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外蒙古封建上层集团在沙皇俄国支持下宣布“独立”，1915年《中俄蒙协约》签订后外蒙古在沙俄卵翼下实行“自治”，中国政府对外蒙古的主权被剥夺殆尽。北京政府为废除沙俄迫签的这一不平等条约作了持续的努力，曾经促使外蒙古取消了“自治”，废除了《中俄蒙协约》。这一事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大陆有关中俄关系史、①蒙古史、②民国外交史、③中国近代史④的著作中关于这一事件的论述，一般都很简略，有的著作在论述中也还存在史实错误。虽然有一些相关论文论及这一事件但都未深入研究。就笔者所见，专门研究这一事件的论文有：《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5期发表的刘存宽《1918-1921年的外蒙古与中苏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4期发表的刘兰昌《徐树铮与外蒙古撤治及其影响》及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边疆史地论集续编》所载笔者所撰《1919年外蒙古取消“自治”述论》。这三篇论文对1919年外蒙古取消“自治”的过程论述较详，但仍未能全面揭示北京政府在取消外蒙古“自治”、废除《中俄蒙协约》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作用。本文拟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北京政府对《中俄蒙协约》的态度，阐明北京政府为废除《中俄蒙协约》作出的努力，以深化这一课题的研究。

北京政府抓住了有利时机，采取了联合外蒙古当局共同对付旧俄白党的正确策略，在中央政府军兵力非常微弱的情况下完成了收复17万平方公里已失领土的任务。这场正义的爱国斗争收复了沦陷数年的神圣领土，发扬了民族正气，这是难能可贵的。收复唐努乌梁海使外蒙古当局与旧俄白党的关系进一步疏远，同时密切了中国中央政府与外蒙古当局的关系，增强了中国中央政府在外蒙古的影响力。
俄国内战爆发后，外蒙古地区政治形势动荡不安，中国国防安全受到威胁。北京政府筹划乘机冲破中俄《声明文件》和《中俄蒙协约》的束缚，出兵外蒙古以维护中国国防安全。1918年2月和4月中旬，北京政府两次指令陈毅转商外蒙古当局，让其请求中央政府驻兵外蒙古，直到俄国内战结束为止，被外蒙古当局拒绝。(30)
1918年4月底，旧俄政权驻乌里雅苏台领事馆卫队在俄国革命党人的鼓动下酝酿倒戈，风传约300名苏俄红党武装人员正向科布多城进发。旧俄政权驻乌城领事惶惶不可终日，前来中国中央政府驻乌城佐理专员公署，请求中国政府“迅派重兵保护”。旧俄驻乌城领事并表示将建议俄驻库伦总领事，商请外蒙古当局同意中国中央政府出兵外蒙古西部。该领事还与中国政府驻乌城佐理专员恩华和外蒙古当局驻乌城大官会商，三方商定：由外蒙古当局驻乌城大官请求外蒙古当局同意中国中央政府军入蒙，并由其请求库伦派外蒙古地方部队前来救援。此时恰克图也频频告急。外蒙古当局“自知独力难支”，只得改变态度，派员来与陈毅会商中央政府军入蒙事宜。双方商定：中央政府军暂先进兵一营，以后如情况需要，可经过协商，“请求增派”；中央政府承诺：“俟欧战和局告成，时势完全平定，仍将此项军队撤回，以符原约。”(31)1918年7月下旬，北京政府陆军部决定派绥远骑兵第四团高在田所部两个营改称步兵一营入蒙。9月中下旬，该部分批抵达库伦。10月分拨一半兵力驻防恰克图。中俄《声明文件》、《中俄蒙协约》等不平等条约关于中国中央政府不能在外蒙古驻军的规定在事实上被打破了。

