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觉得恶心就不要看了

从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近1500年岁月中，三场大规模的鼠疫给世界带来了任何一场战乱或传染病都无法比拟的空前绝后的社会和经济动荡。也为后来的经济、科学以及文明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场鼠疫（542到543年间）发生在还是东罗马帝国都城的君士坦丁堡，它打破了查士丁尼一世恢复帝国统一的梦想。
第二场鼠疫肇始于1346年。 截至到1352年鼠疫消退，它让中古时代的欧洲和中东的人口在极短时间内从一亿减少到八千万。 这场被后世称作“黑死病（Black Death）”、“大灭绝（Great Dying）”或“大瘟疫（Great Pestilence）”的浩劫给从公元前5000年开始的地球人口长期增长的进程横切了一刀，其造成的人口损失要一百五十年才得以恢复。 有学者认为这就是马尔萨斯预言中所说的大自然的调节机制；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大瘟疫不仅是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因素，更是打破马尔萨斯僵局的一个外生因素，为欧洲社会格局沿着全新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契机。

中古时代的人们对瘟疫的传染性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它的成因却一无所知。 多数人仍相信它是由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中一些不干净的成分引起的。 今天，黑死病肆虐世界的六百多年后，我们才知道，原来这第二场大瘟疫是由第一场瘟疫（查士丁尼瘟疫）中残留下来的微生物源引起的。 这些微生物源由西向东传播，在局部地区被保存下来，寄生在野鼠、旱獭和黑鼠等生活在中亚广大高原上的啮齿类动物身上。 感染上瘟疫的老鼠们跟随沙漠旅行商队，沿着贯穿亚洲和地中海的丝绸之路，从中亚里海被带到了克里米亚半岛。 在克里米亚，它们登上货船，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把瘟疫撒播到污秽肮脏、人口聚居的城市。 著名的“彩衣吹笛人（Pied Piper of Hamelin）”的传说很可能就是源自遭鼠疫重创的德国城镇。 相传1284年6月26日，德国城镇哈莫尔恩正值老鼠泛滥。 一位吹笛人来到这里并答应帮城里人驱逐这些老鼠，报酬是一千枚金币。 他用美妙的笛声将老鼠们催眠，把它们领到河边，老鼠们便排着长队乖乖地自投河中。 事后镇长却食言，只给了吹笛手五十枚金币，还嘲笑他异想天开。 吹笛手脸色一沉，再次吹起了他的魔笛，这回被催眠的不是老鼠，而是全镇的孩子们。 吹笛手把孩子们领进了山脚下的一个山洞，从此就消失了。 19世纪格林兄弟把这个传说写成了童话，还给它赋予了一层寓意：邪恶专门降临在不遵守诺言的人的身上。

历史上第三次大规模鼠疫发生在1860年代太平天国时期的中国云南。 战乱造成的人口流动使瘟疫传播到中国东南沿海，并搭载着先进的远洋轮船，迅速地扩散到世界各地。 这第三场鼠疫的杀伤力造成了约两亿人遇难。
现在我们来聚焦黑死病，具体看一下这场浩劫给欧洲社会带来了哪些影响。

了一个巨大的巡回路线，像绞索一样捆住整个欧洲。
尽管黑死病最凶狠的浪潮持续了长达七年之久，但沿途并没有太多的城市和地区遭受了瘟疫持久的打击。 瘟疫像海浪一样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沿途经过的地区，却又迅速地离开这些地区，奔向下一个目标。 因此每个地区遭受黑死病打击的时间平均仅为五到六个月。 有很多原因解释这个现象：最主要的是，鼠疫是一种季节性传染病，主要在温暖的季节和地区爆发，因此黑死病最猖獗的时期以春天和夏天为主，到了年终疫情就减弱了。 因此，在春天爆发瘟疫的意大利中部地区普遍比在八月和九月爆发瘟疫的法国北部和弗兰德斯地区遭受了更惨烈更持久的打击。 不过，最不幸的当然要数埃及和普罗旺斯这些反复经历瘟疫爆发的地区了。

之星以便区分。 由于犹太人传统上被禁止拥有地产，所以很多犹太人不得不从事另人憎恶的金钱交易和放贷，于是杀犹太人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一劳永逸地摆脱债务。 全欧洲只有波兰还算个例外，波兰国王卡齐米日宠爱的妃子是个犹太人，卡齐米日本人又需要精明的犹太人协助政事，于是他便敞开大门吸纳逃亡的犹太人。 因此在之后几个世纪里，波兰和俄罗斯东部的犹太人在当地人口中占了很大比重。 这个比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又被大幅度削减，原因大家都懂。

