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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中国迎来新的纪元。怀想一下，那时大部分的中国人大概都在梦想着新世界的尽快建立吧！战争留下的残址伤痕，先放在一边吧，如何建立一个新世界才是当务之急。
费穆先生在1948年拍摄《小城之春》确实是不合适宜的举动。这样一部私人性的以感伤作为主基调的电影是不会讨观众的欢心的，他们需要的是借助影像上呈现的对抗战的描绘来流泪思忆，或听一些振奋人心的口号。毕竟战争虽已结束，生活却仍不知如何起步！口号虽空洞，却无疑能抚平精神的失落和创伤！
中国电影百年之时，研究中国电影史的专家和各路影评人都在说着这部电影的经典。看别人听别人说得多了，留给自己思考的空间就少了。人在今天这个时代不受传媒影响是不可能的，唯一解决的可能是目光尽量内向，直接将其对准电影和自己的心灵本身吧！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马致远《天净沙》
《小城之春》首先是感伤的，有一丝虚无存在的。玉纹的独白贯穿整部影片，从她的语气和神态里，可听出感觉出她无可奈何的压抑。伤春的女人每日徘徊于古旧城墙和断瓦颓垣之间，日子一日日地来，又一日日地去。她每日所做的无非早晨出门买菜、给丈夫抓药，在城头踱步好大一会后伤神地复回到家中，将药丢给丈夫时与他对话不过三两句。剩下大半时日，是坐在妹妹房间绣花独自喟叹，因为她觉得在这城里，除了早晨出门徘徊的城墙头之外，这间房是唯剩的有生气的地方。
人是无力的人，是活在生死之界的人。玉纹想死却没勇气，只是麻木地行使着作为妻子的职责；丈夫戴礼言想活却没勇气，在心中对玉纹有无限愧疚。他们似乎都在等待着什么的到来。
章志忱的到来打破了死气沉沉的一切。他是礼言昔日好友，却也是玉纹的旧时情人。他是年轻健康有朝气的，与戴礼言死气的阴郁形成对比，又恰是玉纹内心的渴望和呼唤。于是这家热闹了，这小城似乎也热闹了，小妹戴秀本就是小城的异类，她活泼积极，见到多年不见如今一表人才浑身有一股劲的章大哥，自然又有新的活力出现。
但温情的感伤还是藏在阳光之下。玉纹和志忱旧情复发，两人欲言又止欲动又止，所考虑顾忌的无非是道德礼教。正在迈出的步子突然止住了，道德伦理在考验着每一个人，志忱不忍看到昔日好友心病加重，玉纹亦不忍丈夫再饱受身心折磨。“发乎情而止于礼”，这是古典中国人做人行事的准则——新的时代虽即将来临，他们却仍是控制住了那欲望。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先生的《天净沙》让人遐想无限感伤无限。在这部电影里，枯藤老树换成了断墙枯草，然而人在夕阳西下时，却仍是断肠的。章志忱想着再给自己再给玉纹一次机会，玉纹也想着给自己一次机会，而戴礼言，也在言语上表示希望妻子玉纹能跟章志忱走去收获快乐。但最终三人之间仍是平衡的关系，尽管这平衡是跌荡之后形成的新的平衡。因为他们都明白，如果真的将平衡打破，结果是不可设想的。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甫《春望》
这是小环境下的私人情感纠葛。然而大的背景何尝不是如此呢？一身长袍马褂传统造型生有一身病的丈夫戴礼言是否暗喻多灾多难的祖国？西装革履健康年轻的旧情人章志忱是否是五四运动提倡的外来新文化新思潮的隐喻？玉纹，是否正是费穆先生或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化身？他们如玉纹一样，终日徘徊在旧与新、道德与情欲、死气沉沉与活力生命之间作艰难的心灵挣扎。只是国家危亡使民族主义成为主流，他们在五四时与新文化结下的旧情缘遂成过眼云烟。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杜甫大概没想到在他死后的一千多年里，会有个叫费穆的人用摄像机将他的哀思扑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知识分子呢？破败的院落和城墙不免让人联想到破败的国家，这是一点也不牵强的大的寓言。然而知识分子总要如玉纹般有个选择——是与旧日情人章志忱出走，还是留下来继续陪伴病在床榻上的丈夫戴礼言？1948年的女人玉纹，为那个大时代作了最好的寓言似的注脚。
电影虽然伤感，却不得不说费穆先生投下的笔触仍是温婉的。他不忍心让玉纹无情抛下戴礼言。让人感动的场景，不是玉纹与章志忱无法抑制自己旧情复发的时刻，而是戴礼言自绝时玉纹与他面对的刹那。费穆先生割舍不下这段旧姻缘，是否暗示中国知识分子经历过五四时代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评后，心态已回复到平和与温情的状态？
但那也如电影的结尾一样，终只是跌荡之后形成的新平衡。后续的历史迎来的是政治化的革命式的中国，费穆先生1949年去过香港之后曾设想着能再回大陆，但最终死了心。是怎样的事件让他处在这样的尴尬境况中？一个曾以寓言形式拍摄了《狼山喋血记》以表达抗日意志和爱国精神的人，一个在抗战爆发后拍摄了《北战场精忠录》的人，一个用借古喻今的手法拍摄了颂扬浩然正气的《孔夫子》的人，一个在“孤岛”沦陷后拒绝与敌合作的人，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竟使他要面对如此艰难的抉择？想想，在泛商业化的香港，他这样文艺化的人能做些什么呢？
费穆先生定在跌荡之后形成的平衡中憧憬过未来，也想过对自己的身份好好进行一番验证，然后一切都没有结果。1951年，他还未执导完毕《江湖儿女》就驾鹤西去。
1948年那个春天已经过去很久了，在那以后，时代并没有如玉纹最后动情地忏悔温情地回到礼言的身边一样选择温和的道路。落花总有意流水却总无情，然而不管怎样，在1948年中国能出现这样一部电影，能有这样一个春天，总是一件好事情。我们应永远铭记，中国的银幕上曾有过这样一个关于春天的故事！
2014年01月10日 05点01分