三
要恢复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必须全面废止《中俄蒙协约》。北京政府提出了与外蒙古当局另订新约，使《中俄蒙协约》实际上失效，将来俄国新政府要求中国承认时乘机促其正式废除的斗争策略。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胜国拟于次年1月在法国
巴黎
召开和平会议，中国派遣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的代表团赴法参会。1918年12月14日，中国政府驻恰克图佐理专员李垣致电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建议将《中俄蒙协约》问题提交巴黎和会讨论，以维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北京政府认为《中俄蒙协约》与巴黎和会无关，不便提交和会讨论；“现在俄乱方殷，无暇东顾”，如果乘此时机与外蒙古当局联络感情，就关系中央政府和内地人民权利的问题与外蒙古当局另订条约，效果比提交巴黎和会要好。(35)
1919年1月5日，北京政府国务院、外交部致电驻库大员陈毅说：“查近年以来，俄蒙协约(指《中俄蒙协约》——引者注)中如限制驻兵、设邮二事，事实上业经破坏。但协约固在，终为蒙事莫大之障碍。然蒙情多疑，进行又不宜过骤。……拟请执事相机与外蒙另订条款，俾得以新约废除旧约，将来承认俄新政府时，即以此为交换条件之一。”电报指示陈毅新条约重点要解决三方面问题：一是恢复中国中央政府在外蒙古的驻军权；二是全部或者至少部分恢复蒙古王公对中央政府的固有礼节；三是规定中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内地人民在外蒙古可以享有俄国人根据俄蒙《商务专条》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同月，国务院先后发函、电给陈毅，指示他“宜求经营实事，不务取消自治虚名”；应先解决驻兵、铁路、册封、垦矿四个问题。(36)

陈毅立即将此情况转报北京，催促迅速决策。1919年8月21日，国务会议讨论了此事，并于当日致电陈毅，指示他转告车林：“须先由外蒙王公用全体名义呈请政府恢复原制，然后政府根据此项请求，再与妥商条件，庶对外较易措词，不致更疑政府之利用时机，强事干涉。”(40)陈毅认为：取消“自治”条件关系到外蒙古之永久安危，“必先用非正式将条件预行商定，蒙始安心”。外蒙古各王公也主张先将条件商妥，再递交请求取消“自治”的呈文。陈毅遂与外蒙古各王公先商议取消“自治”的条件。外蒙古各王公经过密商，提出条件50余条。(41)陈毅对这些条件进行了审核，然后根据各王公的建议，行文外蒙古当局，以继续办理春间奉国务院命令办理的签订条款一事为由，非正式地提出这些条件，催外蒙古当局答复。“理由谓春间虽未提及取消自治，近因谢布勾煽，故不得不进一步将自治取消，以绝祸根。”(42)外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喇嘛派本不愿意取消“自治”，此时迫于形势，才勉强表示同意。喇嘛方面于是对条件进行了修改，“并添加十余条，大体均优待活佛喇嘛事项”。这样，条件草案增至63条。外蒙古当局于9月下旬将条件草案交给陈毅。10月1日，陈毅派驻库大员公署秘书黄成垿赍送条件草案入京。陈毅在致代外长陈箓的信函中说：“此项草案，蒙人所以鳃鳃过虑预求商定者，实出于爱国之忱，为蒙人世世子孙永为中华国民之计。毅耿耿愚忠，惟知爱国，亦惟求蒙人依汉如天，永不再伤感情，隐种独立之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请中央“迅予核定电知”。(43)