一个有五万人口的城市每天大约死掉五百人，而经常和死人打交道的僧侣的死亡率最高。 这些神的仆人如此不堪一击，无疑让教会在人心中的地位大打折扣，使教廷的权威受损。 罗马教廷对此的解释是，人心不古，罪孽横行，末日降临，大瘟疫就是神对人们的惩戒，所以教廷也无能为力。 在瘟疫的恐慌中，人们转而对一些拥有法力的民间神产生兴趣。 这些深知灾民疾苦的守护神（patron saint）们拥有治愈疾病的法力和宽悯慈悲的心，对基督教上帝的威信构成了挑战，由此还引发出历时长久的围绕宗教之本质的争论。 守护神里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圣•赛巴斯蒂安，另一个是圣•洛克。 圣•洛克是否确有其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关于他的文字记述可以追溯到1414年威尼斯人文学者弗朗西斯科•狄耶多的记载。 洛克1295年出生在法国的蒙彼利埃，出生时胸前有个红色的十字胎记。 洛克年轻时便救助穷人；在前往罗马朝圣的途中，所到之处都是瘟疫，他手抚患者的肿块，顷刻之间便可消退病痛。 不过，洛克自己最终染上了瘟疫，被他出生的城市驱逐，死于1327年。 在欧洲的绘画作品中，圣•洛克常被描绘成肩跨背包手持棍子的朝拜者，一只手指向大腿内侧的肿块，这是人们对他的功绩最好的见证。

黑死病还影响了人类的医学。 中世纪社会的医疗从业者被分为四类：一种是只钻研理论但从不实际操作的学院派医师；一种是从学徒一步步成为专业救治人员的外科医生，他们是救死扶伤的主力军；另一种是理发师，负责放血和小手术；最后一种是民间的医师，多数为女性。 学院派医师接受的是古希腊盖伦派医学理论。 盖伦和在他之前的希波克拉底都相信人体中有四种体液，分别是血液、黑胆汁、黄胆汁、黏液；当这四种体液的比重失调时，人就会生病。 但黑死病看起来并不像与体液有关，这就让公众对传统学院派医学产生很多质疑，这些医学士的后继之人转而进入其他临床领域如解剖学。 外科医生们面临的则是另一钟窘境。这些人的装束很有趣，他们头戴眼镜和鸟喙型面具（鸟喙里装有香料或香水以防吸入所谓的不干净的空气），身穿打蜡的皮大衣。 如此全副武装也无法保住多数外科医生的性命，这些人的死亡率在所有医护人员中是最高的，也因此，老百姓对他们的工作能力评价不高。 说到这儿顺便提一下我们今天常用的香水。 事实上，香水最初就是被用来“净化”空气的。 今天所说的“古龙水”（eau de cologne）因为产自德国科隆而得名。 这款香水的另一个名称是“4711”，据说正是当年发明古龙水的家庭的门牌号。

。 言归正传，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理发师们成为了医疗界的“新宠”，放血等小手术是当时最普遍的治疗方法，放血也因此成为了后世理发师们的主要职责之一。 今天理发店使用的红蓝白相间的转动标志，就分别象征了人体的动脉和静脉。 外科手术的勃兴导致传统盖伦派医学的衰落，把医学界关注的重心引向新兴的人体解剖和传染病学。 逐渐地，非常缓慢地，医学领域产生了理念上和实践上的变革，可以说这些变革都是由黑死病促动的。
意大利医生吉罗拉摩•弗兰卡斯特罗（Girolamo Fracastoro，1478 – 1553）是最早提出传染理论的人之一。 他在《论传染物和传染病》一书中说，细菌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传播传染病，分别是直接接触、间接接触、和空气传播。 他给教皇保罗三世作御用医生时，曾建议教皇将特伦拖会议迁移到博洛尼亚以躲避当时的疫情，他的医学理论亦被教皇采纳。 但是，其时的医学界并不重视他的观点，弗兰卡斯特罗的理论被埋没三个多世纪，直到十九世纪被微生物学先驱路易•巴斯德和罗伯特•科赫重新发现。

