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新之缘起
成化二十三年，明宪宗去世。明宪宗一生并不算昏庸至极，但也不算能与李世民并肩的盛主。《明宪宗实录》给他的最后总结是“上以守成之君，值重熙之运，垂衣拱手，不动声色而天下大治。”但就是这么个开创了“成弘之治”的国君，从成化十八年关闭西厂开始，正式开始了朝臣倾轧。
大家一般说党争源于嘉靖时期，这绝对是谬误，事实上，在成化中期党争就开始了。党争开始的原因是地域性的歧视。所以，朝政当时以地域来划分党派。以万安、刘吉、尹直等人为北党，王越、刘珝、尹旻等人为南党。从成化十八年第二次请罢西厂开始。
之后我不说过程了，我就弄一份年谱给大家看一下：
成化十八年三月，明宪宗第二次罢西厂；
成化十九年六月，调汪直为南京御马监，被贬为奉御，同时，王越被除名，安置在安陆州；
成化二十年正月，掌东厂司礼太监尚铭贬往南京净军（尚铭初为汪直党）；
成化二十一年九月，大学士刘珝因为儿子刘镃的缘故，被万安等人排挤出朝廷致仕；
十月，李孜省等北党成员复职（都是传奉官）；
成化二十二年五月，吏部尚书尹旻因为儿子尹龙犯罪，被李孜省诬陷致仕。
最终，以万安为首的北党完全胜利而告终。这场党争在史学巨匠谈迁看来是“群贤汇征，彼此矛盾，非国之福”（《国榷》卷35）

二、革新之主
明孝宗朱佑樘，据《明孝宗实录》载“寡言笑慎，举止出于天性”，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少年老成，可以说，和童年时代的明宪宗很像。成化十一年，在父子相认之后不久，朱佑樘晋为太子。在《明史》的记载，似乎明宪宗从一开始就要刁难他（关于这些说法，大家可以详见《明朝那些事》《被遗忘的盛世》等书籍），实际上，明宪宗在成化十八年之前（可能还要更后算），一直对他这个三儿子非常好，希望把他培养为一个储君之才。

这位注定为革新之主的明孝宗朱佑樘在九月初六即位之后，明孝宗定于九月十二日上朝，但是，明孝宗没有想到，还没到九月十二日，才九月十一日，他就收到了御史韩重、监察御史陈毂等人就上书了。

插

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孜省死于狱中。《明孝宗实录·卷八》这样交代李孜省的死因“孜省不胜楚掠，至是死”。但是李孜省死了，梁芳被贬谪了，还有一个妖僧继晓没事。弘治元年，继晓因为“继晓先与取药诈还，为有司执送，斩于市”（《皇明通纪校勘记·卷二十四》）。
虽然弘治中期明孝宗仍然启用传奉官，但在成化二十三年的下半年而言，确实为人们出了一口气。当然，在成化二十三年的下半年，明孝宗也在着力汰除“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纸糊三阁老指少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万安、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刘吉、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户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尹直。
泥塑六尚书指吏部尚书李裕、户部尚书李敏、礼部尚书周洪漠、兵部尚书余子俊、刑部尚书杜铭、工部尚书贾俊。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戊午，大学士万安、刘吉、尹直上书请求致仕，孝宗不允。
九月癸丑，吏部尚书李裕、吏部侍郎徐溥、刘宣、户部尚书李敏、侍郎王玙、李嗣、礼部尚书周洪谟、礼部侍郎黄景、倪岳、兵部尚书余子俊、兵部侍郎何琮、吕雯、刑部尚书杜铭、刑部侍郎何乔新、程宗、工部尚书贾俊、工部侍郎陈政、潘礼、都察院右都御史刘敷、左副都御史边镛、大理寺卿冯贯、国子监掌监事礼部侍郎丘浚、大常寺掌寺事礼部尚书刘岌、侍郎丁永中、鸿胪寺掌寺事礼部侍郎贾斌各自上疏致仕，这一次有二十六个高级及中级官员请求致仕，孝宗更不能答应，于是所请不允。
十月丁亥，万安自己请求致仕，孝宗允许。
戊子，刑部尚书杜铭乞求致仕，孝宗允许。同日，太子太保兵部尚书余子俊乞求致仕，孝宗不允。
十一月丙申，徐溥、尹直、张锦请求致仕，孝宗不允。
辛丑，吏部尚书李裕请求致仕，孝宗允许。
戊戌，彭韶、左钰请求致仕，孝宗不允。
甲辰，刘吉请求致仕，孝宗不允。
庚戍，周洪谟请求致仕，孝宗不允。

这就是我从《明孝宗实录》里找来的从九月到十一月九次大臣上书请求指示的资料。这群人其实不是屡试不爽。像万安，其实已经被抓住小辫子了，他才没办法，上书致仕的（见附录1）。像杜铭、李裕是上书致仕屡试不爽的，孝宗一看，好啊，你的致仕愿望那么强烈，我只能把你开除了。
当然，我们没有说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都是坏的，好的孝宗还是留的，比如户部尚书李敏、礼部尚书周洪漠、兵部尚书余子俊、工部尚书贾俊都是留下的。另外右都御史刘敷直接被罢职。现在的弘治朝七卿为之一新，七人分别是：吏部尚书王恕、户部尚书李敏、礼部尚书周洪漠、兵部尚书余子俊、刑部尚书何乔新、工部尚书贾俊、左都御史马文升。