陈毅与外蒙古当局拟定的文件名为《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外蒙及善后条例》。这个条例草案规定：外蒙古呈请取消“自治”后，外交事务由中央政府管理，国防事务由中央政府军负责(虽然对军队数量有所限制)，中央政府拥有任免重要官吏、制定法律的权力，拥有在外蒙古修筑铁道、办理邮电事业、开采矿产等权利，外蒙古王公、喇嘛对中华民国国家元首照例奉行年班、觐见等礼节。条例草案确认：中央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改变外蒙古原有的盟旗制度，各盟旗原有的管辖治理权永远照旧；外蒙古王公的爵位一律由中央政府照旧封给，各扎萨克和非扎萨克王公均由中央政府照例给予岁俸；设立外蒙古地方议会，外蒙古贵族和平民有参与全国政治事务的权利；外蒙古各盟旗的土地所有权不变，中央政府不向外蒙古移民。这个条例草案对外蒙古喇嘛教势力的利益给予了充分照顾，条例草案确认：哲布尊丹巴由中华民国总统世世封为国师、北方黄教教主。该条例草案允许俄国人继续在外蒙古从事开矿、经商等活动，只是要废除当年俄国沙皇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中俄蒙协约》。这个条例草案内容详尽，规定了外蒙古呈请取消“自治”后保证中央政府在该地有效行使主权的各项安排，同时保证外蒙古王公享有他们在清代时就享有的高度自治权利，照顾了蒙古民族的利益。如果这个条例草案得以实行，中国中央政府和外蒙古地方当局的政治要求都可得到基本的满足。

此时，旧俄白党残余势力与对取消“自治”于心不甘的外蒙古封建上层人士勾结起来正在进行恢复“自治”的密谋活动。1921年2月3日，旧俄白党恩琴和作乱蒙古王公的武装攻陷库伦，陈毅和库伦驻军向北溃逃到恰克图。1921年3月18日，苏俄、远东共和国军队以及外蒙古人民党武装攻陷恰克图。7月，苏俄、远东共和国和外蒙古人民党武装占领库伦，外蒙古人民党政权建立。(56)苏俄与远东共和国军队占领外蒙古以后，北京政府反复与苏俄和远东共和国交涉，要求对方撤军。苏俄和远东共和国一直延宕，同时在外蒙古加紧培植势力。1921年12月来华的苏俄政府代表裴克斯在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中，竟以已被废除的《中俄蒙协约》作为苏俄在外蒙古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根据，北京政府对苏俄代表的谬论给予了严正驳斥。1922年5月22日，中国外交总长颜惠庆质问裴克斯：“外蒙为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分，安得与之订约且驻兵库伦，此诚侵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举，是何用意？”裴克斯说：“本国此举对于贵国在外蒙之主权毫不侵犯，缘此系根据1915年三方之协约。按照该约，贵国承认外蒙之独立。而此项独立即在1919年被贵国所强迫取消者也……本国政府之意，对于前俄帝国所缔结之各项条约，均须修改，并非根本全取消之谓。1915年中俄蒙三方协约亦应修改。”颜惠庆说：“中蒙关系纯属内政，不能容第三者干涉”；对于中国中央政府与外蒙古的关系问题，苏俄政府只能以友人身份从中进行非正式调停，“稍有逾于此者，则不能承认也”。(57)在同年6月27日的谈判中，裴克斯再一次说：在中俄新约签订前，《中俄蒙协约》仍然有效。颜惠庆指出：《中俄蒙协约》是沙皇政府强迫中国签订的；“外蒙为中国领土，贵方军队自应撤出”。(58)
由于苏俄政府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裴克斯及其继任者越飞与北京政府的谈判毫无结果。1923年9月以后，谈判在北京政府代表与苏俄政府新任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之间举行。越飞和加拉罕使华期间，苏俄宣称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苏军是为了防范旧俄白党才暂时驻扎外蒙古、以后定会撤出，同时在中国军政实力派中寻求合作伙伴，通过他们来影响北京政府和广大民众。苏俄的做法导致中国许多人对苏俄占领外蒙古的真实意图缺乏应有的认识，他们强烈要求在苏俄未答应从外蒙古撤军的条件下尽快承认苏俄(联)政府。西方列强出于私心攻击苏俄驻军外蒙古的政策。在此艰难形势下，北京政府顶着巨大压力，始终坚持苏俄必须从外蒙古撤军、苏俄答应从外蒙古撤军是两国复交的先决条件。经过艰苦的谈判，1924年5月31日，《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在北京签字。该《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根据其政策及一千九百十九与一千九百二十两年宣言，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59)至此，《中俄蒙协约》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五
回顾1912年至1924年北京政府在外蒙古和《中俄蒙协约》问题上的一系列举措，我们看到：在中俄《声明文件》、《中俄蒙协约》这些不平等条约签约谈判过程中，北京政府一直在设法抵制俄国的侵略阴谋和外蒙古统治集团的分裂企图，力图减少中国领土主权的损失，最后迫不得已才吞下了苦果。对于不平等条约《中俄蒙协约》及其所导致的外蒙古地区的实质上的分裂割据，北京政府并不甘心接受。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北京政府抓住俄国新旧两党激烈内斗无暇顾及外蒙古之机，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促使外蒙古统治集团呈请取消了“自治”同时收复了唐努乌梁海。北京政府废除《中俄蒙协约》恢复对外蒙古的有效管辖并收复唐努乌梁海，是中国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方面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徐树铮力促外蒙古取消“自治”是正确之举，但他擅自废除“63条”是非常错误的行为。外蒙古统治集团之所以在1911年宣布“独立”，是因为他们认为清廷的政策损害了自己的利益。磋商取消“自治”过程中，蒙古人最担心的事是取消“自治”后本身利益受损，陈毅的“63条”对蒙古人的权益规定的那样具体，彼等尚在细节上进行争执。徐树铮的“8条”对保障蒙古人的权益讲得十分笼统，表现出由中央政府官吏直接管理外蒙古的倾向，怎能不招致外蒙古统治集团的一致反对呢？就外蒙古统治集团内部而言，王公派是取消“自治”的动力，徐树铮一脚踢开经过中央政府深思熟虑的“63条”，冷了原本拥护中国统一的外蒙古王公之心，使原来倡议取消“自治”的王公也转到取消“自治”的对立面。徐树铮的操切从事，促成外蒙古取消“自治”的迅速实现，但又留下了隐患。