领主们住在具备防御功能的大型庄园里。 农奴们为领主艰辛奔波，自己的衣食毫无定数，每年税务的多寡有时只在领主一时的兴致而决定。 领主们主宰着这些可怜的不识字的农民们的司法权。 这种封建庄园制度随着金钱取代劳力服务而慢慢解体。 具体到实际中，就是金钱取代劳力赋税，农奴们还付给领主们一定数量的地租。 但是由于相当数量的农民泯灭于黑死病中，领主们如果不想让他们的土地荒废，只有两个选择：花高价钱雇佣劳力，或者把土地出租给邻村或城镇里生存下来的农民。 政府有时会和领主们钩肩搭背，用法律强制农民们免费劳作。 但是时间一长，随着农民数量在瘟疫中递减，这种政策在农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抗力，例如1381年英国的农民暴动。 暴动虽然失败了，领主们却也做出了让步，因为他们意识到没有了劳动力他们就半点收入都没有。 为此他们又想出了个新法子：土地仍由他们拥有，但现在他们雇佣专职的管家来管理土地并征收赋税。 这样一来，缴税的农民们就成了领主土地上的佃农。 随着疾病和死亡进一步消耗着劳动力资源，佃农们不得不招募人手来帮助工作，这些人来自没有土地的流民和城镇中活下来的人。 就这样，领主们的土地由佃农和无业流民耕作，久而久之，封建庄园制度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为了弥补高昂开销所造成的利润损失，领主们不停地获取和兼并土地，而佃农们也开始依靠各种手段来降低自己的劳动密集度，比如铧式犁的使用，把农田改为牧场等等。 特别是在英国，羊毛的高昂利润促使农田被改为牧场，有些地方甚至全部田地都被用来养羊。 以前曾被用来磨小麦的风车，现在用来纺布、锯木、和推动火炉的风箱。 在英国，羊牧业的发达超过了所有农作物的耕种，羊毛成了英国繁荣强大的基石。 但是，佃农们却时时面临着飚升的地租。 英国王室又不失时机地在领主们头上施加各种名目的税收，而这些税目最终都落在了小民的肩上。

这几分钟里，耶尔辛检查了一个刚刚死去的水手，他用无菌针挑破了尸体大腿内侧的肿块，提取了一些液体。 然后，他在显微镜下观察了这个液体取样，并把它接种到带来的豚鼠身上，又把剩下的液体样本寄回巴黎巴斯德研究院。 1894年6月24日，耶尔辛写信给巴斯德，汇报液体中的细菌为杆状菌（Bacillus），在革兰氏测试中呈阴性（Gram negative），他最后断言，“毫无疑问这就是导致瘟疫的微生物！” 几天后，接种病菌的豚鼠都死了，耶尔辛在它们身上分离出了同样的细菌。 耶尔辛始终好奇香港大街上、医院里和走廊里大量的死老鼠是从何而来，他在对这些死老鼠做同样的处理后发现它们身上的细菌和水手身上的细菌是一样的，由此他判断这个细菌同时可以感染人类和鼠类。
大约这个时候，罗伯特•科赫也确信华南的瘟疫是由微生物造成的，于是他派遣了日本同事北里柴三郎（Shibasaburo Kitasato，1853 – 1931）和一大批助手和器材去调查这件事。 北里柴三郎从一个水手的手指上提取了一个细菌样本，但观察后却发现它属于革兰氏阳性，而且柴三郎未能证明他的细菌能够在人类和动物身上引发同样的疾病。 命运也许对柴三郎开了个玩笑，致使他提取的病菌恰恰不是他要找的鼠疫菌。 至此，导致鼠疫的革兰氏阴性杆状菌以它的发现者耶尔辛的名字所命名 — Yersinia pestis。 （关于鼠疫菌的发现，目前有其他的说法。 北里柴三郎实际上也提取到了鼠疫菌，但因为种种原因他的成果始终没有耶尔辛的那样轰动，因此医学界一直以来都把鼠疫菌的发现主要归功于耶尔辛。 不过，柴三郎作为鼠疫菌的共同发现者，其功劳是不可否定的。）
发现鼠疫菌后，接下来就是了解它是如何在老鼠和人类之间传播的。

