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高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行云有舒卷，音响有浮沉，大诗人笔下的感情律动有张弛变幻。

杜甫的诗境向来以襟怀浩瀚著称。胡震亨说他“胸中不知吞几许云梦”（《唐音癸签》）。刘熙载说“杜诗.....涵菇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艺概》卷二）。这些话都确有至理。但我们不能对此作片面理解，认为杜诗只是善于张扬而不善于收敛。如果他真正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诗篇就只是一味的空虚浮廓，而不可能表现汪洋万汇的博大精微的特色了。所谓具“涵菇”之美，既表现视野之广，艺术承传之丰，也正是他的情致深沉而富于开合吞吐的标志。所谓胸中可吞云梦，说明时代的波涛万顷能被作者吸收，实际也就是象征着波涛万顷的诗人的广阔胸怀对风尘澒洞的唐王朝现实，善于感受，善于驰想，善于传写。总的说来，杜甫的诗，特别是到了晚年律度更为精细的诗，富于感情变化的优长，表现为节奏飞腾和技法的多样统一。用今天的话说，具备感情的“张力”，既有张扬之美，又得收敛之法。诗人晚年卧病夔州时写的七言律诗《登高》，可以说是吸取这一精髓的一篇代表作了。

这首诗是杜甫晚年卧病夔州时的作品。从题目来看，好象是一首寻常登览应时之作，但其实是一首忧时伤世的伟大抒情诗。诗中所写的“悲秋”，悲的不仅是季节之秋，或个人迟暮之秋，而更多的是那个时代的秋。

按此诗写于公元七六七年，时当唐帝国繁华早逝，衰象日深，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专权，各方面都趋向萧条凋零的时代。诗中所描绘的那一股充塞着蜀地江天的萧瑟秋气，所谓“时危惨淡来悲风”（《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正是那个时代的凄凉写照。蒿目时艰的诗人就是在这个具有时代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大气磅礴，发抒胸臆，并为行将灭亡的大唐帝国唱出了一阙沉雄悲壮的秋之换歌。

正因为是衰秋的时代哀歌，所以从总体上说，在张扬和收敛相矛盾而又统一的张力中，张扬是突出的一面。更何况题材是登高，辽阔的视角，有感于宇宙的空旷，念天地之悠悠，感风尘之澒洞，这对“穷年忧黎元”的诗人说来，就更成为吸引他的审美对象和苦闷心灵的寄托了。在他集中，登高一类的诗当然不止这一首。天宝十一年登西安慈恩寺塔，诗人恍惚间好象看到“七星北户”、“河汉西流”。广德二年在成都有一次登楼，缅想到“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在纵观极目的同时，引起了浮想联翩：从神仙世界到破碎山河，从朝廷危机的充分显露到寇盗入侵的咄咄逼人，从有志于王朝复兴的苦苦思索到自己的抱负难展，真可以说是往复回旋，磅礴飞动。这首诗的情调虽说是比前两首萧瑟，但萧瑟并不流于低沉。猿啼声诚然凄厉，但却“风急天高”。水鸟回翔，不无彷徨之情，但江畔沙滩却异常澄洁。

也正是因为立足于这种百感苍茫情绪的基础上，这首诗表现为壮阔的境界和沉郁的笔力：前者以张扬见长，后者以收敛取胜，形成了多病诗人独自登台时审美体验的一种“矛盾”;既显示诗人感情的复杂性，更表现了诗人把情致深沉和意气昂扬这二者锤炼于一炉的亦张亦翕的功夫。

这是诗人自己说过的：“篇终接混茫”而又“毫发无遗憾”。这是古代文论家对他评价过的所谓“大篇江河，转怪不测”（《刘须溪语，引自《唐音癸签》），而又“穷尽性理（《潜溪诗眼》）。这也正是善于传写出心波底奥和情感波澜的互迎互逆的“张力”。

艺术张力在美学中往往以“距离感”为基础，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大多表述为“远而能近”的观点。对这首诗说来，便是浑灏与沉着的结合。从多年作客以来的凄厉高秋想到落叶萧萧、大江滚滚，从而点出客中多病、壮志成空、高台凭眺。是个人的潦倒，也正是时代的悲凉。“一意贯串，一气呵成”（胡应麟：诗薮》），显示了万顷汪洋的浑灏之气。但与此同时，格律却又很谨严，正如胡应麟说的“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且不说颈、腹二联对仗工稳，就连首联和末联本来大不可对的，也都对上了，而且对得自然妥贴。无意于对仗而俨然对仗。从对仗中看出诗人察物、选词的深厚功力，看出诗人对客观景物和自我感情的体验是多么深刻入微，对生活探索又是多么严肃。前四句以写景为主，后四句以写情为主。写景偏于浑灏之境，是远;写情偏于沉着之境，是近。但由于老杜的胸襟浩荡和笔锋驰骋，善于变换视角，所以纵使写大景、远景而并不空泛，有声有色，有动有静。明明是写个人的身世与心情，但并不流于偏狭，而是善于在孤愁中透露国难，在个人孤独中写出唐王朝衰落之愁。