注释：
①参见余绳武等：《沙俄侵华史》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91—992页；特布信等：《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176页。
②参见留金锁等编著：《蒙古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页。
③参见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3—217页；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00—202页。
④参见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4版)，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53—456页。
⑤参见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司文书科编：《外交部交涉节要》，民国元年八月，第15—18页。
⑥《驻北京代办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2年4月4日)，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6页。
⑦《驻北京代办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2年4月23日)，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27—28页。
⑧《驻北京代办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2年5月14日)，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28—30页。
⑨《驻北京公使致外交大臣紧急报告》(1912年6月22日)，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34—36页。
⑩《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2年8月6日)，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39—40页。
(11)《驻北京公使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电》(1912年8月9日)，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41—42页。
(12)参见《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库朋斯齐电》(1912年8月19日)、《外交大臣致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函》(1912年9月17日)，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50、60—61页。

(13)《内阁会议记录》(1912年8月15日)，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43—50页。
(14)参见[苏]卡鲍著、辽宁大学外语系译：《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96—200页。
(15)《对蒙谈判全权代表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1月1日)，陈春华：《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111页。
(16)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第1篇，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44页。《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1月7日)、《驻华公使致外交大臣电》(1912年11月8日)、《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2年11月9日)、《外交大臣致驻华公使电》(1912年11月9日)，陈春华：《俄国外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第121、122、123页。
(17)参见俞辛焞：《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295页。
(18)参见吕秋文：《中俄外蒙交涉始末》，成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60—61页。
(19)参见《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26—129页。
(20)转引自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第4卷(下)，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60页。
(21)参见吕一燃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08页。
(22)参见吕一燃编：《北洋政府时期的蒙古地区历史资料》，第190—233页。
(23)参见《收库伦办事大员(秘书长严式超代行)咨陈》(1917年6月7日)、《发驻俄公使(刘镜人)函》(1917年1月2日)、《收驻俄使馆函》(1917年3月7日)、《收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咨陈》(1917年10月3日)、《发驻库大员(陈毅)函》，(1917年12月3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年至1919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59年版，第1—2、11、42—46、102—115、134页。
(24)《收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恩华)函》(1918年3月19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年至1919年)，第173—175页。

