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治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元史研究会会长。（天津 300071）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京)2009年1期第24～50页
【英文标题】Mongol Influence on Ethnic Han Chinese in the Yuan Dynasty
【内容提要】 元代多元文化体系内的交流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化的单向变动，而是蒙、汉、色目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涵化”。在部分蒙古人和西域人陆续汉化的同时，也有汉人不同程度地接受蒙古文化影响，主要表现在语言、名字、婚姻、服饰等方面。少数汉人蒙古化程度较深，部分汉人半蒙古化，大多数汉人所受影响较浅。北方汉人与蒙古人接触较多，所受蒙古文化影响颇深，“南人”所受影响则淡薄得多。忽必烈等既吸收汉法又坚持扩散蒙古本位文化的复合政策，构成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的上层政治诱因。汉族儒士对正统华夷观的变通，对八思巴蒙古字的认同和赞赏，也为汉人接受蒙古文化营造了宽松的环境。
【关 键 词】元代/ 汉人/ 蒙古文化

(101)《元史》卷147《史天倪传》，第3478页。
(102)张养浩：《张文忠先生文集》卷23《驿卒佟锁住传》，中华再造善本影元至正十四年刻本，第3b—6a页。
(103)《蒙古秘史》，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03节。
(104)《鲁布鲁克东行记》，耿升、何高济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2页。
(105)《明史》卷124《扩廓帖木儿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09—3714页；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32《同姓诸王表》，广雅书局本，第5a页。
(106)《元史》卷154《郑制宜传》，第3636—3638页；袁桷：《清容居士集》卷32《资德大夫大都留守郑公行状》，第18页。
(107)《元史》卷153《石天麟传》，第3619—3620页；萧{K23T213.jpg}：《勤斋集》卷3《元故特授大司徒石公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06册，第410—412页。至于石天麟子孙，本传仅记有：长子珪，次子怀都，孙哈蓝赤。
(108)《揭傒斯全集》卷8《故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吕公墓志铭》，李梦生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403—405页。
(109)苏天爵：《元文类》卷50《济南路大都督张公行状》，第14—20页。
(110)《元史》卷169《贺仁杰传》，第3967—3969页；卷179《贺胜传》，第4149—4151页；卷140《太平传》，第3367—3372页。虞集：《道园类稿》卷37《贺惠愍公庙碑》，第186—187页；卷40《贺忠愍公神道碑》，第223—225页；卷46《贺忠贞公墓志铭》，第350—353页。
(111)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14《内翰董忠穆公》、《枢密董正献公》，姚景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280、286、287—289页。
(112)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48《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第2册，第88页；卷54《大元故真定路兵马都总管史公神道碑》，第141页。
(113)《弘治重修三原志》卷10《故五路军民万户河东北路行省郝公神道碑》。《元史》卷150《郝和尚拔都传》，第3553—3554页；卷174《郝天挺传》，第4065—4066页。另，《郝天挺传》言其“出于朵鲁别族”。天挺子佑，“小字朵鲁别台”。与《故五路军民万户河东北路行省郝公神道碑》有歧异，兹存疑。
(114)希路易：《明初蒙古习俗的遗存》，朱丽文译，《食货月刊》(台北)5卷4期，1975年，第39页。
(115)苏天爵：《元文类》卷57《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第14页。
(116)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1《送琴师毛敏仲北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页。
(117)叶子奇：《草木子》卷3上《克谨篇》，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9、55页。
(118)参见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檀上寛：《明朝専制支配の史的构造》，第1、2部，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第39—312页；萧启庆：《中国近世前期南北发展的歧异与统合——以南宋金元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为中心》，《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第1—22页。
(119)《郑思肖集·大义略叙》，第188、190页。
(120)参见李治安：《元代及明前期社会变动初探》，《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第83—98页。
(121)洪金富：《元代汉人与非汉人通婚问题初探》(二)，《食货月刊》(台北)7卷1、2期合刊，1977年，第23页。
(122)《元史》卷149《耶律留哥传》，第3514页。
(123)《元史》卷13《世祖纪十》，第268页。
(124)希路易：《明初蒙古习俗的遗存》，朱丽文译，《食货月刊》(台北)5卷4期，1975年，第28页。
(125)《元史》卷39《惠宗纪二》，第839页。
(126)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0《元汉人多作蒙古名》，第702页。
(127)孔齐：《至正直记》卷3《不嫁异俗》，庄敏、顾新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6页；刘埙：《水云村稿》卷7《跋阮子良孤岚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5册，第390页。
(128)希路易：《明初蒙古习俗的遗存》，朱丽文译，《食货月刊》(台北)5卷4期，1975年，第39页。
(129)郝经：《郝文忠公文集》卷37《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第819页；许衡：《鲁斋遗书》卷7《时务五事·立国规摹》也说“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1册，第382页。
(130)参见李治安：《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元初汉文人仕蒙》，《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第134—139页。
(131)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7《赠翰林学士嘉议大夫马公神道碑铭》，第7页。
(132)程钜夫：《雪楼集》卷11《同文堂记》，第11a页。
(133)吴澄：《吴文正公集》卷14《送杜教授北归序》，第274页；卷26《南安路帝师殿碑》，第459页。

本文作为文字版，整理过程中，修正了李治安教授的原文中的一些错误以及说法不当之处，以下为
本论文的原文完整图片扫描版链接：
http://www.sspress.net/lsyj/Reading.aspx?id=1544&type=3&urls=http%3A//www.sspress.net/lsyj/Article.aspx%3Fid%3D1544

不过，李治安教授已经不是第一次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了。
李治安教授为《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美]莫里斯·罗沙比/著，赵清治/译）这本书所作的序言《西方人视野下的忽必烈大汗》中，就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
李治安教授所作的序言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
成吉思汗的“太祖”庙号则是在他逝世八十二年后追加的”（划红线部分）。
实际上，成吉思汗的“太祖”庙号是在他逝世三十八年后由元世祖忽必烈追尊的，而非逝世八十二年后。
成吉思汗1265年农历十月获得庙号“太祖”，忽必烈1294年农历五月获得庙号“世祖”。
成吉思汗去世于1227年农历七月，关于成吉思汗获得庙号和谥号的时间，
根据《元史》卷七十四《祭祀三·宗庙上》记载：
至元二年（1265年）农历十月，元世祖忽必烈为成吉思汗上庙号“太祖”，
至元三年（1266年）农历十月，元世祖忽必烈为成吉思汗上谥号“圣武皇帝”，
至大二年（1309年）农历十二月，元武宗海山为成吉思汗加上谥号“法天启运”，从此之后，成吉思汗的谥号变为“法天启运圣武皇帝”。
《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一书中的第125页也提及此事
里面漏了说明：也速该（庙号烈祖）、窝阔台（庙号太宗）

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