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树东

辽宋以后，坐墩和杌子仍然是宫廷常见的坐具。据《大金集礼》：“东宫视政，宰执坐具若亦用绣墩，恐与朝殿筵宴无别，拟止用杌子，宰相在上，执政次之，更合准备紫罗铺坐、紫罗杌衣。”[9]据此，金朝的宰执在朝殿筵宴上坐绣墩，在东宫坐杌子。明人王世贞著《弇山堂别集》卷11“赐坐”条记载：“洪武中大臣如魏国公（徐）达等不时赐宴预坐，及学士承旨宋濓等隅坐讲论。至仁宗亦然，正统以后废矣。虽孝宗之敬礼阁臣，世宗之宠眷张、夏，叩头长跪，不闻坐论也。嘉靖末，分宜赐坐一次，惟真人陶仲文召对坐无算。乃至陶南西向，上北东向，以陶坐绣墩，上亦坐墩，不设御坐。入则迎于廷，出则送至门，握手乃别。”[10]
中国古人的坐姿经历了由席地坐向垂足坐的转变，坐具的形制也相应地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受北来少数民族的影响，出现垂足坐的新习俗，开始出现高腿坐具。隋唐时期，席地起居方式逐渐被废弃，垂足坐和桌、椅类高腿家具日益流行。唐末五代的绘画和三彩瓷像中常见靠背椅、条形凳、方形凳、圆形凳、圆形坐墩、腰鼓形坐墩、鼓式墩等坐具。五代北宋以后，椅子、杌凳、坐墩等高腿坐具普及于宫廷、官府和民间[11]。关于坐墩的由来，人们常引用沈从文先生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的一段话：腰鼓形坐具本“是战国以来妇女为熏香取暖专用坐具……汉晋时通名熏笼……南北朝时转为佛教中特别受抬举的维摩居士坐具。受佛教莲台影响，作仰莲覆莲形状，才进展而成腰鼓式。唐代妇女坐具，亦因此多作腰鼓式，名叫‘筌台’或‘筌蹄’。宫廷用于年老大臣，上覆绣帕一方，改名绣墩。”[12] 据明人著《长物志》记载，当时人使用的坐墩，根据不同的季节采用不同的质地，“冬月用蒲草为之，高一尺二寸，四面编束细密坚实，内用木车作板，以柱托顶，外用锦饰。暑日可置藤墩。宫中有绣墩，形如小鼓，四角垂流苏者，亦精雅可用。”[13] 现传世的明代坐墩，用材有各种木制、蒲草编织、竹藤编制以及雕漆、彩漆描金，还有瓷质的。形制多为圆形，个别为方形[14]。

宋朝朝班的位置取决于散官、本官阶或职事官的高低、任职先后，谓之杂压。宋人《朝野类要》卷2“称谓”：“杂压，以官职混序进迁之列，以定品秩高下，序其列位。”[25]如《春明退朝录》有载：
二府旧以官相压。李文正自文明殿学士、工部尚书为参知政事，而宋惠安公乃自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迁刑部尚书，居其上。至祥符末，王沂公与张文间公同参知政事，王转给事中，张转工部侍郎，而班沂公下，意颇不悦。乃复还贰卿之命，止以旧官优加阶、邑。自后第以先后入为次序。[26]
辽朝的班位似也取此杂压之制。据辽兴宗时出使辽朝的宋人余靖在《契丹官仪》中记载，“契丹枢密使（“使”字或为衍文）带平章事者，在汉宰相之上，其不带使相及虽带使相而知枢密副使者，即在宰相下”；北、南二大王“坐在枢密下，带平章事之上”；乙室部大王“其坐在上将军之上”；诸宫使“在上将军之下、节度使之上”[27]。平章事、上将军为官阶，节度使有实职也有官阶，余则为实职。为便于排班，朝廷专门制订了有关的仪制，并绘制成《排班图》。辽官朝参起居、参与宴飨，以及日常公务往来、举行会议、会谈，其座次都是由班位决定的，坐墩的形制也相应有别。外交场合的座次争执，除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辽平章事萧素的例子外，又如《辽史》卷86《萧和尚传》记载：辽圣宗开泰中，萧和尚使宋贺正，预宴，班节度使下。争之，得位视执政。宋仁宗天圣年间，辽使萧蕴、杜防出使宋朝，贺宋仁宗生辰，萧蕴拿出“位图”，指着图对宋馆伴使程琳说：“中国使者至北朝坐殿上，位高；今北朝使者至中国，位下。请升之。” [28]
《辽史·礼志》所载诸朝仪中，提到引导应坐臣僚上殿时，一般不见矮墩官；而提及引导矮墩官以上上殿时，也不再提应坐臣僚上殿。据此推测，矮墩以上官即正殿应坐臣僚，包括高墩官和矮墩官；高墩官位在矮墩官之上[29]。《国语解》称辽朝《排班图》有高墩、矮墩、方墩官，就是按官位由高到低依次排列的。《国语解》据《排班图》，谓“自大丞相至阿札割只，皆墩官也”。大丞相，辽朝绝少除授，圣宗朝权臣韩德让（耶律隆运）得拜，总领二枢密院事，位亲王上[30]。阿札割只，所掌不详，或为方墩官。辽朝特重使相，据前揭《续资治通鉴长编》辽臣萧素使宋条，使相与群官相见有南面庙坐之特权，使相以下官员“乃序官坐”。按北宋前期官制，使相为文官本官阶之首。辽制或同。《契丹官仪》谓北枢密院长贰官带使相者，位在南面宰相之上，否则位其下。使相自然是辽朝墩官之显赫者[31]。《乘轺录》所记中京武功殿朝仪，坐在辽圣宗两侧的八人，有大丞相、亲王、外戚北府宰相、典领皇族的惕隐兼知政事令（南面宰相）、南面宰执参知政事等，也是墩官之显要者[32]。宠遇的墩官甚至可以与皇帝比邻而坐。辽道宗大康二年（1076）秋，道宗宴从官于秋山，酒酣，命臣僚赋诗，诏北府宰相张孝杰坐御塌旁[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