(39)《收驻库大员(陈毅)电》(1919年8月16日)、《收驻库大员(陈毅)电》(1919年8月17日)、《收驻库大员(陈毅)电》(1919年8月18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年至1919年)，第463—464、465—466页。
(40)《代国务院发库伦都护使(陈毅)电》(1919年8月21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年至1919年)，第472—473页。
(41)《收驻库大员(陈毅)电》(1919年9月27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年至1919年)，第500页。
(42)《收库伦大员(陈毅)电》(1919年10月22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年至1919年)，第516—518页。
(43)《收驻库大员(陈毅)电》(1919年9月27日)、《收驻库伦办事大员(陈毅)函》(1919年10月11日)、《收驻库大员(陈毅)电》(1919年10月22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年至1919年)，第500、511—512、516—518页。
(44)《收国务院交抄关于外蒙问题各部签注及说帖》(1919年10月27日)、《收国务院交抄关于外蒙问题临时委员会说帖》(1919年10月27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年至1919年)，第523—534、534—559页。
(45)《提国务会议说帖》(1919年10月27日)、《代理总长(陈箓)条谕》(1919年10月28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年至1919年)，第559、560页。
(46)《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呈大总统书》(1919年11月6日)、《收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呈大总统书》(1919年11月4日)、《拟大总统致活佛玺书》(1919年11月7日)、《发公府秘书长(吴笈孙)函》(1919年11月7日)，《中俄关系史料——外蒙古》(1917年至1919年)，第573—574、578—579、580、581页。

勿忘国耻！每天看一堆支持俄熊的评论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重演历史唱赞歌！真是国人的不幸，民族的不幸！（网友评论）

痛心啊，痛的不是丢国土，而是卖国贼的愚民政策，并且至今不思悔过，还在高举什么混账旗帜呢，难道还是卖国土的旗帜？（网友评论）

毛子比小日本还坏！（网友评论）

俄国从没有把中国当朋友。它只是为了对抗美欧的压力，才表面上讲“中俄友好”。美苏争霸时代，当苏联对美国处于上风时，就开始撇开中国，并图谋从中国窃取利益，当年中苏黑河-珍宝岛之争，支持统一后的越共对我广西边境的掠侵！当苏美争霸处于下风时又开始倡导苏中世代友好！国人要醒醒，苏俄都是靠不住的盟友！只有富国强兵，自己靠自己，我们中国才会获得我们应有的大国地位！！（网友评论）

中国朋友真的很少不知道为什么？（网友评论）

有史为鉴,机密必有一天解除.当年,打败鬼子后,蒋委座就是准备依靠中美私下定立的口头协议,准备有朝一日与前苏联开战.蒋委座感觉正是天赐良机,准备一俟取得机会,要盟邦的帮助下将全国业已改编完成的军队投入到收复外蒙和外兴安岭的失地去.可惜,重庆谈判,有一点后来的那个人丝毫没有被这一民族重大行为得成好事,反而人在重庆,暗地里调兵遣将...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连张灵甫的七十四师都敢用人命打败,只要能拿下天下,被死大临承认,就是再丢一个外蒙,也在所不惜.结果,历史就在四九年彻底停住了昔日强盛东方大国的振兴之大好契机..........！！（网友评论）

说句实在话，就眼下政体一滩早该完旦、那为什么还支着呢、就是国民深深的为百年民族之刻骨耻辱才牺牲自已维护当权一统！希望当权者能看到人民的疾苦、别真寒民心！

还没有写完。应该写到1946年1月5日。还什么蒋委员长准备收复外蒙。有那个胆子没有?大老美把琉球交还蒋先生，先生都没有兴趣，拒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