这个问题的答案由一位法国军医保尔–路易•西蒙德（Paul-Louis Simond，1858 – 1947）发现。 西蒙德当时正被巴斯德派遣到越南和印度做耶尔辛的后续工作。 他注意到在一所羊毛加工厂的车间里不仅有死去的老鼠，在这个车间工作的二十名劳工也死于瘟疫，然而那些不在此车间工作也未与老鼠发生接触的劳工们却安然无恙。 他怀疑这个车间死去的劳工和老鼠之间一定存在着某个媒介，而这个媒介很可能就是跳蚤。 此外，他还注意到健康的老鼠时常梳理自己的皮毛，身上鲜有跳蚤，而得病的老鼠就没有精力去梳理皮毛，身上有很多跳蚤；这些老鼠死后，跳蚤一定转移到了新的健康的寄主身上，这里就包括了人类。 为了证实这个推断，西蒙德设计了一个精巧的实验：他在一个罐子里放了一只病鼠，在它上方悬挂了一个铁丝笼子，里面放了一只健康的老鼠。 尽管两只老鼠之间没有直接的接触，健康的老鼠还是受到了跳蚤的传染（西蒙德认为跳蚤可以轻易跳到四英寸高）。 作为对照实验，西蒙德把一只身上祛除了跳蚤的病鼠和一群健康的老鼠放在同一个罐子里，结果没有一只健康的老鼠得病；随后，当他把跳蚤放入罐子里后，健康的老鼠无一不染病而死。1898年6月2日，西蒙德在给巴斯德的信中写到瘟疫传播的问题解决了。
目前，人类感染的鼠疫多数为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 鼠疫耶氏菌（Y. pestis）通常先在鼠类或其他啮齿类动物中流行，然后再通过鼠、跳蚤的叮咬传播到人类身上。 细菌扩散到淋巴结（腋窝、脖颈、鼠蹊部）处，使该部位的组织松软、膨胀，这些膨胀的淋巴结就是我们所见的鼠疫的标志性症状：肿块（bubo）。 肿块出现后大约三天，人体开始发烧，人的精神陷入昏沉状态，皮肤出血后会留下黑色斑点。 一说这些黑色斑点正是“黑死病”这个名称的由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黑死病”实际上是“pestis atra”一词的谬译，而这个词正确的意思应为“恐怖的疾病”。 肿块体积逐渐增大，然后破裂，造成剧痛。 症状出现后的二到四天，人就可能死亡。
不过，有些时候细菌会进入血液，而不会发展出肿块，这第二类情况称为败血性鼠疫（septicemic plague）。 败血性鼠疫的症状体现在发高烧、浑身发冷、头痛、浑身不适、大量出血，最后死亡。 败血性鼠疫的死亡率要比淋巴腺鼠疫的死亡率高

另有一种情况，细菌沿着血液进入肺部的肺泡里，引发鼠疫性肺炎，或称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 肺鼠疫是唯一一种可以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鼠疫，其主要表现为痰中带血，血痰中满是细菌。 人在咳嗽和吐痰的过程中排放出大量包含了高传染性细菌的空气飞沫，呼吸到这些空气飞沫的人就会被传染。 肺鼠疫是最具杀伤力的鼠疫，感染者在24小时内就有可能丧生，黑死病中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可能就是这种鼠疫。
有人指出儿歌“Ring around the rosies, a pocket full of posies, Achoo! Achoo! We all fall down”指的就是英国17世纪的鼠疫：这里的“rosies”也许是身上呈现的粉色皮疹，“posies”是用来驱赶恶气的撒了香精的花束，“Achoo! Achoo!”代表人的咳嗽和喷嚏，“We all fall down”自然就象征了死亡。 不过，这个说法最早出现于1961年，而且在1881年以前找不到这首儿歌存在的证据，所以这首儿歌与鼠疫相关的说法恐怕站不住脚。

鼠疫耶尔辛氏菌
鼠疫耶氏菌是致病率最高的细菌之一，它作用在老鼠上的半数致死量（LD50）仅为一个细菌！ 一般来说，鼠疫菌通过跳蚤的叮咬在鼠类之间传播，但它能够在腐朽的尸体里生存数天，在冻僵的尸体里能够存活几年之久！ 鼠疫菌高致病率的原因目前还不很清楚，但是我们已经确知它的几个毒力因子。 鼠疫耶氏菌的基因位于一个染色体和三个质体上，它们控制着细菌繁殖中所需的几种蛋白质的制造。 一种简称Yops（Yersinia outer proteins）的表面蛋白质可以保护细菌不被人体的白血细胞所吞噬，从而摆脱寄主免疫系统的攻击。 另一种蛋白质（实为一种毒素）专门杀死寄主的细胞。 还有一种蛋白质可以分解血凝块中的纤维蛋白，使细菌得以通过血凝块，畅通无阻地在寄主体内移动。
上面描述的是人体内的细菌形态，跳蚤体内则另有一种形式。 小型哺乳动物如城市中和树林中的老鼠、松树、草原土拨鼠、野兔、田鼠、草原狼、和家猫都是鼠疫耶氏菌的主要寄生对象。 有超过八十种跳蚤担当了传播瘟疫的携带者。 跳蚤在吸食寄主血液的过程中，把细菌注入到寄主体内。 这些细菌在跳蚤前胃里的血凝块中繁殖，这些满附细菌的血凝块阻塞了跳蚤的吸血器官，致使吸食来的血液无法输送到跳蚤的中肠。 结果就是，跳蚤总是感到饥饿，于是便不停地反复叮咬寄主的身体；每一次叮咬都把鼠疫菌注入到伤口里，由此便引发了感染。 鼠疫耶氏菌也可以给跳蚤带来麻烦，那些前胃被血凝块堵塞的跳蚤会迅速饿死。 身为寄主的哺乳动物死亡以后，体温会下降，跳蚤对此做出的反应就是离开寄主，寻找新鲜的恒温寄主。 但是当大量的鼠类灭绝时，这些跳蚤不得不转移到它们通常不太偏爱的人类身上，于是大规模疫情就可能爆发。