内阁又如何呢？万安在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亥致仕，八天后，癸巳日，六科十三道相继弹劾大学士尹直、吏部尚书李裕、右都御史刘敷、右副都御史丘鼐、礼部左侍郎黄景，这些人全部致仕。而也就是仅仅罢黜万安六天后，徐溥入阁。十一月乙卯，詹事府少詹事刘健入阁。至此，弘治朝最初的内阁雏形开始，内阁首辅刘吉、内阁次辅徐溥、大学士刘健三人。
刘吉被留，大家似乎会有所不解，毕竟“纸糊三阁老”三个人中，其中两个人已经收包袱回家了，就剩下一个刘吉，这是为什么？所以后世如孟森、黄仁宇等众多重量级史学家都认为这是弘治朝的一大弊政。但是，下判不必过于武断，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明孝宗罢黜和提拔大臣的几个时间：

十月二十一日罢万安，二十七日徐溥入阁；
十月初六罢吏部尚书李裕，初十任王恕为吏部尚书；
十一月初八罢右都御史刘敷，初十任马文升为左都御史；
十一月十八日罢尹直，，二十日刘健入阁。（《弘治帝》一书列出的详表）

可见，明孝宗之前的那么多不允，其实是在寻找合适人选，找到一个罢了那个人，擢升另外一个人。刘吉在这个时候一直上书（上书所言都切实孝宗心意），俨然有正义之举，所以使明孝宗在罢不罢黜刘吉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最后只有把刘吉擢升内阁首辅了。
再者，看《明孝宗实录·卷八十二》，史官对刘吉的评价是：“吉性渊毅，喜怒不形于色，遇事能断。”最后的离任纯属是太得罪言官了，以及他两面三刀的面目暴露出来，导致他在弘治五年致仕。
弘治朝的冗员行动其实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吏部尚书王恕和左都御史马文升将有更大的动作。

成化二十三年十月初十，在罢黜上任吏部尚书李裕后四天，明孝宗启用王恕为吏部尚书。
新上任的王恕果然不负众望，据《玉语从堂》的记载，王恕一上任后，就在自己的宅门上写上：“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为羞。今动曰贽仪，而不羞于人，我宁不自耻哉？”王恕贴出这一句话表明了他的惩治吏治的决心。

明朝建国伊始，设立的选官制度为“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史·选举志二》）。但到中期，随着各种的原因，出现了“传奉官”“纳资为官”等脱离选官制度的产物。孝宗刚一即位，大笔一挥，把两千多名传奉官清理一空，可是对这些纳资为官的官员未加以及时的清理。所以在王恕的《王端毅公奏议》这样记载：“自成化二十一年至弘治元年二月终止，吏典人等纳过粮草等项已到部者，共二千一百五十余名；生员纳过银米以入监者，共六千余名。”对于杜绝纳资为官的现象，王恕认为停止纳粟，为了避免有的地方来些天灾就请朝廷纳资为官，王恕奏议，必须要严禁，接着以后地方政府只能遵守祖制在农民里面选，不能够滥收，这样子百姓才能够安心。而对于这八千多人，孝宗并没有全部裁撤，而是将文理畅通和文理稍通、写字端楷、非请客者留下。其余的人让他们在学校读书，以备让他们提高素质，以后参加科举当官。这样子一来，成化年间通行的捐纳制度烟消云散。

当然，明初不只有科举当官，太祖用了一种选官制度，即保举制度，保举制度最兴盛的时候，是在洪熙、宣德、正统年间，但是，正如同魏朝废除察举制，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一样，这些制度都是用久了就会出现弊端，保举制也不例外。王恕认为保举制的弊端在于，这些人（想从保举制升上来的人）和妃子说是什么远房亲戚，不论熟悉不熟悉，一律选用，实在是有坏成法。王恕提出的解决办法分为两点：

第一点：一切要当官的人全部到吏部来考核，单单凭借一个人的推举，而不去考核他，实在有失公平；
第二点：这些人不能够向那些有权之人乞职，不允许上书给皇帝要职，这些人只能向吏部上书，等到考核这个人三年六年，人才的进退，官吏的升降都要由吏部考核出来的情况给予官职。违令的人（即被保举人），就由司法处理，不管有官无官，一律发配原籍为民。保举人一起治罪，如果吏部不追究你的责任，那么就等着言官的弹劾。
孝宗看了王恕的的奏议后，下旨说：“今后一应人员，不许营求内外权要冒滥升职，违了的治罪不饶。”（《王端毅公奏议》）

作为刚上任的吏部尚书，王恕一下子端掉了成化时期吏治的两大弊政：纳资为官、请托幸门，切掉这两科吏治毒瘤后，明孝宗与王恕开始要进一步提拔贤才。
对于选官之人，王恕曾经告诫孝宗说：“当如孟子所谓左右诸大夫、国人皆曰贤，见贤焉，然后用之，斯可矣。不当似晋文公独谋于勃提二用赵衰得人如衰之贤。柳宗元犹且讥之，况不如衰乎？”（《王端毅公奏议》）
王恕不但教明孝宗对选才要尊重大家的意见（这点有利有弊，就是在这点思想的指导下，苦了王越），而且他还教孝宗要认识到那些身居下位但是却有大才的人，原文摘录如下：“果有大才大智之士屈在位下，许在廷大臣及在外巡抚巡按等官从公指实具奏蔫举，从本部访察其人，果如所举，然后奏请量才任用。”（《王端毅公奏议》）
正是如此，在王恕掌管本部部院这五年间，选拔人才无数，《明史·王恕传》特地选了王恕推举的几个“大才”来夸赞，“恕扬历中外四十余年，刚正清严，始终一致。所引荐耿裕、彭韶、何乔新、周经、李敏、张悦、倪岳、刘大夏、戴珊、章懋等，皆一时名臣。他贤才久废草泽者，拔擢之恐后。弘治二十年间，众正盈朝，职业修理，号为极盛者，恕力也。”
讲完了王恕，现在来讲一下左都御史马文升。

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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