘逸，高高在上的神佛，人们才会去崇拜羡慕他们，也就兴致盎然的起阅读神怪小说。值得说明的是，这种普渡救脱，并不是严格按照宗教理论所规定的方式正式皈依，恭敬向佛（道），而是以崇拜一种神奇力量的心态来接受神话，获得精神上的抚慰，增强与现实困难挫折相斗争的信心。创作者们，是在把民间宗教信仰和现实人情相结合，营造一种为民众所熟悉而又颇具浪漫色彩的神怪世界和氛围。简单的说，正是因为神仙们做到了凡人在现实中做不到而，急需实现，极想实现的事情，所人们才喜爱这些神仙形象，喜爱这些通俗小说家所刻画的人物。 

所以，神怪通俗小说在民俗趣味感染力上胜过宗教宣传力度。作为小说爱好者的平头百姓们，不再匍匐于神佛之下，而敢于把他们看作为具有性格，和 自己 一样具有凡人性格,可以互相说笑交谈的平常人.充分体会到其身上的世俗魅力.人神之间的关系也就亲切多了.这时候,神佛的圣洁,不再来自那高高在上,如若冰霜的冷漠与高贵,而是来自往返于人间仙境,随时亲赴尘世,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怜惜苦难的感人事迹,和邪不胜正的信念,永远能摆平一切问题的智慧与法力.表现出这样特点的作品实在很多,其中,济公全传是这方面著名的典型代表. 济公，在民间是家喻户晓的活佛，他的传奇故事老百姓喜闻乐见，流传广远，他的形象深入人心，举止诙谐，面目可亲。济公就好似一个酒肉和尚，多狂禅之气，平常佛教徒遵守的清规戒律在他身上几乎地不到体现，但他却获得了无数百姓的爱戴，就在于他虽不谨遵正统佛规，却能恪守“世人修口不修心，我自修心不修口”，“我和尚诛恶人即是善念”这样通俗浅显而朴素可贵的理念，坚持“哪里不平哪有我”，随时为民众解忧；爱憎分明，扶危济困，锄强助弱，杀妖道，擒恶贼，捉拿江洋大盗，惩处恶霸贪官，平定害民乱贼，救护贫苦百姓，秉持善心，为人间消灾造福，排忧解难。这位“活佛”早已不是供奉在佛龛上受用香火的菩萨，而是游戏人间，洞悉人间善恶，渡脱众生的知觉罗汉。了。作者显然要把济公写成一个打抱不平，伸张正义，扫荡人间邪恶，法力无边的“侠僧”。 在某种程度上，堪比武侠小说中专管人间不平之事的侠客们，济公身上的放荡戏谑，倒也能和那些大侠们的豪放不羁，任情使性相映成趣。这么说来，济公的传奇性就更贴近民间趣味了，他好酒吃肉，一些爱好性情几乎与凡人无异，又身负无穷本领，无量神通，随时可使困难迎刃而解，得到令读者意想不到的种种好处。常常和他那些绿林豪杰徒弟大快朵颐，海量豪饮，令平民读者羡慕非凡，整部济公传的特点也就显得十分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