由远而近，由景而情，由纵目而沉思。总的说来，这是由张扬而收敛：从客体描绘的广度转而为主体抒发的深度，表现了情感张力从外向转向内向。

当然，艺术张力在这首诗中的卓越成就，还表现在纵向与横向的交织方面。这正因为，意境和节奏的一张一驰，都有助于情感载体的时间和空间的开拓。所谓纵向，指老杜善于表现登台感情的层层深化：从台上所见、所闻、所感之秋，引出了“悲秋”的正面表述。更何况引起悲秋的登台所感展示了这么多的层次：是病中，是独自，又是处于国难家愁的潦倒生涯之中。这正成为德国古代作家席勒所说的悲剧深化了：“艺术家不断放出小型的霹雳，一步一步向目的走去，正好这样，完全穿透了别人的灵魂。”他很强调悲秋因素的“逐渐推进，层层加深，”认为这样就更能感动别人。（《论悲剧艺术》）而层层加深的“霹雳”，从总体说它是上升的趋势，但既然是“一步一步”，就必然有断有续，有起有伏，有疾有缓，有轻有重，而要对这一系列变化做出既疏放而又精细的艺术处理，那就必须通过时间过程处理感情的深化和扩散过程。

纵向以外，还有横向：万里，表现为异乡之远;悲秋，表现为时序之凄;常作客，表现为飘泊之久;独登台，表现为客中多病而企图排遣。但其结果，却因为“常作客”而越发增加悲秋之感，因为多病止酒而无从消释潦倒之愁;猿啸之哀衬出诗人的悲秋，落木萧萧更显得万里长江的凄肃。从创作客体说，有山有水。从创作主体说，有因登台而触发的悲秋，有时局的“艰难”带来个人的“潦倒”，更有由于因病断酒所引起的苦恨。从审美主客体的关系说，包含由多种形、声、色、态所激发的视觉、听觉、触觉，既显示诗人感情的深沉和变化，更隐约地跳动着时代深秋的脉搏。

但总的说来，诗篇中诗人的自我塑象是巍然耸立的。他充分地表现了一个“高”字。最妙的是在气势宣泄得十分充沛以后，末联忽然转换了一笔：和缓中寓峭拔，平淡中寓郁勃，这就更显得诗篇一张一弛的威力了。张扬是主要的，而感情扩散的起点和聚焦点，正是开头的“风急天高”。（完)

我感觉杜甫的很多诗比较忧郁和深刻，比较接近现实主义O(∩_∩)O感觉他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诗人，这首诗和很多诗都有一种忧郁伤感的气质

杜甫家世代“奉儒守官”，因此自己有很强的道德观念。正如历代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一样，杜甫年轻时候也到处游历，增长见识，开阔胸襟。他在开元年间和天宝初年曾三次漫游过吴越、齐赵、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各地，不仅开阔了眼界，陶冶了性情，而且结识了很多朋友，如歌王李龟年、公孙大娘、李白、高适等等。需要说明的是，杜甫和李白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但他们之间只见过两次面，且都是在杜甫年轻时候。

年轻时候的杜甫正处于盛唐的顶峰，所以他也是胸有抱负，踌躇满志。这时候最能代表其时代特征和个人心境的诗就是那首著名的《望岳》。诗的最后两句写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显示出一种与开元盛世的万千气象相一致的蓬勃朝气和凌跨俗尘的气概。

杜甫怀着政治理想，在天宝五年（746）到长安谋求官职，一直到“安史之乱”离开长安，在长安的十年间，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候，也是杜甫的理解与残酷的现实之间产生巨大落差的十年。由于唐玄宗不再励精图志，且逐渐亲小人而远贤良，导致以李林甫为相的官场腐败日渐，杜甫空有才华和抱负，却得不到重用，这是杜甫的不幸。但同时，却让杜甫对现实的认识逐渐清晰。在此期间，杜甫用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写下了转变其心境的诗，其不朽名句就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比较一下我对李杜两人之间的偏爱程度。本来，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有喜欢李白尤胜的，有喜欢杜甫尤胜的，有对两者的喜欢程度都没差别的，这都可以理解，而且，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李白的作品完全是凭其天才般的天赋挥就，从批评家的角度看，可以说在文学上是毫无瑕疵，而且其作品充满了个人魅力，别人完全无法模仿，自然有大批的读者喜欢也毫不奇怪。

但是，正如后来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李白与杜甫之间，我更多的偏爱杜甫。因为，对于有“穷年忧黎元”的高尚思想，我不得不肃然起敬，这种尊敬是发自内心的，我认为，这种高尚思想所产生的人格魅力是别的魅力所不能比拟的。其实，杜甫也完全可以象李白那样潇洒江湖、自由自在，但他自觉的搌弃了个人的享乐，把同情和忧怀转向了下层人民，所以，至少在思想上，杜甫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诗人，这也是他被后人所尊敬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李白的诗作更偏重于文学之美，那么杜甫的诗作更具有思想的厚度和伟大的人格。也就是说，杜甫的诗可以算是文与道的结合，是“文以载道”。所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是以毕生心血凝就的一千四百余首光辉诗篇，同样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人们以更炽烈的感情，以更深切的情怀去爱我们的国家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