鼠疫耶氏菌被细分为三个生化变种：古代型（Antiqua），中古型（Medievalis），和东方型（Orientalis）。 基于史料和流行病学的记载，目前活跃在非洲的古代型耶氏菌可能是第一次大规模鼠疫泛滥中鼠疫菌的后代，活跃在中亚的中古型耶氏菌可能是第二次大规模泛滥也就是黑死病中的鼠疫菌的后裔，而引发第三次大规模鼠疫并且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的鼠疫菌为东方型耶氏菌。 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到两万年里，随着地球人口的增长而导致的社会、环境和经济上的变化，使得鼠疫菌也经历了进化。 农业的发展和粮食产量的增加也促使某些鼠类的繁衍更加强盛。 鼠类数量的增长、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的变化，引发了鼠疫菌从原先在肠内的、食源性质的、无毒害的假结核耶尔辛氏菌（Yersinia pseudotuberculosis）到最终的鼠疫耶氏菌的进化过程。 这一进化过程包含了几种遗传基因的变化：一个影响氯化高铁血红素的储存的基因造成跳蚤的吸血器官堵塞，从而增强了跳蚤传播细菌的能力；其它基因的产物（如磷脂酶D和组织性纤维溶酶原激活剂）加速了哺乳动物体内血液的散布，使跳蚤具备更强的传染力。

现在，随着交通的便利，肺鼠疫越发难以控制。 如果乘客有发烧、咳嗽、浑身寒冷等症状，而恰恰又来自鼠疫多发地区，那就应当对其隔离或进行治疗。 自从耶尔辛发现鼠疫菌以来，对鼠疫的诊断步骤几乎不曾改变过：革兰氏染色测试（Gram staining），培植肿块或血痰中的细菌取样。 鼠疫菌也可以在实验室的血液琼脂和麦康基琼脂上培育。 如果不加以医治，鼠疫患者的身体状况可能会迅速恶化，三到五天后死亡。 鼠疫未经医治的话，死亡率为50%。 今天，各种各样的抗生素都对淋巴腺鼠疫有效，如链霉素（streptomycin），庆大霉素（gentamycin），磺胺药物（sulfonamide），和四环素（tetracycline）等等。 四环素和氯霉素（chloramphenicol）可以作为预防剂使用。 目前还没发现鼠疫菌有什么抗药性。 早期的药物用的是耶尔辛从马的身上提取的血浆，这还是他把1894年香港瘟疫时的鼠疫菌注射到马的身上后得到的。

历史上第一个鼠疫疫苗由俄国人哈夫克伊纳（Waldemar Haffkine，1860 – 1930）研发。 哈夫克伊纳，一个犹太人小学校长的儿子，出生并受教于俄罗斯的奥德萨。 在奥德萨大学就读期间，他受到免疫学家梅契尼可夫（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影响。 哈夫克伊纳致力于对抗反犹主义的斗争中，曾因为加入犹太人自卫联盟而遭到沙俄当局逮捕，后来由于梅契尼可夫的干预而获释。 完成学位后，哈夫克伊纳试图在奥德萨大学寻求教职，但未能成功，原因是他拒绝受洗。 1889年他移居巴黎，加入到梅契尼可夫在巴斯德研究院的霍乱疫苗的研发工作中来。 1896年鼠疫在印度爆发后，哈夫克伊纳来到孟买，次年他用杆状菌制作出了有效的疫苗。 但是在1902年，成千上万接受过疫苗的患者中不幸有十九人病死，这给哈夫克伊纳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挫折。 虽然后来查明事故是由于另一名医生用错了细菌而致使疫苗受到污染，不幸的是，哈夫克伊纳事业上的损伤已经无法挽回，他四处求职而不得，无奈改头换面，在印度从事起其他职业。 1914年，哈夫克伊纳退休返回法国。 1927年，他再一次踏上故乡奥德萨的土地，但经历了赤色革命后的俄国锻造出的新的反犹主义环境，使他很难适应。 他回到法国，在那里度过了残年。

The End.

看完了之后的确有点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